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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要是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室公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的时候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于零。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幢部级大楼，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报纸已停刊了，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从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做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听一耳朵，更多时候独自抽搐。后来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尘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免强亮着，让人想到太平间。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模，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他，绝不把他落下，但那时李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发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浓，芳香扑鼻，以致李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李慢后来从中医那里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李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深沉地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人们打牌吵的。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然后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可以放手干，可以与阴湿软虫长时间对视。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不是蚯蚓。
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空气已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它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点。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小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动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上面。这落了三层，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李慢自己想出来的。每天早晨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推。李慢到得越来越早，因为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工具是李慢花钱现到五金店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丝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劳动创造人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比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忽忽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唏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现在我已不记得李慢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了，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或许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呆会，看到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
人们扔水，吃的，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份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可是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来，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虚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的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再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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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要是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室公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的时候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于零。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幢部级大楼，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报纸已停刊了，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从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做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听一耳朵，更多时候独自抽搐。后来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尘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免强亮着，让人想到太平间。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模，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他，绝不把他落下，但那时李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发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浓，芳香扑鼻，以致李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李慢后来从中医那里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李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深沉地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人们打牌吵的。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然后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可以放手干，可以与阴湿软虫长时间对视。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不是蚯蚓。
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空气已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它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点。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小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动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上面。这落了三层，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李慢自己想出来的。每天早晨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推。李慢到得越来越早，因为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工具是李慢花钱现到五金店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丝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劳动创造人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比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忽忽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唏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现在我已不记得李慢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了，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或许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呆会，看到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
人们扔水，吃的，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份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可是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来，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虚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的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再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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