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带雕像房子的对面-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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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
,特别是那些惊恐和悲伤的人,那些发疯和狂怒的人,而当时俄国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人。黄昏来临。天色渐渐黑了。
除了同所有人都操心地谈个没完的习惯外,斯特列利尼科夫之所以喋喋不休还有另外的、自己的原因。
他有说不完的话,全力抓住同医生的谈话,以免陷入孤独。他惧怕良心的谴责还是惧怕追逐他的悲伤的回忆,还是对自己的不满在折磨他?他对自己的不满已经到了无法忍耐、仇恨自己、羞愧得准备自杀的地步了。或者他已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更改的决定,因此他不愿意一个人孤单单的,如果可能的话,他借同医生谈话和呆在一起的机会而推迟决定的执行?
不管怎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隐藏着使他苦恼的重大秘密,而在其他的一切话题上倾吐肺腑。
这是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儿,说的和表现出来的又是另一回事儿。谁的良心都不干净。每个人都有理由认为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自己是秘密的罪犯,尚未揭露的骗子。只要一有借口,想象中就会掀起自我谴责的狂浪。人们幻想,人们诽谤自己不仅是出于畏惧,而且也是~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自愿地处于形而上学的恍惚状态和自我谴责的狂热中,而这种狂热如果任其发展,便永远无法遏止。
作为高级将领,有时还担任过军事法庭成员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曾经读过或听过多少次这类临死前的供词,书面的和口头的。现在他自己的自我揭发症也同样地发作了,对自己整个地作了重新的评价,对一切都做出总结,认为一切都是狂热的、畸形的、荒诞的歪曲。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语无伦次,从表白突然转到坦白上去。
“这发生在赤塔附近。我在这屋中的橱柜里和抽屉里塞满了希奇古怪的东西,这大概让您感到惊奇了吧?这些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征用的军事物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拖到这里来的。生活对我很厚爱,总有对我忠心耿耿的人。蜡烛、火柴、咖啡、茶、文具和其他的东西,一部分来自捷克军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非常奇怪吧,我说得不对吗?‘我说得不对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您大概注意到了。我当时不知道是否立刻告诉您,可现在我要向您承认了。我是到这儿来看她和我女儿的。人家很晚才告诉我,仿佛她们在这儿,所以我来迟了。当我从谣言中听说您同她的关系亲近,并头一次听说‘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些年在我眼前闪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不可思议地回想起有一次带来让我审问的医生叫这个名字。”
“您是不是后悔当初没把他毙了?”
斯特列利尼科夫放过他这句插话。也许他根本没发觉他的对话者用插话打断他的独白。他继续心不在焉地说下去:
“当然,我嫉妒过她对您的感情,现在还嫉妒。能不这样吗?我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因为东边更远地区我的其他接头的地方都被人发觉了。我受到诬告,必须受军事法庭审讯。其结果不难预测。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产生了等将来环境改变之后再洗清罪名、证实自己无罪的希望。我决定先从他们的视野内消失,在被逮捕之前躲藏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士生活。也许我终将得救。但是,一个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年轻无赖坑害了我。
“我冬天步行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西方,忍饥挨饿,到处躲藏。我躲藏在雪堆里,在被大雪覆盖的火车里过夜。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上停着数不清的空列车。
“我在流浪中碰见一个流浪的男孩子,他被游击队判处死刑,同其他死囚排在一起等待处决,但没被打死。他仿佛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缓过气来,恢复了体力,后来像我一样躲藏在各种野兽的洞穴中。起码他是这样对我说的。这个少年是个坏蛋,品行恶劣,留级生,由于功课太坏曾被学校开除。”
斯特列利尼科夫讲得越详细,医生越清楚地认出了他说的男孩子。
“他姓加卢津,叫捷连季吧?”
“对了。”
“那他说的游击队要枪毙他们的话是真的。他一点都没胡编。”
“这个男孩子唯一的长处就是爱母亲爱到极点。他的父亲被人当作人质绑走后便无消息了。他得知母亲被关进监狱,命运将同父亲一样,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搭救母亲。他到县非常委员会自首,并愿意为他fij效劳。他们答应免除他的一切罪行,代价是必须供出重要的罪犯。他便指出我藏身的处所。幸亏我防备他叛变,及时躲开了。
“历尽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干百次的冒险,我终于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这儿的人都非常熟悉我,最想不到会在这儿碰到我,料想我没那么大的胆量。确实,我在附近一家空房子里躲避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寻了我很久。但现在完了。他们在这地盯上了我。您听着,天快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刻!临近了,因为我早就失眠了。您知道这多么痛苦。要是您没点完我所有蜡烛的话——多好的硬脂蜡烛啊,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咱们再谈一会儿吧。咱们一直谈到您挺不住为止,咱们就奢侈一点,点着蜡烛谈一整夜。”
“蜡烛都在。我只打开了一盒。我点的是在这儿找到的煤油。”
“您有面包吗?”
“没有。”
“那您是怎么过的?算啦,我问的是傻话。您用土豆充饥。我知道”
“是的。这儿土豆有的是。房主有经验,善于储备,知道怎样把土豆埋好。它们在地窖里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坏。”
斯特列利尼科夫突然谈起革命来。
“这对您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您无法理解。您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长大的。有一个城市郊区的世界,一个铁路和工人宿舍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对劳动者的凌辱,对女人的凌辱。有被母亲疼爱的儿子、大学生、阔少爷和商人子弟,他们的欢笑和无耻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用玩笑或轻蔑的怒容摆脱开被掠夺一空的、被欺凌和被诱骗的人的诉怨和眼泪。一群登峰造极的寄生虫,他们所得意的仅仅是从不感到为难,没有任何追求,不向世界贡献什么,也不留下什么。
“可我们把生活当成战役,我们为自己所爱的人移山倒海。尽管除了痛苦外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我们丝毫没欺侮过他们,因为我们比他们要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我在继续说下去以前有责任告诉您一件事。如果您还珍惜生命的话,赶快离开这里。搜捕我的圈子正在缩紧,不管结果如何,都会牵连到您,咱们谈话的这个事实已经把您牵进我的案子里去了。此外,这儿狼很多,前两天我开枪把它们打跑了。”
“啊,原来是您开的枪?”
“是我。您自然听见了?当时我上另一个躲藏的处所去,但没走到之前,根据各种迹象断定,那里已经暴露,那儿的人大概都被打死了。我在您这儿呆不长,住一夜明天早上就离开。好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
“难道只有莫斯科,只有俄国才有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才有带姑娘乘马车飞驰而过的歪戴着帽子、穿着套带长裤的花花公子?街道,夜晚的街道,~个世纪以来的夜晚的街道,骏马,花花公子,到处都有。什么构成时代,十九世纪以什么划分成一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生了革命,富于自我牺牲和青年人登上街垒。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
“啊,她是女孩子、中学女生的时候多么可爱!您根本无法想象。她经常到她同学住的院子里去,那儿住满了布列斯特铁路职工。那条铁路先前就叫这个名字,后来换了几次名字。我的父亲,现今尤里亚金军事法庭的成员,那时是车站地段的养路领工员。我常到那个院子去,在那儿遇见过她。她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呢,但在她脸上、眼睛里,已经能够看到警觉的神色,世纪的惊恐。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刻画在她那少女的羞涩和大胆的体态的混合上。可以用她的名字,用她的嘴对时代提出控诉。您同意吧,这并非小事。这是某种命运,这是某种标志。这本应是与生俱有的,并应享有这种权利。”
“您对她的说法太妙了。我那时也见过她,正像您所描绘的那样。中学生的形象同不是儿童的某种神秘的女主角结合在一起了。她在墙上移动的影子是警觉自卫的影子。我见到她时她就是那样的。我记得她那时的样子。您形容得极为出色。”
“您见过并且还记得?可您为此做了什么?”
“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您瞧,整个十九世纪和它在巴黎的所有革命,从赫尔岑算起的几代俄国侨民,所有见诸行动或不见诸行动的企图谋杀沙皇的人,世界上所有的工人运动,欧洲议会和大学里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的新体系,新奇而迅速的推论和嘲弄,一切为怜悯而制定出来的辅助性残酷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所吸收并概括地表现出来,以便对过去进行报复,为了过去的一切罪恶向陈旧的东西袭击。
“俄国木可磨灭的巨大形象在全世界的眼中同他并排站立起来,它突然为人类的一切无所事事和苦难燃起赎罪的蜡烛。可我干吗对您说这些呢?这一切对您来说不过是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没有意义的音响而已。
“为了这个女孩子找上了大学,又为了她当了教师,到我那时从未听说过的这个尤里亚金去任教。我贪婪地读了一大堆书,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以便她一旦需要我帮助时,便能对她有益,出现在她身边。我去打仗,以便在三年夫妻生活后重新占有她的心,而后来,战后,从俘虏中逃回来后,我利用人们认为我已经被打死的讹传,改换名字,全心投身到革命中,以便为她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洗清那些悲伤的回忆,以便过去永远不再返回,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而她们,她和女儿就在附近,就在这里!我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奔向她们跟前,看见她们的愿望啊!但我想把毕生的事业进行到底!现在只要能再见她们一面,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当她走进房间时,窗户仿佛打开了,屋里立刻充满阳光和空气。”
“我知道她对您是何等珍贵。但对不起,您知道她爱您爱得多么深吗?”
“请原谅。您说什么?”
“我说,您是否知道您对她珍贵到何等程度,您是世界上她最亲的人?”
“您根据什么这么说?”
“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对您说的?”
“是的。”
“对不起。我知道这种请求是不可能答应的,但如果这不显得轻率的话,如果这在允许的范围内,请您尽可能地把她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
“非常愿意。她把您称为人的典范,她,还未见过一个同您一样的人,唯一真诚到顶点的人。她说,如果在世界的尽头再次闪现出她和您共同居住过的房子,她不论从什么地方,哪怕从天边爬也要爬到房子跟前。”
“请原谅。如果这不涉及某些对您来说不可涉及的事的话,请您回想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那些话?”
“她打扫这间房子的时候、然后到院子里抖地毯的时候。”
“对不起,哪一张?这儿有两张。”
“那张大点的。”
“她一个人拿不动。您帮她拿了吧?”
“是的”
“你们俩各抓住地毯的一头,她身子向后仰,两只手甩得高高的,像荡秋千一样,掉过脸躲避抖出来的灰尘,眯起眼睛哈哈大笑?我说得不对吗?我多么熟悉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往一块靠拢,先把笨重的地毯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她还一边说笑话,做出各种怪样。我说得不对吗?说得不对吗?”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走向不同的窗口,向不同的方向张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斯特列利尼科夫走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跟前,抓住他的手,把它们按在自己胸上,继续像先前那样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对不起,我明白,我触到你隐藏在心中最珍贵的角落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还要详细地问您呢。千万别走开。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自己很快就走。请您想想,六年的别离,六年难以想象的忍耐。但我觉得自己并未赢得全部自由。于是我想先赢得它,那时我便全部属于她们,我的双手便解开了。但是我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住。您是她亲近的人。也许您有朝一日还能见到她。不,我在请求什么呢?这是发疯。他们将把我抓住,不让我分辩,马上朝我扑过来,又喊又骂地堵住我的嘴。我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干吗?”
他终于睡了个好觉。许久以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一躺下便睡着了。斯特列利尼科夫留在他那儿过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他安顿在隔壁的房间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夜里醒了,翻个身,把滑到地板上的被子拉好,在这短暂的时刻,他感到了酣睡的舒畅,马上又香甜地睡着了。后半夜他开始做短梦,梦见的都是他童年时的事,一会儿梦见这个,一会儿又梦见那个,清晰,有很多细节,真不像做梦。
比如,梦见墙上挂着一幅她母亲画的意大利海滨水彩画,绳子突然断了,掉在地板上,摔碎玻璃的声音把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不,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大概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姓斯特列利尼科夫,像酒神所说的那样,又在舒契玛吓唬狼了。不,别瞎说了。明明是画框子从墙上掉下来。它掉在地板上,玻璃摔碎了。他确信不疑之后又回到梦中。
他醒来后感到头疼,因为睡得时间太长了。他没马上明白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在我这儿过夜呢。已经晚了。该穿衣服了。他大概已经起来,要是还没起来,就叫醒他,煮咖啡,一块喝咖啡。”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
没有任何回答。“还睡呢。睡得可真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慌不忙地穿好衣服,走进隔壁的房间,桌上放着斯特列利尼科夫的皮军帽,可他本人却不在屋里。“大概散步去了,”医生想道“连帽子都不戴。锻炼身体呢。今天应当结束在瓦雷金诺的生活了,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头了。天天早上如此。”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生好炉子,提起水桶到井边打水。离台阶几步远的地方,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横躺在路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揪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