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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颠跑惯了也更多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冷清的小院里，那种寂寞和慌乱简直是不可忍受的。梆子老太关紧后门，又闭了街门，决心不复到村巷里去走动，工分也不想挣了。
景荣老五出工去了，女儿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位成员了。儿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妇，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分家另过了，搬到村子东头的新庄基上去了。屋里现在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一丝声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里穿游。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蓝天上纹丝不动的白云，伸到屋脊上空的绿色的树梢，南坡上泛绿的梯田。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给梆子老太带来的却是凄风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毕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里，无法把自己与世隔绝。轻柔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气息的春风，从窗孔和门缝里吹进来了，街巷里的说话声，女人们的尖笑声，男人们打浑骂俏的声音，还是越过土打的围墙，传进小院里来了。她听了心烦，烦一切人的一切声音。那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把许多使她烦恼的消息倾泻下来，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个心里安静的去处。
平反大会以后的整整三天里，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烟袋，抱着娃娃，赶到胡振武家里去看望。临近村庄里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们走进梆子井村来，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门楼走去。胡振武家远远近近的亲戚，提着鸡蛋和烧酒，也纷纷赶来庆贺了
胡振汉两口子，在搬进退赔的那三间瓦房的时候，居然在门口放了一长串鞭炮
胡学文家来了两位戴眼镜的记者，说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那家报社专门派人来访问，记者鼓励他重新开始写稿，文艺政策也放宽了
平反会后的第三天，就有人给胡选生介绍下对象，把女方引来和胡选生见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乱了脚步，变得沸沸扬扬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粪堆和树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葱绿的小麦，棉苗和稻禾覆盖着的田野里，到处都议论纷纷，传说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却出不得街门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亲自跑到她家里，千方百计鼓励她揭发出胡振汉的“四十一车红苕”的事吗？她当初记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决没有想到后来去揭发。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逐步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而只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队会计花儿，尖着嗓子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县上的，也有公社的，还有梆子井大队自己开会的通知。有的通知支书胡长海参加，有的通知刚刚被众人拥上台的胡振武参加，独独没有通知梆子老太参加的会议。贫协主任被闲置下来了，梆子老太被各级政府遗忘了，冷落了。十余年来，她在县、社两级参加了多少次各种名称的会议，会议多得她都开烦了。现在，十天半月里没有她出去开会的一次机会，似乎于生活里严重地缺少了什么。听着别人去这里那里开会，她心里很别扭，觉得自已被冷落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决计到公社去找党委常书记问一问，现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儿在当晚的广播中，通知贫协主任到公社去开会，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来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礼堂的前排靠背连椅上。这是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足见其重要了。梆子老太不会写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听。
万万没有料到，常书记宣读的文件，竟然是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这个机构的内容。文件说，以后再不提贫下中农这个说法，只说社员梆子老太耳朵里呜呜呜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这个小礼堂里，常书记多少次强调过，要依靠贫农下中农，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他现在却念着一份要取消贫协的文件，难道把他过去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书记宣读的文件，却是省委郑重其事发下来的。常书记一边念着文件，一边作着解释。梆子老太心里乱糟糟的，耳朵里乱嗡嗡的，一句也听不进去。临近坐着的几个贫协干部，叽叽咕咕在小声议论，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话，夹杂着牢骚。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书记要大家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开口发言了。
“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口气却是怒冲冲地质问“老人家去世了，说过的话也不算数了？”
“黄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话直言提出来，这很好嘛！”常书记不恼也不怒，笑嘻嘻地说（梆子老太简直不能容忍这种不经心的轻松的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瞧瞧众人，又笑着问“黄桂英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主席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年？”
“‘四清’运动那年讲的嘛！”梆子老太胸有成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道“主席刚讲下十来年，就不管用了呀？”
有几位年轻的贫协干部吃吃笑起来，他们大约知道梆子老太说错了，而且错得太远了。
“你大概是‘四清’当中才听到主席的这句话。”常书记不笑了，表情庄重。他在农村工作好多年，此类笑话早已不足为奇。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像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分不清谷子和糜子一样正常。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句话，主席是在一九二七年讲的，离今天五十多年了。‘四清’运动当中重新喊响起来的。”
“不管哪一年，总是他老人家讲的话。”梆子老太不仅不窘，反觉得理直气壮“现在不管用了吗？”
“五十多年前，地主阶级统治中国乡村，贫农受压迫，贫农是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坚力量。五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里是共产党领导了，搞农业现代化建设，要团结全体农民群众，治穷致富。情况和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志们应该想得通”
“我想不通！”梆子老太积聚在胸间的闷气，终于压不住了，把她在自家小院里关门自守时想到的问题，捅出来了“现在是：五类分子张狂咧，贫下中农不香咧”
“黄桂英同志的这个话，我在其他村里也听到过。”常书记仍然不动气，倒显得老练而宽容，但是却认真地说“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左’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中有没有过火的地方？”
梆子老太张不开口了。过去有没有过火的事呢？这是常书记巧妙地对她的批评了。她又多么委屈、多么服不下这口气呀！多少回，坐在这个小礼堂的连椅上，常书记安排任何工作，头一条总是抓阶级斗争，最后一条总是搞生产。他安排让她去抓胡振武等人的破坏活动，现在反问她有没有“左”的东西。她忽然想到儿子骂过她的一句话：“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人家把你当猴耍”她的脑子里一震，真应了儿子的话吗，顿然觉得往常里很敬重的领导者也不值得那么可亲可敬了！
“我在公社这几年的工作中，有不少错误，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错误。”常书记诚恳地盯着梆子老太，又扫过整个会场，沉重地说“我正在筹备党委扩大会，中心是解放思想，打破‘左’的教条。欢迎大家将来给党委、特别是对我本人提意见。”
梆子老太安静下来了，心里的气往下泄，既然常书记承认自己“左”了，她还能“端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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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上颠跑惯了也更多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冷清的小院里，那种寂寞和慌乱简直是不可忍受的。梆子老太关紧后门，又闭了街门，决心不复到村巷里去走动，工分也不想挣了。
景荣老五出工去了，女儿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位成员了。儿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妇，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分家另过了，搬到村子东头的新庄基上去了。屋里现在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一丝声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里穿游。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蓝天上纹丝不动的白云，伸到屋脊上空的绿色的树梢，南坡上泛绿的梯田。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给梆子老太带来的却是凄风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毕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里，无法把自己与世隔绝。轻柔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气息的春风，从窗孔和门缝里吹进来了，街巷里的说话声，女人们的尖笑声，男人们打浑骂俏的声音，还是越过土打的围墙，传进小院里来了。她听了心烦，烦一切人的一切声音。那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把许多使她烦恼的消息倾泻下来，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个心里安静的去处。
平反大会以后的整整三天里，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烟袋，抱着娃娃，赶到胡振武家里去看望。临近村庄里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们走进梆子井村来，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门楼走去。胡振武家远远近近的亲戚，提着鸡蛋和烧酒，也纷纷赶来庆贺了
胡振汉两口子，在搬进退赔的那三间瓦房的时候，居然在门口放了一长串鞭炮
胡学文家来了两位戴眼镜的记者，说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那家报社专门派人来访问，记者鼓励他重新开始写稿，文艺政策也放宽了
平反会后的第三天，就有人给胡选生介绍下对象，把女方引来和胡选生见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乱了脚步，变得沸沸扬扬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禾垛子，粪堆和树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葱绿的小麦，棉苗和稻禾覆盖着的田野里，到处都议论纷纷，传说着稀罕事。
梆子老太却出不得街门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亲自跑到她家里，千方百计鼓励她揭发出胡振汉的“四十一车红苕”的事吗？她当初记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决没有想到后来去揭发。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逐步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而只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队会计花儿，尖着嗓子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县上的，也有公社的，还有梆子井大队自己开会的通知。有的通知支书胡长海参加，有的通知刚刚被众人拥上台的胡振武参加，独独没有通知梆子老太参加的会议。贫协主任被闲置下来了，梆子老太被各级政府遗忘了，冷落了。十余年来，她在县、社两级参加了多少次各种名称的会议，会议多得她都开烦了。现在，十天半月里没有她出去开会的一次机会，似乎于生活里严重地缺少了什么。听着别人去这里那里开会，她心里很别扭，觉得自已被冷落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决计到公社去找党委常书记问一问，现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儿在当晚的广播中，通知贫协主任到公社去开会，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来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礼堂的前排靠背连椅上。这是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足见其重要了。梆子老太不会写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听。
万万没有料到，常书记宣读的文件，竟然是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这个机构的内容。文件说，以后再不提贫下中农这个说法，只说社员梆子老太耳朵里呜呜呜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这个小礼堂里，常书记多少次强调过，要依靠贫农下中农，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他现在却念着一份要取消贫协的文件，难道把他过去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书记宣读的文件，却是省委郑重其事发下来的。常书记一边念着文件，一边作着解释。梆子老太心里乱糟糟的，耳朵里乱嗡嗡的，一句也听不进去。临近坐着的几个贫协干部，叽叽咕咕在小声议论，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话，夹杂着牢骚。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书记要大家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开口发言了。
“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口气却是怒冲冲地质问“老人家去世了，说过的话也不算数了？”
“黄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话直言提出来，这很好嘛！”常书记不恼也不怒，笑嘻嘻地说（梆子老太简直不能容忍这种不经心的轻松的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瞧瞧众人，又笑着问“黄桂英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主席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年？”
“‘四清’运动那年讲的嘛！”梆子老太胸有成竹，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道“主席刚讲下十来年，就不管用了呀？”
有几位年轻的贫协干部吃吃笑起来，他们大约知道梆子老太说错了，而且错得太远了。
“你大概是‘四清’当中才听到主席的这句话。”常书记不笑了，表情庄重。他在农村工作好多年，此类笑话早已不足为奇。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像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分不清谷子和糜子一样正常。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句话，主席是在一九二七年讲的，离今天五十多年了。‘四清’运动当中重新喊响起来的。”
“不管哪一年，总是他老人家讲的话。”梆子老太不仅不窘，反觉得理直气壮“现在不管用了吗？”
“五十多年前，地主阶级统治中国乡村，贫农受压迫，贫农是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坚力量。五十年后的今天，乡村里是共产党领导了，搞农业现代化建设，要团结全体农民群众，治穷致富。情况和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志们应该想得通”
“我想不通！”梆子老太积聚在胸间的闷气，终于压不住了，把她在自家小院里关门自守时想到的问题，捅出来了“现在是：五类分子张狂咧，贫下中农不香咧”
“黄桂英同志的这个话，我在其他村里也听到过。”常书记仍然不动气，倒显得老练而宽容，但是却认真地说“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左’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中有没有过火的地方？”
梆子老太张不开口了。过去有没有过火的事呢？这是常书记巧妙地对她的批评了。她又多么委屈、多么服不下这口气呀！多少回，坐在这个小礼堂的连椅上，常书记安排任何工作，头一条总是抓阶级斗争，最后一条总是搞生产。他安排让她去抓胡振武等人的破坏活动，现在反问她有没有“左”的东西。她忽然想到儿子骂过她的一句话：“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人家把你当猴耍”她的脑子里一震，真应了儿子的话吗，顿然觉得往常里很敬重的领导者也不值得那么可亲可敬了！
“我在公社这几年的工作中，有不少错误，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错误。”常书记诚恳地盯着梆子老太，又扫过整个会场，沉重地说“我正在筹备党委扩大会，中心是解放思想，打破‘左’的教条。欢迎大家将来给党委、特别是对我本人提意见。”
梆子老太安静下来了，心里的气往下泄，既然常书记承认自己“左”了，她还能“端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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