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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如此让人留恋，真的意想不到。在一个周末的清晨，阳光探进窗户，被玻璃过滤得没有了一丝温度，我绻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或闭目或睁眼，思考若干关于赖在被窝睡懒觉的理由与好处。这时候我竟然想，做一个农夫其实也挺不错，他们不必像我们城里人这样，为一个懒觉而挑选日子，他们天天都是好日子，可以把懒觉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冬季，或许，只有农夫才能真正品味到冬天的美味
这样想着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盖着的被子。被子吻过我的嘴唇的时刻，我闻到了棉絮的气息，胃里就发出难过的声音，似是对食物的求救，于是不禁偷笑，似乎感觉身上的被子已经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再是温暖的被子，而变成为一块温暖可口的麻糍，既可盖身又可一口口啃噬的新型被子。我这样想象并非身体躺平思维特别活跃之故，而是因为这个季节是麻糍飘香的时节，这个季节偏偏又是人最爱睡懒觉的时节，那么思维自然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我的曾经深受其教诲的老师们，他们大多已然作古，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已无从捡拾，留下记忆的，竟是他们的一个比喻，一个关于麻糍与被子的绝妙比喻。他们总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拿一个冬天里的比喻来训斥冬天里不听话的学生。
这个比喻听起来都香，想起来也美，叫“麻糍被”
冬天了，我们流着鼻涕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已懒得把手伸出来用于翻动课本和握笔写字。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已经交待过，上课要把手放到桌子上叠好，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那时候记忆并不差，可我们还是踏进冬天就忘了夏天。于是脖子上围围巾的老师就停下他的课，那个“麻糍被”的故事就顺着他嘴里的热气喷散出来了。
老师说：“你们听过懒汉的故事没有？”我们笑逐颜开地，以为老师要讲动人的故事了，比如精美的石头会唱歌，于是齐声回答：“没有。”老师说：“有个懒汉，家里穷得连棉被也没有，冬天到了，懒汉就做了一张大大的麻糍当被子，他一个冬天懒睡在床上，睡得饿了，就啃一口身上的麻糍。”我们在底下窃窃地笑，心里想这个懒汉可真会想法子。老师接着说：“懒汉啃完嘴边的麻糍，没几天就饿死了。”我们愕然，怎么会这么快就饿死？老师问：“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不敢回答说不知道，尽管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老师揭开了老底，说：“这个懒汉懒得出奇，他竟然懒得用手去把那块麻糍被往上拉拉，他啃不到嘴边的麻糍，就睡在麻糍被下饿死了。”说完这话，老师把眼光聚集在那位双手插进衣袋的学生脸蛋上，时间就刹那间停滞不前。我们很快领悟了其中的深意，一个个正襟危坐，成了有手有脚的正常人。
整个冬天，从小学到中学“麻糍被”三个字成了课堂里老师的高频用词，就像夏天里老师用“悬梁刺股”四个字那般频繁与活跃。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围绕麻糍，对老师讲的故事想入非非，比如替这个懒汉惋惜不止，倘是我，如果因懒惰非得饿死，那也需等到把被子般大的麻糍啃完了才饿死；比如我还想象，那么大的一块麻糍盖在身上，饿死是假的，冻死才是真的；比如我又想象，这个懒汉难道就不会尿急
这种想象真是无理，因为前提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虚假的。老师在冬天打这个比喻，让我极怀疑他或她的动机的单纯，麻糍的故事除了教训学生，是不是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这层意思在我肚里是早就滋长了，我一直在盘算着，盘算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麻糍呢？这样盘算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糯糍糍了。
我总是敬佩自己小时候的预测很灵验。我常常预测村里快要放电影了，不几日就真的放了场电影，现在我预测村里快要搡麻糍了，不几日村里果真就传出喜讯，说真的要搡麻糍了。
“搡”这个字用在“麻糍”前面是最合适不过了，就像我穿破的衣服再留给弟弟穿，他依然合身那样。所以我们从来不说做麻糍，而习惯于叫搡麻糍。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叫，反正在我们村里，这句土语找到了它最中意的汉字。
搡，其实一贯地被挂在我们农村孩子的嘴巴上，也始终悬挂在大人的口头。除了搡麻糍、搡年糕，会在特定的时节里被人说起，平时我们说得最多的便是“搡拳头”更具体展开的说法便是：搡一记拳头，搡二记拳头，搡三记拳头我真庆幸，这个说法后来竟在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里也找到了，那么据此证明，搡拳头一定也是国语。
搡的感觉说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爽。
也是在这样的季节，人们对阳光的追求竟到了贪婪和自私的境地。村里人闲得无事可做，就只好走出屋子晒太阳，或蹲，或站，或坐，依靠着一堵沙墙，在那儿一字儿排列，嘴里吐一些有气无力的话出来。我后来读书读到鲁迅小说笔下的阿q、王胡也在这样的季节里晒太阳，所不同的是，阿q更会见机行事，他会一边捉虱子一边晒太阳。而我们村里人大体是说一些电影里的情节，或者道听途说的笑话。这样的场面真是其乐融融的，问题往往出在孩子们身上，他们不像阿q王胡那样比虱子大小，他们是为了争夺自已眼前那一米阳光的权利。因为有人挡住了自己正独享的温柔的阳光，便口出脏话，继... -->>
这个季节如此让人留恋，真的意想不到。在一个周末的清晨，阳光探进窗户，被玻璃过滤得没有了一丝温度，我绻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或闭目或睁眼，思考若干关于赖在被窝睡懒觉的理由与好处。这时候我竟然想，做一个农夫其实也挺不错，他们不必像我们城里人这样，为一个懒觉而挑选日子，他们天天都是好日子，可以把懒觉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冬季，或许，只有农夫才能真正品味到冬天的美味
这样想着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盖着的被子。被子吻过我的嘴唇的时刻，我闻到了棉絮的气息，胃里就发出难过的声音，似是对食物的求救，于是不禁偷笑，似乎感觉身上的被子已经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再是温暖的被子，而变成为一块温暖可口的麻糍，既可盖身又可一口口啃噬的新型被子。我这样想象并非身体躺平思维特别活跃之故，而是因为这个季节是麻糍飘香的时节，这个季节偏偏又是人最爱睡懒觉的时节，那么思维自然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点。
我的曾经深受其教诲的老师们，他们大多已然作古，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已无从捡拾，留下记忆的，竟是他们的一个比喻，一个关于麻糍与被子的绝妙比喻。他们总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拿一个冬天里的比喻来训斥冬天里不听话的学生。
这个比喻听起来都香，想起来也美，叫“麻糍被”
冬天了，我们流着鼻涕坐在教室里的时候，已懒得把手伸出来用于翻动课本和握笔写字。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已经交待过，上课要把手放到桌子上叠好，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那时候记忆并不差，可我们还是踏进冬天就忘了夏天。于是脖子上围围巾的老师就停下他的课，那个“麻糍被”的故事就顺着他嘴里的热气喷散出来了。
老师说：“你们听过懒汉的故事没有？”我们笑逐颜开地，以为老师要讲动人的故事了，比如精美的石头会唱歌，于是齐声回答：“没有。”老师说：“有个懒汉，家里穷得连棉被也没有，冬天到了，懒汉就做了一张大大的麻糍当被子，他一个冬天懒睡在床上，睡得饿了，就啃一口身上的麻糍。”我们在底下窃窃地笑，心里想这个懒汉可真会想法子。老师接着说：“懒汉啃完嘴边的麻糍，没几天就饿死了。”我们愕然，怎么会这么快就饿死？老师问：“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不敢回答说不知道，尽管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老师揭开了老底，说：“这个懒汉懒得出奇，他竟然懒得用手去把那块麻糍被往上拉拉，他啃不到嘴边的麻糍，就睡在麻糍被下饿死了。”说完这话，老师把眼光聚集在那位双手插进衣袋的学生脸蛋上，时间就刹那间停滞不前。我们很快领悟了其中的深意，一个个正襟危坐，成了有手有脚的正常人。
整个冬天，从小学到中学“麻糍被”三个字成了课堂里老师的高频用词，就像夏天里老师用“悬梁刺股”四个字那般频繁与活跃。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围绕麻糍，对老师讲的故事想入非非，比如替这个懒汉惋惜不止，倘是我，如果因懒惰非得饿死，那也需等到把被子般大的麻糍啃完了才饿死；比如我还想象，那么大的一块麻糍盖在身上，饿死是假的，冻死才是真的；比如我又想象，这个懒汉难道就不会尿急
这种想象真是无理，因为前提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虚假的。老师在冬天打这个比喻，让我极怀疑他或她的动机的单纯，麻糍的故事除了教训学生，是不是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这层意思在我肚里是早就滋长了，我一直在盘算着，盘算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麻糍呢？这样盘算的时候，心里别提有多糯糍糍了。
我总是敬佩自己小时候的预测很灵验。我常常预测村里快要放电影了，不几日就真的放了场电影，现在我预测村里快要搡麻糍了，不几日村里果真就传出喜讯，说真的要搡麻糍了。
“搡”这个字用在“麻糍”前面是最合适不过了，就像我穿破的衣服再留给弟弟穿，他依然合身那样。所以我们从来不说做麻糍，而习惯于叫搡麻糍。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叫，反正在我们村里，这句土语找到了它最中意的汉字。
搡，其实一贯地被挂在我们农村孩子的嘴巴上，也始终悬挂在大人的口头。除了搡麻糍、搡年糕，会在特定的时节里被人说起，平时我们说得最多的便是“搡拳头”更具体展开的说法便是：搡一记拳头，搡二记拳头，搡三记拳头我真庆幸，这个说法后来竟在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里也找到了，那么据此证明，搡拳头一定也是国语。
搡的感觉说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爽。
也是在这样的季节，人们对阳光的追求竟到了贪婪和自私的境地。村里人闲得无事可做，就只好走出屋子晒太阳，或蹲，或站，或坐，依靠着一堵沙墙，在那儿一字儿排列，嘴里吐一些有气无力的话出来。我后来读书读到鲁迅小说笔下的阿q、王胡也在这样的季节里晒太阳，所不同的是，阿q更会见机行事，他会一边捉虱子一边晒太阳。而我们村里人大体是说一些电影里的情节，或者道听途说的笑话。这样的场面真是其乐融融的，问题往往出在孩子们身上，他们不像阿q王胡那样比虱子大小，他们是为了争夺自已眼前那一米阳光的权利。因为有人挡住了自己正独享的温柔的阳光，便口出脏话，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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