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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广义上说，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积累、传承与发展的软性载体，人性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狭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命运更是与教育息息相关。教育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国民智，国民智，则国家盛；教育衰，则文化衰，文化衰，则国民愚，国民愚，则国家亡！教育的功用不言而喻，仿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并且无可替代，可现如今负责教育的机构却经常错用教育的方法，误人子弟，或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忽视了教育在国家长久发展，乃至在人类长久发展中的作用。
一、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目前，人们最熟悉的两种教育方式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大体上不失其透明性和公正性，渐渐成为一种主导趋势。但是，人们在强调应试教育的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教育的精髓和目的——提升人类的素质，促进文明的发展。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一台记忆的机器，逼迫其大量背诵各类数据和文字，以便于应付考试，考试之后，所背诵的东西烟消云散。英国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曾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应试教育下来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学生被应试教育的模式浇灌成一台冷冻机，具有一些冰冷的知识和功利的眼光，缺少的是热烈的生活态度和救世情怀。
在当今社会，为了适应大众的文化层次，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无法立刻过渡到素质教育，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加入提升个人素质的文化养分，然后随着世界公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由应试教育渐渐过渡到自由度很高的素质教育。理所当然，这种文化养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台有用的机器，但是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爱因斯坦警告人们说：“过渡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也曾说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的教育，首先要注重培养“做人”的品质，然后才是培养“做事”的能力。
功过两分的教育家蔡元培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来看，无论是人们如今所热点探讨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还是爱因斯坦等伟人所担忧的教育危机等问题，古人早已认真思考过，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多书籍帮助个人塑造良好的品格，像“蒙学丛书”中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前的教育严格要求儿童在五六岁前都要熟读并背诵这些经典书籍。背诵这些书籍，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教育儿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培养他们为生民立命的大格局气度，并能帮助他们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等知识上打好基础，有利于以后整体而全面的教育进展。如今的教育缺少了这一环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怪谬的社会现象：已读大学本科的高材生，在应试教育的洪流中，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不知道自己对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何在，甚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到了硕士求学阶段，高材生所存在的问题和本科阶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有所提升，赚取面包的能力有所提升；到了博士阶段，许多学生才有些意识到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人生滋润的价值，然后回头研读昔日儿童所读的这些启蒙书籍。于是，以前作为普世文化的启蒙丛书，竟然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才会涉猎的文化精粹，这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
因此，当今时代，对中国来说，乃至对华人界，对全球人们来说，恢复诵读经典书籍的运动有待于发起和发扬，以全面弥补现在应试教育的弊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对全球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蒙学丛书
三、中国教育落后的历史原因
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其总纲即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了保证此总纲的顺利实施，礼记。学记继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学制体系、管理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像其中的“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藏息相辅”、“善喻”等主题思想，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礼记。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比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早面世一千八九百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教育相当重视，并且教育制度也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
虽然中国古人早已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可两千多年发展下来，现在的中国在教育上却相当落后，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例相当之低。即便是弊端很多的应试教育，在中国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考试舞弊事件时有发生。抢得机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在学校内能接受的知识也相当不自由，能接收知识的渠道也相当稀少，党化教育的狭隘性更让学生的眼界目光如豆。所以，四年教育下来，大学生学习到的真东西不多，而对塑造健全人格毫无用处的垃圾知识却积累不少，最后，大学生所谓的研究论文，即在大学四年内唯一的研究成果，必然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创新性的贡献。这样教育下来的结果，使得大学生大多沦为社会大流中的一滴水珠，毫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从而让社会的高等教育失去了本质意义。
中国的教育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这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明、清两朝的国内发展主流和对外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直接交锋。数次交锋中，中华文明均不堪一击，瞬间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由惊奇、惊愕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惊魂甫定，开始反思，以为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制胜之关键，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只注重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等硬件的模仿，缺少对现代化观念等软件的拷贝，由此埋下了中国教育开始乱象的伏机。洋务运动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人战前曾到中国海军军舰上参观，看到中国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就确定这种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观念，不能打仗。事实证明日本人的预测准确无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以绝对不输入对方武力装备的情况下，又是一败涂地。可见，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失败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是大脑中的现代化理念。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有远见的中国人已指出中国弊病的解决方法——中国的教育需要振兴。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序中写到：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乱本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员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这种有远见的呼吁，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就导致了康、梁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力求使中国在软件上，也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由于变法运动会严重损害守旧势力的利益，强大的守旧势力便形成一股逆流，瞬间冲垮了变法的阵营，最终，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血腥结局而告终。
戊戌变法的失败，暂时告诫了中国人，走自我改良的路子行不通，中华文明无法进行自我休整，以适应世界的潮流。绝望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西方，开始“全盘西化”希望能在西方列强的富国之道上找到可以借鉴或拿来即可用的方法策略。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国之智者仍不... -->>
我知道社会最终的权力只有存放于人民自己身上才安全，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知识程度仍不足以形成稳健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控制权，那么，补救的办法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力，而是以教育来指导他们的判断。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
广义上说，教育是人类文明得以积累、传承与发展的软性载体，人性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狭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族命运更是与教育息息相关。教育兴，则文化兴，文化兴，则国民智，国民智，则国家盛；教育衰，则文化衰，文化衰，则国民愚，国民愚，则国家亡！教育的功用不言而喻，仿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并且无可替代，可现如今负责教育的机构却经常错用教育的方法，误人子弟，或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忽视了教育在国家长久发展，乃至在人类长久发展中的作用。
一、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目前，人们最熟悉的两种教育方式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应试教育大体上不失其透明性和公正性，渐渐成为一种主导趋势。但是，人们在强调应试教育的可量化性，可操作性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教育的精髓和目的——提升人类的素质，促进文明的发展。应试教育把学生当成一台记忆的机器，逼迫其大量背诵各类数据和文字，以便于应付考试，考试之后，所背诵的东西烟消云散。英国教育理论家阿弗烈？诺夫？怀海德曾说：“教育就是忘记了在学校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应试教育下来的结果，似乎并没有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学生被应试教育的模式浇灌成一台冷冻机，具有一些冰冷的知识和功利的眼光，缺少的是热烈的生活态度和救世情怀。
在当今社会，为了适应大众的文化层次，应试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还无法立刻过渡到素质教育，但我们完全可以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加入提升个人素质的文化养分，然后随着世界公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由应试教育渐渐过渡到自由度很高的素质教育。理所当然，这种文化养分，不仅包括专业知识，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培养，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台有用的机器，但是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学者必须才德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门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学者必须了解人类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这样才能在群体与社会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并且，爱因斯坦警告人们说：“过渡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了立竿见影而过早地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最后就连专门知识也不能发展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也曾说过：“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学校的教育，首先要注重培养“做人”的品质，然后才是培养“做事”的能力。
功过两分的教育家蔡元培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巨大价值
事实上，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来看，无论是人们如今所热点探讨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争，还是爱因斯坦等伟人所担忧的教育危机等问题，古人早已认真思考过，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策略。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多书籍帮助个人塑造良好的品格，像“蒙学丛书”中的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以前的教育严格要求儿童在五六岁前都要熟读并背诵这些经典书籍。背诵这些书籍，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教育儿童做人的基本道理，培养他们的优良品质，培养他们为生民立命的大格局气度，并能帮助他们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等知识上打好基础，有利于以后整体而全面的教育进展。如今的教育缺少了这一环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怪谬的社会现象：已读大学本科的高材生，在应试教育的洪流中，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不知道自己对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何在，甚至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到了硕士求学阶段，高材生所存在的问题和本科阶段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被社会所认可的程度有所提升，赚取面包的能力有所提升；到了博士阶段，许多学生才有些意识到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以及对人生滋润的价值，然后回头研读昔日儿童所读的这些启蒙书籍。于是，以前作为普世文化的启蒙丛书，竟然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才会涉猎的文化精粹，这真是现代人的一种悲哀。
因此，当今时代，对中国来说，乃至对华人界，对全球人们来说，恢复诵读经典书籍的运动有待于发起和发扬，以全面弥补现在应试教育的弊端。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方法对全球教育的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蒙学丛书
三、中国教育落后的历史原因
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礼记。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其总纲即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为了保证此总纲的顺利实施，礼记。学记继而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学制体系、管理制度、教学原则和方法，像其中的“教学相长”、“长善救失”、“藏息相辅”、“善喻”等主题思想，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甚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礼记。学记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比西方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早面世一千八九百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教育相当重视，并且教育制度也已经相当先进和完善。
虽然中国古人早已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可两千多年发展下来，现在的中国在教育上却相当落后，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例相当之低。即便是弊端很多的应试教育，在中国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考试舞弊事件时有发生。抢得机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学生，在学校内能接受的知识也相当不自由，能接收知识的渠道也相当稀少，党化教育的狭隘性更让学生的眼界目光如豆。所以，四年教育下来，大学生学习到的真东西不多，而对塑造健全人格毫无用处的垃圾知识却积累不少，最后，大学生所谓的研究论文，即在大学四年内唯一的研究成果，必然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创新性的贡献。这样教育下来的结果，使得大学生大多沦为社会大流中的一滴水珠，毫无“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从而让社会的高等教育失去了本质意义。
中国的教育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相当落后的地位，这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明、清两朝的国内发展主流和对外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不得不与西方列强直接交锋。数次交锋中，中华文明均不堪一击，瞬间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由惊奇、惊愕到惊骇，六神无主，方寸大乱，发出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惊呼。国人惊魂甫定，开始反思，以为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制胜之关键，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只注重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等硬件的模仿，缺少对现代化观念等软件的拷贝，由此埋下了中国教育开始乱象的伏机。洋务运动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人战前曾到中国海军军舰上参观，看到中国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就确定这种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观念，不能打仗。事实证明日本人的预测准确无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以绝对不输入对方武力装备的情况下，又是一败涂地。可见，甲午战争中，中国人失败的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是大脑中的现代化理念。其实，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有远见的中国人已指出中国弊病的解决方法——中国的教育需要振兴。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序中写到：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乱本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员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材。这种有远见的呼吁，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就导致了康、梁戊戌变法的兴起。戊戌变法力求使中国在软件上，也就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但由于变法运动会严重损害守旧势力的利益，强大的守旧势力便形成一股逆流，瞬间冲垮了变法的阵营，最终，变法运动以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的血腥结局而告终。
戊戌变法的失败，暂时告诫了中国人，走自我改良的路子行不通，中华文明无法进行自我休整，以适应世界的潮流。绝望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西方，开始“全盘西化”希望能在西方列强的富国之道上找到可以借鉴或拿来即可用的方法策略。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国之智者仍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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