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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献给77，巴兄以及所有网虫们的似水流年
风月早已逝，花是旧年红。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是听来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流传甚广。版本也不尽相同。
我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就是那个故事里的风流才子。他老到都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了，让你根本不想再多看他一眼。走路巍巍颤颤，手中的拐棍与他一起晃悠着，似乎四级以上的风就能令这个组合随风而逝了。他的脸上总挂着痴呆的微笑，口角的涎水止不住地往下巴上淋落着。于是他的胸前被家人用大头针别着一小块毛巾，如用餐的孩子。他得了老年痴呆。幸好还没呆到不识回家的路，每天傍晚独自出门散步，目无旁视，走单一路线然后按时回家。
这个杨姓老妇人却还依稀可见当年风采。虽然高雅的长裙难掩其明显发福的腰身。精致的化妆遮不住松弛如面袋般下坠的眼袋，可她优雅的举止和矜持的微笑，还有那依旧乌黑浓密的发髻让你可以立刻确认当年她曾无限风光过。
那老头儿姓秦，早年是大院的实权派。因为他既是红小鬼，据说是十三岁上就扛枪打仗了，后来又被选派出去受了正统苏联学院派教育，所以当仁不让地在他38岁的光景上就坐上社长的宝座。这个社可不是一般的社，也算是国家的前沿阵地，宣传喉舌。提起他当年的才华横溢，至今令老一辈学富五车们点头称道由衷赞叹。当然此种夸赞免不了含有对失意者的宽容。若是秦老头的光明仕途是正常寿终正寝的话，一定是无法博得众口一词的赞美。人们对胜利者的缺点通常用放大镜去找寻而对失败者的优点却不吝赞美之辞。
秦社长的背运要从杨太太搬入他隔墙的小院开始。打从第一眼照上面儿，她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字正腔圆如玉珠落盘的清脆京片子，还有她如象牙般凝脂的手伸过低矮栅栏温婉地搭在秦社长的手的一刹那，他的一马平川的光明大道自此封闭。她自我介绍着：“杨茵如，你的邻居。”
秦社长也是浪漫自由主义的文化人。至今他的一些非革命的阳春白雪的诗还作为当代大家文选珍藏在我们社的文库里。到是那批应景的附庸时代的红色诗词没留下什么痕迹。可见其骨子里是消极颓废虚无主义者。
杨太太从进了这大院的门伊始就是个焦点人物。当时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属于异类。现在我们可以称她为杨太太，而当年据说大院里的人们因为要给她一个合理的头衔而煞费脑筋。
那个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师傅或某记者或其职务，如某主任某编辑。对于师傅，那是给予无产阶级手艺工人的无尚光荣的头衔，比方说修鞋的王师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师傅。而同志则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朋友加兄弟，这是一个明显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倾向的称呼。显然以上称呼皆不适用于杨太太。所以后来大家见到她都报以不加名称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呐？”似乎并不急于与人民打成一片。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当时人们无论性别统称自己家那口为爱人。不过她称她丈夫却沿袭老传统“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大家为了联合她先生，对她客气与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家史，还有就是间或搜集些野史什么的。当然后来被誉为史学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把自家的奶奶爷爷曾祖什么的故事从他家的族谱中节选着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象。他想象自己的家史没人关心与控诉。但换了别人就麻烦了，有可能被他这个后代控上法庭，或说篡改历史，或说诋毁人物。
杨太太与当时忙于投身革命建设的女同志截然不同。首先她留长发，不剪运动头。运动头不是后来所说的俏皮短发，而是当年一色儿的类似于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华，这个词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寒怆。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了其妖娆本色，一概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长髻盘在脑后。并装做很不经意地随手在发髻上插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味道。她最初来的时候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亲口中她都是旗袍最恰当的代言人。我父亲的原话是：“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当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其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任。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后来缘于太扎眼，杨太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了。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的另一个特色令其他女人望其项背的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当然后来大家知道是她夫君不孕。那时的女同志在我眼中看来是过着暗无天日毫无享乐可言的生活。如果说猪狗不如的话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的。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大毛，除去一应日常开销，到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我都十岁了，我父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我母亲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
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似乎其本人以及夫家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上门光顾。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她家的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格外养眼，姹紫嫣红。而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散布浓荫。当年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人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家里的芦花鸡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侯身手是很敏捷的，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粗了，鸡在我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拖老大从热被窝里坐起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去了，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奔菜场。杨太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生活，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沿着屋檐她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的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今天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一板一眼，举手投足间俨然是个练家子。在当时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一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终止了。因为她先生的关系，她跟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极无聊无聊的科室搞校对。杨太太不但不融入当年赤色的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极对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头的，据我父亲说是贵妃醉酒的那一套。凤冠霞帔，大红锦缎，当年被极其醒目地别在她家迎门的中堂上，旁边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亲曾有幸目睹当年杨太太舞台风光。那年在庆祝国庆的大院自办晚会上，秦社长拉京胡，杨太太登场，表演了一段霸王别姬，台上那摄人魂魄的气势以及哀婉的唱腔让一大堆门外汉都报以热烈掌声。我父直到去年还在学虞姬当年抖袖的样子“手颤了几十下，不疾不徐，都没从那长袖里伸出来，刚伸出一长指甲来，人家就拜倒了。”我母亲冷眼瞟着我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是人家还... -->>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献给77，巴兄以及所有网虫们的似水流年
风月早已逝，花是旧年红。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是听来的。因为在我们那个大院里流传甚广。版本也不尽相同。
我实在难以想象眼前这个糟老头子就是那个故事里的风流才子。他老到都失去了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最起码的尊严了，让你根本不想再多看他一眼。走路巍巍颤颤，手中的拐棍与他一起晃悠着，似乎四级以上的风就能令这个组合随风而逝了。他的脸上总挂着痴呆的微笑，口角的涎水止不住地往下巴上淋落着。于是他的胸前被家人用大头针别着一小块毛巾，如用餐的孩子。他得了老年痴呆。幸好还没呆到不识回家的路，每天傍晚独自出门散步，目无旁视，走单一路线然后按时回家。
这个杨姓老妇人却还依稀可见当年风采。虽然高雅的长裙难掩其明显发福的腰身。精致的化妆遮不住松弛如面袋般下坠的眼袋，可她优雅的举止和矜持的微笑，还有那依旧乌黑浓密的发髻让你可以立刻确认当年她曾无限风光过。
那老头儿姓秦，早年是大院的实权派。因为他既是红小鬼，据说是十三岁上就扛枪打仗了，后来又被选派出去受了正统苏联学院派教育，所以当仁不让地在他38岁的光景上就坐上社长的宝座。这个社可不是一般的社，也算是国家的前沿阵地，宣传喉舌。提起他当年的才华横溢，至今令老一辈学富五车们点头称道由衷赞叹。当然此种夸赞免不了含有对失意者的宽容。若是秦老头的光明仕途是正常寿终正寝的话，一定是无法博得众口一词的赞美。人们对胜利者的缺点通常用放大镜去找寻而对失败者的优点却不吝赞美之辞。
秦社长的背运要从杨太太搬入他隔墙的小院开始。打从第一眼照上面儿，她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字正腔圆如玉珠落盘的清脆京片子，还有她如象牙般凝脂的手伸过低矮栅栏温婉地搭在秦社长的手的一刹那，他的一马平川的光明大道自此封闭。她自我介绍着：“杨茵如，你的邻居。”
秦社长也是浪漫自由主义的文化人。至今他的一些非革命的阳春白雪的诗还作为当代大家文选珍藏在我们社的文库里。到是那批应景的附庸时代的红色诗词没留下什么痕迹。可见其骨子里是消极颓废虚无主义者。
杨太太从进了这大院的门伊始就是个焦点人物。当时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年代属于异类。现在我们可以称她为杨太太，而当年据说大院里的人们因为要给她一个合理的头衔而煞费脑筋。
那个年代流行喊同志或师傅或某记者或其职务，如某主任某编辑。对于师傅，那是给予无产阶级手艺工人的无尚光荣的头衔，比方说修鞋的王师傅或食堂掌勺的李师傅。而同志则是指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朋友加兄弟，这是一个明显带有阶级立场和感情倾向的称呼。显然以上称呼皆不适用于杨太太。所以后来大家见到她都报以不加名称的一笑：“吃啦？”
她倒也不在乎，回以一笑：“您忙呐？”似乎并不急于与人民打成一片。这要归功于她的丈夫，当时人们无论性别统称自己家那口为爱人。不过她称她丈夫却沿袭老传统“我先生”她先生是很重要的统战对象，所以大家为了联合她先生，对她客气与恭敬有加。她先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家史，还有就是间或搜集些野史什么的。当然后来被誉为史学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不过是把自家的奶奶爷爷曾祖什么的故事从他家的族谱中节选着抄一抄再加上些自己的想象。他想象自己的家史没人关心与控诉。但换了别人就麻烦了，有可能被他这个后代控上法庭，或说篡改历史，或说诋毁人物。
杨太太与当时忙于投身革命建设的女同志截然不同。首先她留长发，不剪运动头。运动头不是后来所说的俏皮短发，而是当年一色儿的类似于童花头的前一刀刘海，后一刀切头。当年的女同志们大多朴实无华，这个词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寒怆。大家都一个水平的穷酸，穷酸到女性失了其妖娆本色，一概土布灰蓝，不修边幅。
杨太太却每天把她齐腰的长发打理成一个粗大的长髻盘在脑后。并装做很不经意地随手在发髻上插把竹箅子。只这一丁点儿装饰就显出别样味道。她最初来的时候是穿旗袍的。至今在我父亲口中她都是旗袍最恰当的代言人。我父亲的原话是：“她的人看起来像一片柳叶，在水面上飘。”当我父亲此话一出口，立刻被我母亲敲了一个爆栗在其脑门顶，并因此过而终生承担了洗碗的家任。想来当年大院里因偷瞥杨太太而心生异想，甘愿受罚的勇士们不在一二。后来缘于太扎眼，杨太太也改穿当年时髦的列宁装了。却是一样地尽显身段，风情哪堪。
杨太太的另一个特色令其他女人望其项背的是她的悠闲。她那时总也有三十四五了，却还是与夫君过着逍遥的二人世界。当然后来大家知道是她夫君不孕。那时的女同志在我眼中看来是过着暗无天日毫无享乐可言的生活。如果说猪狗不如的话显然是夸张而且不尊敬的。但至少猪儿狗儿们没那么重的心理负担。她们上有老人，老人大多在农村需供养；下有孩子，还不止俩。每月工资十几二十块大毛，除去一应日常开销，到月底剩余的钱连买块花手绢都紧张。我还记得当年我都十岁了，我父出差去南方，给母亲带了一条羊毛围巾，我母亲激动得半夜起来试戴。那条羊毛围巾后来成了我母亲心中的爱情标志，尽管现在都穿羊绒了，还不舍得淘汰。
杨太太不仅没有孩子，似乎其本人以及夫家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经年不见一两门穷亲戚上门光顾。于是她可以安然地在她家的小院里侍弄花草。每到春天她家的小院格外养眼，姹紫嫣红。而盛夏时分，茂盛的爬墙虎便在她那三分小院里散布浓荫。当年的人大多为生计奔忙，少有人有闲情逸致摆弄那玩意儿。即便得个空也是在院里养两只鸡鸭，下几个蛋补贴伙食。我们小时候都是跟鸡一起跑大的。基本上家里的芦花鸡地位要高过孩子，可以任意在地上啄啄在我们碗里啄啄。小时侯身手是很敏捷的，母亲一声令下，我追不出几步就能逮着她点名的鸡。现在不行了，肚子出来了，腿粗了，鸡在我眼前散步我都抓不着。
那年月大人都是早上天不亮就投入战斗。女的忙着打醒昏睡的孩子，手忙脚乱，骂骂咧咧地拖老大从热被窝里坐起来，给老二穿衣，给小三子喂奶。男的则套上衣服就奔炉子去了，开了炉门，熬上粥然后直奔菜场。杨太太少了这些凡人的生活，便过上了八旗遗老遗少的生活。沿着屋檐她挂了一排鸟笼，养了一溜的小鸟。每天清晨，空气中还漾着薄雾的时候，她便选择性地提着个鸟笼，去不远处的池塘边的小竹林里溜达，也就是今天的健身或早锻炼。兴致好的时候，她会在竹林深处咿咿呀呀地吊嗓子。杨太太以前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但大多数人猜想她定是什么艺苑出身的，受过科班训练。因为她可以毫不费力地唱上一整出折子戏，唱念坐打，眼波身段一板一眼，举手投足间俨然是个练家子。在当时那些大院的土包子眼里，这根本就是一艺术家了。不过杨太太的艺术生涯早在她来我们大院以前就终止了。因为她先生的关系，她跟来后被安排在一个闲极无聊无聊的科室搞校对。杨太太不但不融入当年赤色的革命中去，反而搞消极对抗。她原本是有一套行头的，据我父亲说是贵妃醉酒的那一套。凤冠霞帔，大红锦缎，当年被极其醒目地别在她家迎门的中堂上，旁边配以一把紫檀色的梨花木京胡。我父亲曾有幸目睹当年杨太太舞台风光。那年在庆祝国庆的大院自办晚会上，秦社长拉京胡，杨太太登场，表演了一段霸王别姬，台上那摄人魂魄的气势以及哀婉的唱腔让一大堆门外汉都报以热烈掌声。我父直到去年还在学虞姬当年抖袖的样子“手颤了几十下，不疾不徐，都没从那长袖里伸出来，刚伸出一长指甲来，人家就拜倒了。”我母亲冷眼瞟着我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回到：“是人家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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