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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六章“约会”电影院（九）
对于一个城市里长大的来自10年代的中国90后来说，教育改革是伴随成长的事情。
减负……素质教育……私立教育……教育产业化……很多宣扬过，在宣扬或者执行中扭曲化的名词和方针，一旦打开回忆的闸门，许多不太好的片段不免涌了出来。
这让毕文谦本有些调侃的表情渐渐变成了咬紧牙关。但真正开口时，则是另一番话了。
“早在60年代，我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针对教育问题开过座谈会。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成绩评定用的是五分制。一方面，领导人们，觉得当时的学制时间太长，认为应该缩短大学之前的学习时间，并且让不同专业的大学学制多样化。同时，还允许高水平的学生跳班。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学生的负担很重，课太多，课后作业更是太多，导致学生根本没有课余时间，甚至拿孔子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来对比，觉得课程应该砍一半。学习负担太重的结果就是近视眼儿越来越多，很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参与到我们这动画片创作组的陆副主席，当年也参与了座谈会，他说全国的教育厅也针对这些问题开过会，流传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套，孔子一套，杜威一套，凯洛夫一套。究竟哪一套更正确，或者说应该选择哪一套，没有讨论出结果。但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路线不错，方法不对，认为当时的考试办法是摧残人的办法。”
“在那场会上，陆副主席还提过，当时的中小学的办学目标是升学，并且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劳动。与此同时，冀省因为发大水把学校的房子弄塌了，当地教育厅没办法，只能临时办简易学校，结果，上学的学生反而多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教育正规化之后，在当时对普通家庭来说太贵，而且出路是问题。以当时粤省的情况为例，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单是国家就得一年花120元，而如果是农业中学，国家一年只需要花6元，并且，农业中学的毕业生很容易就业，普通中学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业就是个麻烦了。”毕文谦似乎回味儿了一下陆副主席在那三进的四合院里每每旁敲侧击地和自己问东问西的模样，“……针对这个问题，太祖当时提出，要把唱戏的写诗的，都从城市轰到工厂和农村去，让他们接地气，不去不开饭。还拿了李时珍、祖冲之等等许多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人做例子。”
看着黎华略发愣的表情，毕文谦轻轻踢了踢她的脚尖儿，无声笑笑。
“毫无疑问，6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国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许多具体的问题，都没有太多参考的价值。不过，就高屋建瓴的一些认识来说，对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培养兴趣，独立辨思，因材施教，实践与学习相结合——这是前人们已经讨论过的答案了。他们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尝试。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离这样的描述，仍然太过遥远。黎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设了问，毕文谦却没有真打算由黎华来回答，他径直自个儿说了下去：“答案其实也很明显，我刚才就已经说了——教的政策能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关键在于是否和考的政策匹配。而这个考，不仅是针对学生的考，同时也包括了对教师的考。一方面，以高考为代表的选拔性考试，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均教育资源非常不足的现状：培养兴趣？这是好事儿，可谁来培养？如果说人看到天上的星星就会对星空产生兴趣，那么如果要对天文学产生兴趣，望远镜总得有一个吧？中国现在有财力让每个孩子有一个望远镜吗？显然不可能。而具体到课堂上，中学的化学课程，同样的考纲，同样的知识点，城市里顶尖的学校有办法搞到设备的药品让每个学生亲自操作，情况差一点儿的地方也可以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而那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呢？根本搞不到那些实物，教师只能照本宣科。那样的教学，有多少学生会对化学产生兴趣？人类社会中的行业有很多，将来更是会越来越细化。一个孩子会对哪方面最有兴趣，最有天赋，如果不能每一样都尝试一下，那就只能凭运气了。让每个孩子对每个方向进行尝试，这将产生的需求，仅仅是物质需求就会让人绝望。独立辨思？这同样是好事儿。特别是科学研究，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更容易出跨越性的成果。可独立和辨思，不是无根之萍，如果连一个具体的起点都没有，怎么辨，怎么思？对于小孩子来说，抽象的事物比具体的事情更难理解，更甭说辨思了。而展示具体的事物，是需要物质支持的——这又是一个财政问题。因材施教，那当然更是好事儿了！孔子能在2000多年前提出来，简直是跨越时代的成就！但如果认真看看数据，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教了一辈子，成才率也才百分之二、三。我们可以说这个成才的标准太高，也可以说一个人的精力教三千人本来就不现实。但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因材施教的方针，对教师的水平和数量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中国现在有足够多足够好的老师吗？显然没有。而说到实践与学习相结合，呵呵，别的行业且不说，单单是现在的国企，里面本来就已经人浮于事了，现在让学生到哪儿去实践？”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家一直以来的教育目标，作为远期目标，是正确的；但在现阶段，根本不具备直接的可操作性。”
听完毕文谦分析的结果，黎华不但没有气馁，反而兴趣更浓了。见他又喝了一口水，她主动踢踢他的脚尖儿：“那么，你打算怎么在京城试点改革呢？”
感受着鞋尖儿传来的力道，毕文谦叹了一口气：“就像我说的附加题的形式，其实，去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上面，就有，只不过，条例里只是一个很小的补充部分，我把它大大地扩展了。而对于教学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差不多。”
“无论是学生的培养，还是教师的培养，从量变产生质变，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政策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像我提的，第一代领导人们，对限制在教室里的超负荷学习，以及以学分的目标的考试机制深恶痛绝。但现实是，选拔考试是必然存在的，分数的排比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拔办法。而教的政策只能和考的政策一致，不然只会事倍功半，甚至被基层阳奉阴违。所以，想要改变超负荷学习的恶性状态，直接降低学生课程负担，是很愚蠢的做法。”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既然考试让学生都追求高分，而这个考试政策是不得不遵循的。那我们就让学生追求高分好了——注意，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水平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只有100分——如果我们打破这个不科学的情况，让有可能得满分的人始终只是少数，少到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多数普通学生来说，擅长的科目往往有且只有一部分。如果花相同的时间，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获得的分数，远远高于把时间花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目的收益，那么，越是追求分数的学生，越会把时间花在擅长的科目上。而擅长，往往意味着成就感，有成就感，就更容易形成兴趣，有兴趣，就容易自发自主... -->>
第四百四十六章“约会”电影院（九）
对于一个城市里长大的来自10年代的中国90后来说，教育改革是伴随成长的事情。
减负……素质教育……私立教育……教育产业化……很多宣扬过，在宣扬或者执行中扭曲化的名词和方针，一旦打开回忆的闸门，许多不太好的片段不免涌了出来。
这让毕文谦本有些调侃的表情渐渐变成了咬紧牙关。但真正开口时，则是另一番话了。
“早在60年代，我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针对教育问题开过座谈会。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成绩评定用的是五分制。一方面，领导人们，觉得当时的学制时间太长，认为应该缩短大学之前的学习时间，并且让不同专业的大学学制多样化。同时，还允许高水平的学生跳班。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学生的负担很重，课太多，课后作业更是太多，导致学生根本没有课余时间，甚至拿孔子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来对比，觉得课程应该砍一半。学习负担太重的结果就是近视眼儿越来越多，很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参与到我们这动画片创作组的陆副主席，当年也参与了座谈会，他说全国的教育厅也针对这些问题开过会，流传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套，孔子一套，杜威一套，凯洛夫一套。究竟哪一套更正确，或者说应该选择哪一套，没有讨论出结果。但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路线不错，方法不对，认为当时的考试办法是摧残人的办法。”
“在那场会上，陆副主席还提过，当时的中小学的办学目标是升学，并且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劳动。与此同时，冀省因为发大水把学校的房子弄塌了，当地教育厅没办法，只能临时办简易学校，结果，上学的学生反而多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教育正规化之后，在当时对普通家庭来说太贵，而且出路是问题。以当时粤省的情况为例，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单是国家就得一年花120元，而如果是农业中学，国家一年只需要花6元，并且，农业中学的毕业生很容易就业，普通中学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业就是个麻烦了。”毕文谦似乎回味儿了一下陆副主席在那三进的四合院里每每旁敲侧击地和自己问东问西的模样，“……针对这个问题，太祖当时提出，要把唱戏的写诗的，都从城市轰到工厂和农村去，让他们接地气，不去不开饭。还拿了李时珍、祖冲之等等许多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人做例子。”
看着黎华略发愣的表情，毕文谦轻轻踢了踢她的脚尖儿，无声笑笑。
“毫无疑问，6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国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许多具体的问题，都没有太多参考的价值。不过，就高屋建瓴的一些认识来说，对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培养兴趣，独立辨思，因材施教，实践与学习相结合——这是前人们已经讨论过的答案了。他们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尝试。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离这样的描述，仍然太过遥远。黎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设了问，毕文谦却没有真打算由黎华来回答，他径直自个儿说了下去：“答案其实也很明显，我刚才就已经说了——教的政策能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关键在于是否和考的政策匹配。而这个考，不仅是针对学生的考，同时也包括了对教师的考。一方面，以高考为代表的选拔性考试，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均教育资源非常不足的现状：培养兴趣？这是好事儿，可谁来培养？如果说人看到天上的星星就会对星空产生兴趣，那么如果要对天文学产生兴趣，望远镜总得有一个吧？中国现在有财力让每个孩子有一个望远镜吗？显然不可能。而具体到课堂上，中学的化学课程，同样的考纲，同样的知识点，城市里顶尖的学校有办法搞到设备的药品让每个学生亲自操作，情况差一点儿的地方也可以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而那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呢？根本搞不到那些实物，教师只能照本宣科。那样的教学，有多少学生会对化学产生兴趣？人类社会中的行业有很多，将来更是会越来越细化。一个孩子会对哪方面最有兴趣，最有天赋，如果不能每一样都尝试一下，那就只能凭运气了。让每个孩子对每个方向进行尝试，这将产生的需求，仅仅是物质需求就会让人绝望。独立辨思？这同样是好事儿。特别是科学研究，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更容易出跨越性的成果。可独立和辨思，不是无根之萍，如果连一个具体的起点都没有，怎么辨，怎么思？对于小孩子来说，抽象的事物比具体的事情更难理解，更甭说辨思了。而展示具体的事物，是需要物质支持的——这又是一个财政问题。因材施教，那当然更是好事儿了！孔子能在2000多年前提出来，简直是跨越时代的成就！但如果认真看看数据，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教了一辈子，成才率也才百分之二、三。我们可以说这个成才的标准太高，也可以说一个人的精力教三千人本来就不现实。但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因材施教的方针，对教师的水平和数量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中国现在有足够多足够好的老师吗？显然没有。而说到实践与学习相结合，呵呵，别的行业且不说，单单是现在的国企，里面本来就已经人浮于事了，现在让学生到哪儿去实践？”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家一直以来的教育目标，作为远期目标，是正确的；但在现阶段，根本不具备直接的可操作性。”
听完毕文谦分析的结果，黎华不但没有气馁，反而兴趣更浓了。见他又喝了一口水，她主动踢踢他的脚尖儿：“那么，你打算怎么在京城试点改革呢？”
感受着鞋尖儿传来的力道，毕文谦叹了一口气：“就像我说的附加题的形式，其实，去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上面，就有，只不过，条例里只是一个很小的补充部分，我把它大大地扩展了。而对于教学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差不多。”
“无论是学生的培养，还是教师的培养，从量变产生质变，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政策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像我提的，第一代领导人们，对限制在教室里的超负荷学习，以及以学分的目标的考试机制深恶痛绝。但现实是，选拔考试是必然存在的，分数的排比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拔办法。而教的政策只能和考的政策一致，不然只会事倍功半，甚至被基层阳奉阴违。所以，想要改变超负荷学习的恶性状态，直接降低学生课程负担，是很愚蠢的做法。”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既然考试让学生都追求高分，而这个考试政策是不得不遵循的。那我们就让学生追求高分好了——注意，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水平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只有100分——如果我们打破这个不科学的情况，让有可能得满分的人始终只是少数，少到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多数普通学生来说，擅长的科目往往有且只有一部分。如果花相同的时间，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获得的分数，远远高于把时间花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目的收益，那么，越是追求分数的学生，越会把时间花在擅长的科目上。而擅长，往往意味着成就感，有成就感，就更容易形成兴趣，有兴趣，就容易自发自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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