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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六畜繁育,五谷丰熟,然后,民力就可以调动起来。在邻国之君都不贤的条件下,这样就可以成就王业了。    若是邻国之君都很贤明又将如何呢?回答说:或者迅速改换大臣,或者迅速改革政事,肯改变就可以成就功名,拯救弊政则人民鼓舞,发展农业则人民富裕;适应天时的变化,顺应万物的生长;象日月放出光明,象风雨起降合宜,如天之覆,如地之载,具备这些条件,就是人民爱戴的君长。没有这些业绩而硬要比配天地,就不是天子当为之事了。人民思变而不能适应变革,就好比木头外面包一层皮革,叫作有皮革而不能变革,那是不会悦服并取信于人民的。    各国诸侯都保有财货,请问各国诸侯的货币情况如何?货币,是表示物价的。物价是依据人们对该物的重视程度而定的。我们国君若重视打猎,就重视虎豹的皮张。耗用功力的国君,重视金玉的货币。好战的国君,重视盔甲和兵器;而甲兵的来源,又首先在于田宅。现在我们国君要从事战争,就要举办人民所重视的事情。    饮食、侈乐是人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就可以使用他们。假使只是让他们身披兽皮,头戴牛角,吃野草,喝野水,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心情不舒畅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所以,要提倡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蛋品雕画了然后煮食,把木柴雕刻了然后焚烧。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使商贾贩运不要呆滞。让富人奢侈消费,让穷人劳动就业。这样,百姓将安居乐业,百般振奋而有饭吃。这不是百姓可以单独做到的,需要在上者替他们蓄积财货。    使用臣下的方法应当是:有所赐又有所夺,有所任又有所免;既赐与人徒使其富有,又备有刑戮使其慑服;既赐与空头爵位骄纵他们,又收取春秋财税削弱他们;既采用繁杂的礼仪来限制他们,又经常标举精明强干的典型来表扬他们。对于精明强干的人,可因材任事:能言者用他做舌辩外交的工作,有智者用他做侦查性的工作,性行廉正者用他做监督人的工作。对于性行顽强而欺凌属下的人,无德而轻蔑上级的人,则不加使用而流徒外地,因为这些人都是亡国的祸因。巩固法制而遵守传统,提倡礼节而改革民俗,重信用而贱虚伪,好柔顺而嫌粗暴,这都是立国的原则。凡治理国家,先要违反人民的习性,然后才可以与民相亲。人民图安逸,偏要教之以劳动;人民贪生,偏要教之以殉死。“劳动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致富;“殉死教育”成功了,国家可以扬威。    圣明君主,更善于协调事物的矛盾,所以表面平易而内心要求严格。看起来,放任情性者伤其精神,修美质地者伤其文采,变化得最好的也必须合于名分,改革得最好的也必须应合时势发展:不能预见事物端倪者,是要遭灾的。因此,要顺应地利,服从天的意旨,厚祀祖先,开放国门,并且丰厚地祭告诸神。顺应地利,是因为可以参悟天地的规律;服从天的意旨,是因为保证行动方向明确;厚把祖先,是因为保持与先人同道:祭祀祖先合乎礼节,祖宗成法也必然实行;开放国门,是因为可以研讨外国的高明言论;丰厚地祭告诸神,是因为可以利用祭品,执杯酒而避小灾,这样以小胜大而加强其内部。至于发展到外面,还要威慑强者,旌表谦虚。这样,全社会都将归正,臣民坦示其内心而来。    桓公说:“国门阻塞,百姓喧噪不安,如何防备?”回答说:“选拔上天保佑、鬼神赐福、人民爱戴的人,付之以重任,就可以安定百姓了。”“如果良臣与劣臣同处齐国朝中,又将如何处理呢?”“可给以崇高的荣誉来表彰良臣,用重要职位来显异良臣,这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分别对待的。假使他是出身于亲族的,那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免使人嫉妒陷害;假使他是出身于疏远的,那就要多多接近一些,免使:人挑拨冤枉。这都是用来保护良臣的措施。”    大臣的地位太高了,反容易受人谗害,我想消除这种祸患,以求得防患于未然,怎么办呢?这要象爱护古木一样,延深其根基而不去砍伐,加固其蒂蔓而不去割别,深犁其根土而不使枯竭,高育其树身而不加剪除,加强其日照而不使昏暗,帮助其生长繁茂而不使有所损伤。君主左右的进谗言者,不能胜过此六项保护措施之一,虽遇凶也必将化吉,所以是会安定而圆满的。    无事积财,以待有事,其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积财者应拿出余粮大量消费,美饰车马尽情驰乐,多置酒醴尽情享用,这样一千年都不会讨口。因为这样做正是促进了农业生产。县的收入也有主持其事的,收取财物以满足需用,若不以此项满足需用,便放在市场上积累生利。但有时收入则愈积愈少,有时可愈积愈多,这叫作营利无常。老百姓别无什么宝物,只是把求利看得最重,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有财利然后能流通,有流通然后成立城市。假使财利呆滞而交易不畅,那就要查出原因,从而转移门路。    看到不堪使用的官员,就应该削职为民。选择其名声良好的,使用他为民之长;一贯地表现良好,即可为治国之人才了。功业未成的不可以独享名位,事业未治的不可以谈及名位。功成然后可以独享名位,事治然后可以谈及名位,这然后才可以享受祭肉的赐予。    事事把士大夫放在前面,是自己犯过错;事事把人民放在后面,是自己抹黑。看轻国位的君主,其国必败;疏远贵戚的君主,其谋必泄。不可用异国之人当官,那是背弃常规。不可朝令夕改,那将会败坏成业。大臣犯了罪,就不可使之出国,那将泄漏国家的内情。不可常在大臣家饮酒作乐,那将使国运大消;饮酒逍遥,荒亡流连,经常如是,国家就由此败亡了2好比一个酒器,上部大而底部小,酒既流失而底又不会平稳。一个国家法令下达而无效,上下的关系不能维持下去,这就叫作败亡。    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为什么?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为什么?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为什么?安定之局中断而陷入危难,为什么?一个国家,功业刚有成就便不讲信用,是危险的;军队很强而不讲正义,是残暴的;不团结近国还想要征服远国,军队是没有威信的;再加上疏于近臣而亲于远者,这就会导致“事业建成而中途败坏了”一个国家,失掉了治国的大臣,毁灭了国君的宗族,就会导致“兵陈远地而不能威敌了”一个国家,自己本来很小而妄行大国之政,行一点仁政不见功效,还想同别国争名,简直是自.寻苦恼!但他还热衷于积聚武力妄想过人的强大,以致受害,这就会导致“百姓已经聚居而又逃散了”当然,人君若亲民克己,百姓还是会归附聚居,奉献力量而利其治理,助成其功业而无所加害的。一个国家,疏于近亲而亲于外人,企慕仁政,但所谋又多泄露,轻视小事而好大喜功,这些都是“陷入危难”的原因。    本来多而表示少,实取于人而表示推让,行为诡秘而言语堂皇,利在人之有祸,唯恐人之无患,我的欲念竟存在这些东西,怎么办呢?这些致财之道,在古时尚可一行。现今财利散于下,从从察见,一定要实行放散资财的办法才行。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使丧期长久以消磨富者的时间,使葬礼厚重以耗用富者的钱财,让他们亲往亲来,以借此增进和睦。这样也就相约成风了。桓公又问:具体做法如何?挖掘巨大的墓室,使穷人有工作做;装饰堂皇的墓地,使雕、画工匠有工作做;制造巨大的棺停,使木工发家;多用随葬的衣被,使女红得利。这还不够,还有各种祭奠包袱、各种仪仗与各种殉葬物品。用这些办法使贫者维持生活,然后使人民都被其利。无论国家的守战都可以搞好了。    尊重各乡不同的风俗和各城不同的礼节,人民就不会流动迁徒;实行不同的法度,人民就不会感到困窘;使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并惩罚流散人口,人民就不会外逃。让人们安乡乐宅、祭神祭祖的颂词与称呼不求一致。也就是为了保留民俗的。确定并田的地数和军赋的多少。使之成为制度;在山陵溪涧立庙谨祭鬼神;对大小人等都能使之得到相应的衣食,这些都是表示重视农业生产的。    拥有千里土地的国君,臣下的俸禄自然丰厚而祭祀规格也高。至十没有剩余土地而只有荒地的围君,就只好进行开荒。处在开荒时期的国君。其禄赏与祭祀规格,自然应随着降低。被降低禄赏的臣下,与开荒口才期的国君一样,也随着逐级下降。最后被降低者。简直与没有封地的庶人—样。固然。。王者上事,霸者生功”这两句话说明重视土地生产是为了军事;但是.“分地而不争”这句话则是要求更应坚持先人后己的原则。    对于百官的管理。要先论功绩而后定名位;对十亲族序列及祭祀的管理,要尊重死者而严守祖宗旧法;对于战事的管理,要提倡立功而鄙视徒然送死;对于农业的管理。要酬赏实功而观察效益:对于劝勉臣下的管理。要注重大义而不与小利。这五种管理。可以使人们争尽其职。然后国君的名声远闻。    人君察问细事,是自恃贤能的表现。这样。将导致君臣共管细事。君臣共管则等于地位拉平。可见,君主自恃贤能是没有好处的,适足以造成危亡。人君自恃贤能者国亡,而使用贤能者国昌。倡导正义而禁止暴行。尊奉祖先而敬事祖先,团结同族而昭明等次。抓这些大事才表明不轻为一国之君。    (下文自“载祭明置”至“恶用之”一节,与“戒”篇重复;在此处前后皆不衔接,当为钳简。其内容大意参见戒篇之今译)    能揣摩旧办法与新办法。安定国家。然后按时代改变政策么?城市贫穷而农村富裕,没有比朝廷更实惠的;城市富裕而农村贫穷,没有比市场更繁荣的。市场,是一种鼓舞力量。鼓舞,是为厂发展。农业完善而工商末业也得到发展。不进行侈靡消费,农业生产就站不住脚。    得不到贤能之士,怎么能征伐不服之国呢?百人之众,而且没有头领。都不可轻易对待;干乘之国,并且治理有方,更不能妄加侵犯。象纣王那样的君主在上主政,怎么能征伐不服者呢?用兵。双方势均力敌则战,一方处于守势则攻。成百的房舍没有建筑,成千的村落没有神庙,这种情况就叫作“破败”对这样的国家是可以一举而取的。在天下有事的时候,各国诸侯同起。万民无所适从,居上位者如不能创立功业,变革法制,还能够乘时统一天下么?    遵守旧法,修订新法,以匡正各国诸侯的治国之道,在这方面谁都不如我国的国君,因此需要我管仲代谋此事。桓公发问说:此事如何进行?管仲回答说:实行同化政策。用充分的时间监临管理,到时候就可以立见功效。桓公说,何谓监临管理?回答说,所谓同化政策,那是以先进后进之间才智超越为根据的。彼此才智相同者,自然争斗,但超过一倍则对方悦服,超过十倍则服从,超过万倍那就归化了。完成功业于不识不知之中,百姓都期待这样人立为君主,并且建立霸王之业而正名,这就完成监临管理的作用了。    请问应如何守护边疆?回答说:边事多变,不可用一般见识推断。边民本无变乱而采取应变措施,这叫作庸人自扰。要请教边地人们以了解变乱原因,要使他们任事并用其谋划。在方百里的土地上,在树立标志可以互见之处,男人疾辞应征,妇人准备饭食,内外都应当有所戒备。在春种秋收季节,战争一日。等于耗费千金,所以要衡量农业情况而动兵。侦察人员不可擅离岗位,要向上报告边情,一定要克尽守护边境的职守。外交人员可否怀有私心呢?当然不可。如有私心,就可能成为内奸。要使有才能的人主持此事,做好其分内工作。    传之万世的国家,必有传之万世的国宝。这国宝,就是坚决遵循天地的规律,勤于内政而不务向外侵略。谨小慎微而不务好大喜功。如果弃其国宝而向外侵略,则将脱离盟国而失败。发扬其国宝而谨小慎微,则可以实现其治国之道。对能臣就应当专任。专任能臣为上者可以逸而不劳。依靠能臣是愉快的,被依靠者也与之同样愉快。有能者为官,虽不管,事情也不会乱。能者多,国家可成霸业;不然,将适得其反。    人君,要善于使用臣民,而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干。如果秤上轻的一方自管其轻,重的一方自管其重,前后就不会平衡。凡轻的一方都是可以操纵重物的。因为轻的秤锤可以运用,重的一方反不能操纵轻的秤锤,轻重之间是存在一定比例关系的。如果说重的一方是国家,那么,轻的一方就好比祭礼中神保的重要地位。人君在使用臣民时,俸禄要有所限制,否则,国贫而财用不足;赏赐不可普遍施行,防止把人君的好德务施流为平常的事情。    请问倡导联合天下而不因私结怨,反抗强暴而不因私害人怎样才能做到呢?回答说:对手如是强国,自己的辞令必须是诚恳而有道义;对手是弱国,自己的辞令也必须是恭敬而有感情。强、弱都不得罪,人们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而不自夸为仁厚,加功于人而不自居为有德,那样,所包容的范围就会很大,所争取的领域也就很广阔了。表明自己是大公无私,没有特别的偏袒。别人便不至心怀怨恨。盟国多,就是胜利;偏袒多,就会因怨恨而引起杀伐。    我管仲的主张是:与其给人钱财,不如不耽误农时;与其给人饮食,不如不使他失业。这是防止产生内外忧患的力、法。忠敬是维持君臣关系的。礼仪是人君保有尊严的条件。君臣的关系靠道义,父母的情感是天性。使人君和父母的关系相同,必须靠君臣相敬。使人君不安的原因,是君臣互相戒备,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对贤者不可威制。对能者不可淹滞不用,防患于未然,总是容易的。水源所流之地,人们都来聚居;土壤肥沃之处,人们都不肯离去。这就好象寻求珠贝的人不肯离开广大的江湖一样。在逐神仪式燃放火炬的时候,交杯酬饮者不肯稳坐不动,何况追逐遗利的人们呢?使举国人众策看危国过君强显其能,岂不接近于危害国家么?    利不可废,所以人们从事流通;神不可废,所以人们都来供奉。宇宙是不停留的,故经常变动而化故从新。得天助者,居高位不会倒台;得人心者,居低位也是不可战胜的。圣人和人君都重视这个道理。最真诚可以产生最大的信任,最信任可以产生最深的交谊。产生这些最高境界自然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花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精少,君子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身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具。坚持过时的仪法和道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食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食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交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入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道: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出深水;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管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强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点,就可以处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出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进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物的道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了。把不动无为看作道,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种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进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物,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物,力求感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春秋冬夏的交替,还了解各国强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交往经验,这样就知道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按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按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按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种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物的实体,有时表现为运动。阴阳的运动是经常交替的,冬有极寒则夏热,阳气极厚则阴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深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配合时势动静进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物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阴阳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出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色,从而产生各种声调和音乐。关于阴阳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出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出现之处祈祷解决;水发现灾变之气,要用精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坚守正道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精气有五种,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进、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物之形类就出现天时性的灾变了。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按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处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道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出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    问:国家命运的全部奥秘何在?二十年而政权发展壮大,十二年而摄政之权发展壮大,但百年之后则令人伤心。周郑之礼仪改易了,而周朝的律法也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英华被转移到落后地区。于是人君的声乐、服饰改变了,臣下可以有干乘的高禄,妇人可以主政,铁的介值高于青铜。而且听的喜欢下里巴人的曲周,吃的喜欢咸苦之味的饮食,由是人君地位日退。甚至溪陵山谷之神的祭法改变了,其应祭国家的称号也改变了。    要视察天象的变化,要观测风向与云气,古代的祭祀情况不同:有时祭来睛朗的天气,有寸祭来光明的日照,有时祭来高热,也有时祭来微温。收获有小有大,那是阴阳的定数决定的;名称有美有恶,那是用作祭祀标记的。因此,历朝天子主持国家,都谋求具有本朝特色的祭坛树木与本朝祭祀所用的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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