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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大学都是学文科出生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难？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起点却大致相似，但为什么到今天文科产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问题从具体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点长。
“你是说起点分别是哲学和数学吧？”我得一条一条理清她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哲学和数学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布尔代数又叫逻辑代数，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代数是数学，逻辑属于哲学，这两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学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试验，充满了哲学思维的方式。近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不是从观察而来，是从思考和演算而来，这是数学和哲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对不对？”
“你说的是多是国外的，你能认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他两者兼有吧。孔子在对易经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释了许多数学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学和数学的结合。如果阴阳是哲学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逻辑方式，河图洛书就是数学规律。这是数学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表现。”我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补充了她的观点。
“但是，从现代的人文科学来看，虽然经济学中也运用数学规律，社会学中也运用统计概率，但自然科学的影子却越来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学的离医学越来越远，你看看现在心理学的奠基作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个病人，一个也没治好，还出了这么一本书，还建立了这么一个学问，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说了，但光看书的本身，却越来越像玄学，离清晰逻辑的表达越来越远了。”她所说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看这本书时，对其概念与意象的纠缠，确实不好理解，我当时以为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门学科就是这样，概念界限不清，逻辑交叉频繁。
“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我认为主要是探讨事物的规定性，而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我认为主要探讨事物的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它们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试图从这方面来解释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门学问的价值总得有个终极目标吧？”她自言自语到：“或许，社会科学研究善、艺术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学研究真吧，但这三者应该统一吗？”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假装正经地说到。
“少油嘴滑舌，快讲！”她笑了起来。
“所谓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谓求美是研究为什么，所谓求善是研究怎么办，这不就结了？”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比喻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比喻粗糙，但可以讨论。”她点评到：“但这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是想知道的，为什么人文科学到了今天，变得越来越缺乏指导性了呢？你说，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甚至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但人文科学到了今天，我不是说艺术的，那是关于美的学问，我是说社会学、政治学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不能与自然科学比肩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成果很多经不起检验，所以人们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
如何才能真知呢？董先生已经作古，朱先生已经回乡，我再找哪个高人指点呢？
小池看到我的沉默，开始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太大，我只是提醒你，不要空想易经，估计你还没找到正确的学术入口，虽然已经有些成果，但要发展，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一开始说那个论点，就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从班长的批评到她的提醒，我觉得，最关心我的思想的人，非他俩莫属。
她笑到：“最开始我以为你所谓的周易是一种迷信，后来了解了，才知道是个大学问，虽然我不想学它，但对你对它的学习，是敬佩的。我不认为你是在迷信，但迷信它的人有很多，搞出许多可笑的事情来。”
她一说，我想起一个事，这是班长告诉我的。
“那次工地开工，冯总、金总都去了，开工有个奠基仪式，市里区里有领导来，奠基仪式完了后，冯总送领导们离开，班长和金总在场，施工队又自已搞了个仪式。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个神汉，装着古怪的服装，拿个桃木剑，祭台上放了猪头食品水果之类，红烛黄纸在烧，符纸木剑在画，咒语祝词在念，手舞足蹈、偏偏倒倒，作起法来。班长不信这个，刚要准备制止，但被金总拉住了，金总告诉班长，每个施工队伍都有自己的规矩，不要破坏他们的仪式，至少是个心理安慰。班长对我说，一大堆开机械的技术工、好些个看图纸的技术员，按理他们都接受过科学培训，怎么还对这些事如此热衷，可见，迷信，太深入人心了。”
“我问班长，难道你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他回答说他见得多了。当年武警执行枪毙死刑犯的任务，班长参加过多次，有几次有施工方找法院协商，把刑场设在他们施工的地方，班长就参加过在火电厂冷却塔施工地枪毙行刑的，还有在钢厂大烟卤施工地行刑的，说是用人血镇邪，可保施工平安。我说，我... -->>
“我们在大学都是学文科出生的，你有没有这个感觉：由理入文易、由文入理难？但是，这两门学科的起点却大致相似，但为什么到今天文科产生了巨大的衰退呢？”她的问题从具体直接跳到了抽象，反射弧有点长。
“你是说起点分别是哲学和数学吧？”我得一条一条理清她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哲学和数学在早期是相通的。比如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数学家，笛卡尔就是这样的人。布尔代数又叫逻辑代数，是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基石。代数是数学，逻辑属于哲学，这两者密不可分。早期的物理学家，如伽利洛做了大量的思想试验，充满了哲学思维的方式。近代如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不是从观察而来，是从思考和演算而来，这是数学和哲学高度结合的产物。对不对？”
“你说的是多是国外的，你能认为墨子究竟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他两者兼有吧。孔子在对易经的研究中，也大量解释了许多数学模型。那么，周易，是典型的哲学和数学的结合。如果阴阳是哲学理念，那么五行就是逻辑方式，河图洛书就是数学规律。这是数学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表现。”我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补充了她的观点。
“但是，从现代的人文科学来看，虽然经济学中也运用数学规律，社会学中也运用统计概率，但自然科学的影子却越来越弱了。比如，研究心理学的离医学越来越远，你看看现在心理学的奠基作品《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治了四个病人，一个也没治好，还出了这么一本书，还建立了这么一个学问，可信度有多高我不说了，但光看书的本身，却越来越像玄学，离清晰逻辑的表达越来越远了。”她所说的，我也有这方面的感受，在看这本书时，对其概念与意象的纠缠，确实不好理解，我当时以为主要是翻译的原因，后来，才知道，这门学科就是这样，概念界限不清，逻辑交叉频繁。
“理科或者说自然科学，我认为主要是探讨事物的规定性，而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我认为主要探讨事物的可能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它们研究的方向、目的及方法的差距吧？”我试图从这方面来解释分化的原因。
“但是，一门学问的价值总得有个终极目标吧？”她自言自语到：“或许，社会科学研究善、艺术文化研究美、自然科学研究真吧，但这三者应该统一吗？”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我假装正经地说到。
“少油嘴滑舌，快讲！”她笑了起来。
“所谓求真即研究是什么，所谓求美是研究为什么，所谓求善是研究怎么办，这不就结了？”我觉得这种最简单的比喻估计可以解决问题。
“比喻粗糙，但可以讨论。”她点评到：“但这不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我是想知道的，为什么人文科学到了今天，变得越来越缺乏指导性了呢？你说，自然科学的各种成果，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理论视野，甚至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但人文科学到了今天，我不是说艺术的，那是关于美的学问，我是说社会学、政治学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不能与自然科学比肩了，为什么，因为它们的成果很多经不起检验，所以人们自然置疑它的含金量。”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作，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作，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作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是两个境界。我处于“知易行难”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的阶段了，这就是民间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道理。
如何才能真知呢？董先生已经作古，朱先生已经回乡，我再找哪个高人指点呢？
小池看到我的沉默，开始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太大，我只是提醒你，不要空想易经，估计你还没找到正确的学术入口，虽然已经有些成果，但要发展，困难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
我点点头，我知道，她一开始说那个论点，就知道她是冲着我来的。从班长的批评到她的提醒，我觉得，最关心我的思想的人，非他俩莫属。
她笑到：“最开始我以为你所谓的周易是一种迷信，后来了解了，才知道是个大学问，虽然我不想学它，但对你对它的学习，是敬佩的。我不认为你是在迷信，但迷信它的人有很多，搞出许多可笑的事情来。”
她一说，我想起一个事，这是班长告诉我的。
“那次工地开工，冯总、金总都去了，开工有个奠基仪式，市里区里有领导来，奠基仪式完了后，冯总送领导们离开，班长和金总在场，施工队又自已搞了个仪式。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请来了个神汉，装着古怪的服装，拿个桃木剑，祭台上放了猪头食品水果之类，红烛黄纸在烧，符纸木剑在画，咒语祝词在念，手舞足蹈、偏偏倒倒，作起法来。班长不信这个，刚要准备制止，但被金总拉住了，金总告诉班长，每个施工队伍都有自己的规矩，不要破坏他们的仪式，至少是个心理安慰。班长对我说，一大堆开机械的技术工、好些个看图纸的技术员，按理他们都接受过科学培训，怎么还对这些事如此热衷，可见，迷信，太深入人心了。”
“我问班长，难道你是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他回答说他见得多了。当年武警执行枪毙死刑犯的任务，班长参加过多次，有几次有施工方找法院协商，把刑场设在他们施工的地方，班长就参加过在火电厂冷却塔施工地枪毙行刑的，还有在钢厂大烟卤施工地行刑的，说是用人血镇邪，可保施工平安。我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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