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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3788b6095bd48f5abbbb7e4a3186f0c_5">第一节 精神的自我超越</h3>
<span class="bold">一、普遍帝国与特殊认同的矛盾
大唐是个普遍帝国,对多种异质性要素的兼容使帝国理念变得抽象,以致普遍帝国本身丧失了属民的认同,也丧失了其担纲者,终致帝国瓦解。
这是各种普遍帝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理念只有变得抽象,才能容纳各种彼此异质的特殊性的共存;抽象性会带来普遍的治理框架,却不一定总能带来认同感,帝国内部的各种特殊性有时会带来更强的认同感,这种情况下,普遍帝国便会陷入无人肯为其负责的困境。在帝国的扩张期,帝国内部各种特殊群体都会分享到帝国带来的红利,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扩张而获得消化,帝国的共同利益感会超过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从而上升为帝国的共同命运感,带来认同;但是一旦帝国扩张结束,分配不均的问题只能通过帝国内部的自我调整来解决,各特殊群体(可能会有信仰群体、种族群体、地域群体、阶级群体等各种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便会开始超过帝国的共同命运感,以便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为本群体争得更大的份额,帝国则在此“上下交征利”的狂欢中逐渐走向解体。各个伟大的帝国,皆走过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它只有成为普遍帝国,才配得上其所承载的普遍理想,才配得上伟大的称号;但普遍帝国的成功打造,就意味着其开始踏上帝国的瓦解之途。
这样一种命运循环是否有可能获得突破?还是人类只能在此循环中经受无尽的兴衰而无法获得真正的进步?获得突破的途径,很可能就在于,能够形成基础认同的特殊群体的边界不断缩小,最终缩小到仅略大于自然形成的初级群体<span class="mark" title="初级群体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来的,是指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特征的群体,如家庭、邻里、小的自治共同体等等。这些群体是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们为了特定目的建立的;之所以是初级的,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指它们对于个人的社会性和个人理想的形成是最为基本的。相对于初级群体的,是次级群体,这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次级群体规模比初级群体要大,成员较多,有些成员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个人接触,群体内人们的联系往往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建立;次级群体既是个人步入社会所必须加入的群体,也是个人社会活动领域拓展和活动能力增强的标志。">,诸如乡镇、部落、自治城市等。如此之小的特殊群体,意味着它在一个复杂社会当中必须与他者妥协共存,而无法以损害他者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将特殊群体的认同还原为一种纯粹的道德选择,而不会被发展为一种政治决断,超越于各种特殊性之上的普遍帝国才可能突破那种命运循环。
这样一种认同边界缩小的历史过程,却不会是通过自主的理性选择实现的,而很可能是通过一种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来实现。在普遍帝国变得日益抽象,不再带来认同之际,各种群体的特殊认同会开始强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普遍帝国内部的主体族群。一般的非主体族群,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可能是简单地回复到其旧的认同理念;而对主体族群来说,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却并不意味着对于其旧有认同理念的简单回归,因为普遍帝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该群体的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往往意味着自我反思,意味着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当然,非主体族群也可能会走上这一过程,但通常会晚于主体族群。这种自我反思与超越,会使旧有的特殊认同理念本身也开始走上抽象化之途,使得基础认同的边界向下沉降,沉降至其内部更小的特殊群体;反过来,这种自我反思与超越,却让大的特殊群体本身获得更大格局,从而,该群体及其理念也获得能力,以参与到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新普遍帝国当中去。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精神的反思与超越、政治认同的沉降与上升的过程,在历史当中反复不断地出现,而政治的意涵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化。
所以,普遍帝国瓦解之后,便是普遍理想自我内敛化于特殊群体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其自我反思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将理想重新外化为一个特殊国家,但终会将其引向更加伟大的普遍帝国。
<span class="bold">二、儒学的新谱系与自我超越
大唐帝国走向瓦解之后,儒家的内敛化与自我反思,起于韩愈。昌黎先生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试图重建道统,以构成帝国必需的精神凝聚要素;道统被他直接回溯到先秦,汉儒的道统则被略去,盖因其在唐代已不济事,以致帝国竟欲到佛老之中去寻找精神基础。为此,昌黎先生尤需排佛。他在《论佛骨表》中复言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样一种弃绝伦常的信仰体系,将败坏天下。然则如何方为正途?昌黎先生认为,佛老之学谈“治心”,其目标却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原道》);此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中也谈所谓“治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其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统因此而获得了经典的依据,从佛老亦所推重的心性修炼出发,终结于儒家所追求的普遍秩序。这种进思路径大异于遵奉荀子,强调“礼法”秩序的汉儒,而遵奉孟子的“心性”之学,认为普遍秩序首先是心性的外化。
如此一来,便可看到,昌黎先生极力排佛,但其思考实际上恰是要回应佛教所提出的问题。佛老之学此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士人反思的问题框架,于是,即便是排斥佛老之学说,也已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融进了佛老的话语,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为超越儒释道的精神打开了大门。<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的思考受到禅宗相当大的影响,“退之(按:即韩愈)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参见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1页。"> 然则,另一角度看,这样一种反思努力的起点,却必须是将佛教排斥为他者,重建特殊认同以便形成新的精神凝聚核,事方可为;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普遍帝国的抛弃,否则认同复将流散。所以精神实现再次超越的前提却是先要努力转为内向,其现... -->>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3788b6095bd48f5abbbb7e4a3186f0c_5">第一节 精神的自我超越</h3>
<span class="bold">一、普遍帝国与特殊认同的矛盾
大唐是个普遍帝国,对多种异质性要素的兼容使帝国理念变得抽象,以致普遍帝国本身丧失了属民的认同,也丧失了其担纲者,终致帝国瓦解。
这是各种普遍帝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理念只有变得抽象,才能容纳各种彼此异质的特殊性的共存;抽象性会带来普遍的治理框架,却不一定总能带来认同感,帝国内部的各种特殊性有时会带来更强的认同感,这种情况下,普遍帝国便会陷入无人肯为其负责的困境。在帝国的扩张期,帝国内部各种特殊群体都会分享到帝国带来的红利,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扩张而获得消化,帝国的共同利益感会超过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从而上升为帝国的共同命运感,带来认同;但是一旦帝国扩张结束,分配不均的问题只能通过帝国内部的自我调整来解决,各特殊群体(可能会有信仰群体、种族群体、地域群体、阶级群体等各种特殊群体)的认同需求便会开始超过帝国的共同命运感,以便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为本群体争得更大的份额,帝国则在此“上下交征利”的狂欢中逐渐走向解体。各个伟大的帝国,皆走过这样一种命运循环——它只有成为普遍帝国,才配得上其所承载的普遍理想,才配得上伟大的称号;但普遍帝国的成功打造,就意味着其开始踏上帝国的瓦解之途。
这样一种命运循环是否有可能获得突破?还是人类只能在此循环中经受无尽的兴衰而无法获得真正的进步?获得突破的途径,很可能就在于,能够形成基础认同的特殊群体的边界不断缩小,最终缩小到仅略大于自然形成的初级群体<span class="mark" title="初级群体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来的,是指具有亲密的、面对面交往与合作特征的群体,如家庭、邻里、小的自治共同体等等。这些群体是自然形成的,而非人们为了特定目的建立的;之所以是初级的,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指它们对于个人的社会性和个人理想的形成是最为基本的。相对于初级群体的,是次级群体,这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次级群体规模比初级群体要大,成员较多,有些成员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个人接触,群体内人们的联系往往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建立;次级群体既是个人步入社会所必须加入的群体,也是个人社会活动领域拓展和活动能力增强的标志。">,诸如乡镇、部落、自治城市等。如此之小的特殊群体,意味着它在一个复杂社会当中必须与他者妥协共存,而无法以损害他者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将特殊群体的认同还原为一种纯粹的道德选择,而不会被发展为一种政治决断,超越于各种特殊性之上的普遍帝国才可能突破那种命运循环。
这样一种认同边界缩小的历史过程,却不会是通过自主的理性选择实现的,而很可能是通过一种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来实现。在普遍帝国变得日益抽象,不再带来认同之际,各种群体的特殊认同会开始强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普遍帝国内部的主体族群。一般的非主体族群,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可能是简单地回复到其旧的认同理念;而对主体族群来说,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却并不意味着对于其旧有认同理念的简单回归,因为普遍帝国的历史已经成为该群体的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特殊认同的强化,往往意味着自我反思,意味着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当然,非主体族群也可能会走上这一过程,但通常会晚于主体族群。这种自我反思与超越,会使旧有的特殊认同理念本身也开始走上抽象化之途,使得基础认同的边界向下沉降,沉降至其内部更小的特殊群体;反过来,这种自我反思与超越,却让大的特殊群体本身获得更大格局,从而,该群体及其理念也获得能力,以参与到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新普遍帝国当中去。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精神的反思与超越、政治认同的沉降与上升的过程,在历史当中反复不断地出现,而政治的意涵也在此过程中发生变化。
所以,普遍帝国瓦解之后,便是普遍理想自我内敛化于特殊群体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其自我反思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将理想重新外化为一个特殊国家,但终会将其引向更加伟大的普遍帝国。
<span class="bold">二、儒学的新谱系与自我超越
大唐帝国走向瓦解之后,儒家的内敛化与自我反思,起于韩愈。昌黎先生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试图重建道统,以构成帝国必需的精神凝聚要素;道统被他直接回溯到先秦,汉儒的道统则被略去,盖因其在唐代已不济事,以致帝国竟欲到佛老之中去寻找精神基础。为此,昌黎先生尤需排佛。他在《论佛骨表》中复言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样一种弃绝伦常的信仰体系,将败坏天下。然则如何方为正途?昌黎先生认为,佛老之学谈“治心”,其目标却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原道》);此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儒家经典之一《大学》中也谈所谓“治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其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统因此而获得了经典的依据,从佛老亦所推重的心性修炼出发,终结于儒家所追求的普遍秩序。这种进思路径大异于遵奉荀子,强调“礼法”秩序的汉儒,而遵奉孟子的“心性”之学,认为普遍秩序首先是心性的外化。
如此一来,便可看到,昌黎先生极力排佛,但其思考实际上恰是要回应佛教所提出的问题。佛老之学此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士人反思的问题框架,于是,即便是排斥佛老之学说,也已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融进了佛老的话语,这种问题意识的出现,为超越儒释道的精神打开了大门。<span class="mark" title="陈寅恪先生认为,韩愈的思考受到禅宗相当大的影响,“退之(按:即韩愈)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参见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21页。"> 然则,另一角度看,这样一种反思努力的起点,却必须是将佛教排斥为他者,重建特殊认同以便形成新的精神凝聚核,事方可为;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普遍帝国的抛弃,否则认同复将流散。所以精神实现再次超越的前提却是先要努力转为内向,其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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