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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她有病,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有钱,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大太太现在可怜罗,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小丰现在阔了。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
她看着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他没叫她快心,但是她到底是个女人,从前和他有过那一场,他要是落得太不堪,她也没面子。他那时候临走恐吓她的话,倒也不是白说,害她半辈子提心吊胆,也达到了目的。
后来又听见说王三太太去看过他那两个姨奶奶一次,两人住着一个亭子间,就是一张床,此外什么都没有。她们说:一天到晚还不就是坐坐躺躺。两人背对背坐着。
她听了也骇笑。多大年纪了?不是有一个年纪轻些?其实有人要还不跟了人算了?这年头还守些什么,不是我说。"
大家听见刘二爷郎舅俩戒了烟,也一样骇然。都是三十年的老瘾,说戒就戒了,实在抽不起了。窘到那样,使大家都有点窘。每次微笑着轻声传说这新闻之后,总有片刻的寂静。现在不大听到新闻,但是日子过得快,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证明她是对的。
日子越过越快,时间压缩了,那股子劲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三爷死了,当然使她想到自己,又多病。但是生病是年纪大些必有的累赘,也惯了。
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喜欢它冰凉的,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是外面来的人,手冻得冰冷的,指尖染着薄荷味。稍一动弹,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她往里偎了偎,窝藏得更深些,更有安全感。她从烟盘里拿起一只镊子来夹灯芯,把灯罩摘下来,玻璃热呼呼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到意外,摸着也喜欢。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房间更大,屋顶更高,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也不知道外边天黑了没有。小丫头在打盹。反正白天晚上睡不够。
她顺手拿起烟灯,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上下一般粗,像个野兽的前脚,力气奇大,盲目地一甩,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下。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她站在排门背后,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油灯热烘烘熏着脸,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浑身微微刺痛的汗珠,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划出个苗条的轮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大姑娘!大姑娘
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
承认。
有许多亲戚都不来往了。有人问起:"二太太还是那样?"
还是一提起来就笑。"怎么老不听见说?"她有病,
她有病是两便,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她,她自己也有个藉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们有钱,现在还是那冬姑娘?几个孩子了?
孩子太多,看上去几乎一般大小,都是黑黑胖胖的,个子不高,长得结实,穿着黄卡其布短裤,帆布鞋,进附近一个弄堂小学。到了他们这一代,当然都进学堂了。家长看不起这些学校,就拣最近、最便宜的,除此以外也无法表示。放了学回来,在楼下互相追逐,这间房跑到那间房,但是一声不出,只听见脚步响,像一大群老鼠沉重地在地板上滚过来滚过去。楼下尽他们跑,他们的父母搬到楼下住了。那一套阴暗的房间渐渐破旧了,加上不整洁,像看门人住的地下层,白漆拉门成了假牙的黄白色,也有假牙的气味。下午已经黑赳赳的,只有玉熹烟铺上点着灯。冬梅假装整理五斗橱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见旁边没人,往前走了两步,站在烟铺跟前。她的背影有一种不确定的神气,像个小女孩子,旧绒线衫后身往上缩着,斜扯着粘在大屁股上方,但是仍旧稚拙得异样。买煤的钱到现在也没给。僵着脖子,并没有稍微动一动,指着楼上。
玉熹袖着手歪在那里,冷冷地对着灯,嘴里不耐烦地嗡隆了一声,表示他不管。
一群孩子咕隆隆滚进房来,冬梅别过身去低声喝了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
楼上因为生病,改在床上吸烟,没有烟铺开阔,对面没有人躺着也比较不嫌寂寞。一个小丫头在床前挖烟斗,是郑妈领来给她孙子做童养媳的,拣了个便宜,等有便人带到乡下去,先在这里帮忙。银娣叫她小丫头,也是牵冬梅的头皮,有时候当着冬梅偏要骂两声打两下。现在堂子里成了暴发户的世界,玉熹早已不去了,本来是件好事,更一天到晚缩在楼下。这冬梅太会养了,给人家笑,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她这样省俭,也是为他们将来着想,照这样下去还了得?这年头,钱不值钱。前两年她每天给玉熹三毛钱零用。堂子里三节结帐,不用带钱的,不过他吃烟的人喜欢吃甜食,自己去买,出去走走,带逛旧货摊子,买一只破笔洗,一锭墨,刻着金色字画,半只印色盒子,都当古董。自己家里整大箱的古玩,他看都没看见过,所以不开眼。三毛钱渐渐涨成一块,两块。改了储备票又一直涨到二百块,五百块。今年过年,大家都不知道给多少年赏。向来都是近亲给八块,至多十块,远亲四块。照理应当看她给多少,大房不在上海,她是长房,不能比她多给。所以她生气,那天卜二奶奶来拜年,她拦着不让她多给钱,就把这话告诉她,让她传出去给姚家这些人听听,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现在大房搬到北边去了,老九房只有儿子媳妇,九老太爷夫妻俩都过世了。这些亲戚本家就是老九房阔,不过从前有过那句话,九老太爷这儿子不是自己的,其实不是姚家人,不算。剩下还就是她这一房还像样,二十年如一日,还住着老地方,即使旺丁不旺财,至少不至于像三房绝后。大房是不必说了,家败人亡,在北京,小女儿又还嫁了个教书的,是她学校的老师。人家说女学堂的话,这可不说中了?大奶奶不愿意,也没办法,总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是师生恋爱,"大家只笑嘻嘻地说。"从初中教起的"。年纪那么小!二儿子在北京找了个小事当科员,娶的亲倒是老亲,夫妻太要好了,打牌,二少奶奶在旁边看牌,把下颏搁在二少爷肩膀上。大奶奶看不惯,说了她两句,这就闹着要搬出去住——还打牌!人家还是照样过日子。大太太现在可怜罗,
她大儿子在上海,到底出过洋的人有本事,巴结上了储备银行的赵仰仲,跟着做投机、玩舞女。他少奶奶也陪着一班新贵的太太打牌,得意得不得了。等日本人倒了怎么样?德国已经打败了,日本也就快了。她对时事一向留心,没办法,凡是靠田上收租的,人在上海,根在内地,不免受时局影响。
现在大家又都研究"推背图",画的那些小人一个个胖墩墩的,穿着和尚领袄裤,小孩的脸相也很老,大人也只有那点高,三三两两,一个站在另一个肩上,都和颜悦色在干着不可解的事。但是那神秘的恐怖只在那本小册子的书页里,无论什么大屠杀,到了上海最狠也不过是东西涨价。日本人来不也是一劫?也不过这样。日本败下来怕抢,又怕美国飞机轰炸,不过谁舍得炸上海。熬过了日本人这一关,她更有把握了,谁来也不怕,上海总是上海?又不出头露面,不像大房的小丰,真是浑。他大概自以为聪明,只揩油,不做官。想必也是因为他老子从前已经坏了名声,横竖横了。大爷从前做过国民政府的官,在此地的伪政府看来,又是一重资格,正欢迎重庆的人倒到他们这边。仗着他爸爸跟祖老太爷,给他当上了赵仰仲的帮闲。小丰现在阔了。前是神秘的微笑,现在笑得咧开了嘴。见了面一样热热闹闹的,不过笑得比较浮。民国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自己人,还客气,现在讲起来是汉奸,可以枪毙的。真是——跟他们大房爷儿俩比起来,那还是三爷。
三爷不过是没算计,倒不是他这时候死了,又说他好。去年听见他死了,倒真吓了一跳,也没听见说生病。才五十三岁的人,她自己也有这年纪了,不能不觉得是短寿。当然他是太伤身体,一年到头拘在家里,地气都不沾,两个姨奶奶陪着,又还不像玉熹这个老是大肚子。他心里想必也不痛快,关在家里做老太爷。替他想想,这时候死了也好,总算享了一辈子福,两个姨奶奶送终。再过几年她们老了,守着两个黄脸婆——一个是老伴,两个可叫人受不了,听说两个姨奶奶还住在一起替他守节,想必还是一个养活另一个,倒也难得。
她看着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他没叫她快心,但是她到底是个女人,从前和他有过那一场,他要是落得太不堪,她也没面子。他那时候临走恐吓她的话,倒也不是白说,害她半辈子提心吊胆,也达到了目的。
后来又听见说王三太太去看过他那两个姨奶奶一次,两人住着一个亭子间,就是一张床,此外什么都没有。她们说:一天到晚还不就是坐坐躺躺。两人背对背坐着。
她听了也骇笑。多大年纪了?不是有一个年纪轻些?其实有人要还不跟了人算了?这年头还守些什么,不是我说。"
大家听见刘二爷郎舅俩戒了烟,也一样骇然。都是三十年的老瘾,说戒就戒了,实在抽不起了。窘到那样,使大家都有点窘。每次微笑着轻声传说这新闻之后,总有片刻的寂静。现在不大听到新闻,但是日子过得快,反而觉得这些人一个个的报应来得快。时间永远站在她这边,证明她是对的。
日子越过越快,时间压缩了,那股子劲更大,在耳边呜呜地吹过,可以觉得它过去,身上陡然一阵寒飕飕的,有点害怕,但是那种感觉并不坏。三爷死了,当然使她想到自己,又多病。但是生病是年纪大些必有的累赘,也惯了。
她抹了点万金油在头上,喜欢它冰凉的,像两只拇指捺在她太阳心上,是外面来的人,手冻得冰冷的,指尖染着薄荷味。稍一动弹,就闻见一层层旧衣服与积年鸦片烟薰的气味,她往里偎了偎,窝藏得更深些,更有安全感。她从烟盘里拿起一只镊子来夹灯芯,把灯罩摘下来,玻璃热呼呼的,不知道为什么很感到意外,摸着也喜欢。从夏布帐子底下望出去,房间更大,屋顶更高,关着的玻璃窗远得走不到。也不知道外边天黑了没有。小丫头在打盹。反正白天晚上睡不够。
她顺手拿起烟灯,把那黄豆式的小火焰凑到那孩子手上。粗壮的手臂连着小手,上下一般粗,像个野兽的前脚,力气奇大,盲目地一甩,差点把烟灯打落在地下。她不由得想起从前拿油灯烧一个男人的手。忽然从前的事都回来了,砰砰砰的打门声,她站在排门背后,心跳得比打门的声音还更响,油灯热烘烘熏着脸,额上前刘海热烘烘罩下来,浑身微微刺痛的汗珠,在黑暗中戳出一个个小孔,划出个苗条的轮廓。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根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大姑娘!大姑娘
在叫着她的名字。他在门外叫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