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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计到三个儿子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干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种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亲身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种古怪的治家训戒编成顺口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当作笑话流传。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龟年家耍枪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深宅大院,高骡子大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头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祖坟里,爬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感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洪祸!我们家订为上中农成份,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子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伯父功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股商人的气数。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深得老先生钟爱器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庭饱满,眉高眼大,肤色滋润),于是就在他年过花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子。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进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嘻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面时,无需动手动脚,他只用眼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出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子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庭。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处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子的种种矛盾,要处理这个家庭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与杨徐村二百多户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体味父亲的种种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尽管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严以律己——母亲、姐姐、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磨擦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学生意,因为父亲坚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处发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眼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高乡誉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闹出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庭又怕贻误人家子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弄事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交上18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了。
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计到三个儿子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干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种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亲身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种古怪的治家训戒编成顺口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当作笑话流传。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龟年家耍枪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深宅大院,高骡子大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头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祖坟里,爬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感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洪祸!我们家订为上中农成份,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子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伯父功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股商人的气数。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深得老先生钟爱器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庭饱满,眉高眼大,肤色滋润),于是就在他年过花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子。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进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嘻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面时,无需动手动脚,他只用眼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出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子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庭。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处理三兄弟三姑狸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子的种种矛盾,要处理这个家庭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与杨徐村二百多户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体味父亲的种种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尽管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严以律己——母亲、姐姐、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磨擦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学生意,因为父亲坚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处发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予理睬二怕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眼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高乡誉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闹出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庭又怕贻误人家子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弄事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交上18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