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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找我。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会儿，思考了一下对策。我感觉还是应该先找露洁核对一下事实，看看这事是不是与她有关系。于是，我立即走出咖啡馆，打车去了伯母家。现在露洁头上的伤已经快好了，再过一两天就该拆线了。此时，她正跟伯母两个人在洗菜做饭。我把露洁叫到卧室，伯母的房子是个小偏单，两间卧室，大卧室十五平米，小卧室九平米，我和露洁睡在大卧室。我先问露洁：“你认不认识机关的刘志国？”露洁道：“认识啊，怎么了？”我问：“是不是你把刘梅的情况介绍给刘志国了？”露洁道：“开玩笑吧你？我跟刘志国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再说，平白无故的我把刘梅情况介绍给他干什么？”我对露洁说出了刚才的情况。露洁道：“你最好找找刘志国，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情说清楚，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好像我这人多爱管闲事一样！”我说：“这话确定？”露洁道：“当然确定！走到天边我也敢确定！”
既然如此，刘志国怎么会认识刘梅？而且还知道刘梅已经与我分居、面临离婚，并且急急忙忙地给她介绍对象呢？看起来问题的症结就在刘志国身上。我必须立马找到刘志国，揭穿他的阴谋，戳穿他的把戏。我立即打车来到市委大院斜对过的南渥茶馆，然后从手机里调出刘志国的电话号，给他打了过去。他接听以后我告诉他，我在南渥，让他立马过来。结果，十分钟以后刘志国就来了。他的脸色惨白，瘦得像嘬着腮帮子，身上的衣服像拿竹竿挑着。我请他坐下，然后就先给他一个下马威，说：“你是不是有求于刘梅？”他看着我愣了一下，反问：“你怎么会这么认为？”我说：“因为你平白无故给了刘梅一个银行卡。”刘志国道：“那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契约。”我说：“什么契约？”刘志国道：“让你少管闲事，把嘴闭住的契约。”我一听这话，便把上衣衣兜里的银行卡掏了出来，拍在桌子上“拿去吧，刘梅不稀罕这个！”刘志国把银行卡塞回我的口袋，微微哂笑道：“刘梅接我银行卡的镜头我已经用针孔摄像头录下来了，你现在还给我也掩盖不了刘梅接受贿赂的事实。”我说：“卑鄙！你已经面临审查，为什么还不放规矩一点？”刘志国道：“一切都是既成事实，你现在已经是和我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不妨跟你透露一点信息――现在检察院还扣着一个女记者，估计这个女记者会乱咬，而且肯定会首先咬到我，因为当初是我把她截在平川的。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你，在孙海潮和金玫瑰花园项目问题上，我是问心无愧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孙海潮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个小兵，我能干的也就是跑跑腿，传个信息。”我说：“既然如此你还给刘梅送什么银行卡？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吗？”刘志国道：“我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我看你跟着丁露贞跑得挺欢。”
这个刘志国可能是被孙海潮的死亡和武大维的双规吓怕了，他主动出击给刘梅送银行卡绝对是下下策。我不觉冷笑一声，继而问他：“你是怎么知道刘梅的情况的？能不能不吝赐教？”刘志国也冷冷一笑，说：“这个无可奉告，你只要知道我不是单枪匹马和散兵游勇就行了。”这句话话里有话，让我悚然一惊。难道他在公安局有内线，在监听刘梅手机？在事情没有真相大白以前，任何可能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复杂啊！我蓦然想起了早晨丁露贞的话，刘志国要见丁露贞来着，就继续问他：“你要见丁书记，想对她说什么？”刘志国道：“这个不妨告诉你――我想告诉她，很多事情都是孙海潮干的，我顶多是个小跑儿。”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再问什么他已经不可能说实话了。他似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思考成熟了，已经建立了心理防线，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推六二五，推到死人身上，反正死无对证。我和他告别了，低着头率先走出茶馆。回到机关，我找到丁露贞，把银行卡交给她，对她诉说了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她点点头道：“一会儿我把银行卡给纪检委送过去。还没吃饭吧，我已经给你买了一份饭，在微波炉里，你热一下就可以吃。”
她指了指她的办公室角落的桌子，上面确实有个微波炉。我走过去打开它，见里面是一个塑料盒，微波炉专用的那种饭盒，我取出来打开盖子看了一眼，饭盒里是一个鸡腿，一些炒圆白菜丝，下面是米饭。我合上盖子放回去，关上门，就把时间定在一分钟上。于是，微波炉里面的饭盒就慢慢转了起来。热好饭，我不客气地用毛巾垫着拿出来，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吃起来。丁露贞不管我，她只是专心地批阅文件。我说：“我一会儿是不是应该去检察院一趟，问问是不是有个女记者关在这儿？”这时，丁露贞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今天是孙海潮死亡第十六天，武大维双规第五天。”我重复了一句：“我是不是应该去一趟检察院？”丁露贞方才醒悟过来，说：“哦，哦，我刚才走神了。去，去，一会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告知一下。”我说：“最好不要告知，我自有办法进去。”丁露贞道：“恐怕没这么简单，你听我的吧。”我犹豫了一下，服从了。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拿不准究竟打招呼好不好。
市检察院我还是第一次来。但这个地方因为武大维的存在，早已让我耳熟能详了。站在这个大院里，我先仰视了一下气势泱泱的花岗岩外观的大楼，然后才往里走。虽是六七月份的天气，可是一进楼，就有一股凉森森的感觉扑面而来。舒爽自是舒爽，却让我想到一个不雅的名词――只是在此不便出口而已，因为大楼里还有那么多没被双规的人，还是好人多不是？进了办公大楼以后，我一层层往上走，我要先找领导办公室。结果爬到三楼就看见了检察长办公室门框上的小木牌，写着副检察长的小木牌一溜有四个，写着检察长的只有一个，但里面早已人去屋空，纪检书记一个，政治部主任一个。除了检察长的门没敲，其他的门我挨个敲了一遍，但都没有人，这让我很纳罕。我便回到二楼，二楼有办公室。我敲了办公室的门，只敲了三下，门就打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问：“请问你找谁？”我说：“打扰你们了，我是市委办公厅一处的处长康赛，想找一位领导，可是，他们哪个屋都没人。”这个女同志说：“没错，领导们现在在郊区集中学习。我是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事能不能先跟我说说？”我对她此时不让我进屋有点反感，就说：“在楼道里说话不方便，咱进屋说行不行？”她这才把门开得再大些，说：“进来吧。”我一进屋，发现这是个套间，中间有一道门隔开，外间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在打电脑。办公室主任便领着我走进里间。我没想多在她这儿耽搁，所以一进里间我就立即告诉她：“你们这儿扣了一个女记者，我要见她一眼。”办公室主任有些措手不及道：“这，不方便吧――”但她只说了半句话就突然改了口，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扣什么女记者！”我说：“你刚才明明已经承认了，改什么口呢？武大维已经双规了，你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此时她的脸色就非常难看了，地说：“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别难为我，我这个主任也是很难干的！”我感觉今天这任务没法完成了，就兀自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抬着头看着她，想跟她软磨硬泡一会儿。这时她急得在屋里转起磨来，像撞笼的困兽。我说：“你究竟说不说？”她非常坚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你让我说什么？”
我一见这种情况，就不便再说什么了。我摇摇脑袋说：“那就对不起了，打扰了。”我有些无奈地起身退出来。我来到外间的时候，发现那个打电脑的年轻姑娘已经不在了，只把制服搭在椅子背上。我继续爬楼，挨个屋找人打听，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全都摇头否认。没办法，我走出大楼。我估计丁露贞已经给这里打过电话，而且我估计打也白打，因为一个领导都不在，丁露贞不可能给办公室打。我挠着头皮走出检察院大院，打算打一辆车，但我一拐弯却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姑娘正躲在墙垛子后边。她拉了我一把，说：“康赛处长，你跟我来！”说完就转身径自走了。我有意和她拉开十几米的距离，左顾右盼地做出闲散状，但一直跟着她走。结果到前面拐角处她就往左拐了，然后进了一家小饭馆。我走过去以后，左右看看，见没什么异常，便蹩了进去。姑娘此时已经坐在一个角落，因为这个时间早过了吃饭的高峰时间，所以，屋里没几个人。我见收银台旁边立着一个竹篾的屏风，就对收银小姐说：“能不能把屏风借我们用一下？”小姐说：“可以。”我便搬起屏风往屋子角落走，摆好以后，我才躲进去。此时，姑娘冲我赞许地点头一笑。
我掏出烟来，点上一根，抽起来。姑娘说：“这里也不安全，咱长话短说，我说完就走。是这样，前不久，咱平川市的金玫瑰花园项目不是出事了吗？十几亿的集资款都被卷走了，有关方面拼命捂住这次事件，但终归纸里包不住火，省城就下来几个记者，打算采访一下，回去写个内参之类的。可是他们都铩羽而归，无功而返。因为凡知情人都被打过招呼，谁说出去谁要承担责任。谁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凡是知情人，虽不知道此事涉及孙海潮，但都知道这是市里的项目，不愿意给市里抹黑。所以，就都老太太吃切糕――闷口了。但有一个女记者，据说是一家省报的，偏偏不走，她深入群众，多方走访，掌握了大量事实和一手材料。就在她要离开平川的时候，市委办公厅的刘志国带领检察院的人截住了这个女记者――想必你认识刘志国――咱在这里暂且不评论他，因为我还不知道你的立场。单说这个女记者，在检察院遭到了逼供，检察院让她缴出记录，她说，我就是用耳朵听的，没有记录，结果就挨了好几个耳光，打得她耳朵嗡嗡响，一直听不清声音。她大声喊叫，要求放人，但自从被关进来以后就再也没被放出去。起初她被关在市检察院的拘留室，两天后送到了三柳县第一看守所。我听我们主任说，这个女记者拿了一个企业家的二十万贿赂，打算告孙海潮的黑状，因为那个企业家与孙海潮有仇。我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但我同情那个被扣的女记者。现在检察院正在准备文字材料，打算对这个女记者提起公诉。罪名就是索贿受贿。”姑娘说完就站起身来，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意思是不让我站起来送她，便走出小饭馆。
我则继续抽烟，一根接一根。如果有的人别有用心，就像刘志国采取的办法一样，硬把一个银行卡塞给你，同时又给你录了像，你还能说得清吗？在其他情况不可能有你说话的机会，而在武大维的地盘里，能让你辩解吗？此时我心情十分复杂。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发生这种事！好在貌似铁板一块的检察院终归有说直理的人，有心存良知的人。我把姑娘的话回顾了一遍，竭力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时，我就想起刘志国对刘梅也说过有个企业家要相对象，而且也给了一个二十万的银行卡。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我思考了一阵子，没有答案。我走出小饭馆，临出门时给收银台交了五十块钱。
出了门，我就打了一辆车，直奔市委大院斜对过的南渥茶馆，进了茶馆以后就给刘志国打电话。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我还就跟你干上了！时间不长刘志国就神色黯然地走了进来。我又是劈头就问：“给你银行卡的企业家叫什么名字？”刘志国一愣，反应了五秒钟，然后说：“无可奉告。”我说：“刘梅已经同意和企业家见面，你总得让她知道点什么吧？”刘志国道：“现在人家企业家已经反悔，不想和刘梅谈对象了。”我说：“你就狡猾吧，一抓一出溜，这对你是绝对没好处的！你只有配合我的调查，才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刘志国道：“你现在是丁露贞的准妹夫，你不是为公家调查，而是为丁露贞调查，目的是把别人弄进去，把她洗出来。此外，还能怎么样？你以为我是傻子了！”
刘志国的这些话，让我无言以对。丁露贞调我的初衷本来是想把隐私限定在家人的小范围里，但现在已经为人诟病。想来什么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见继续问刘志国已经问不出什么，便扔下他，兀自走出茶馆，在门口招了一辆车，朝三柳奔去。三柳是距离平川市最远的一个县，在一条山脉的脚下，开车也要两个小时。路上我就和司机商定：把我送到第一看守所，然后等我一会儿，再把我拉回来。司机同意，因为他在三柳想拉回脚也不好找客人。上午三柳还有人进市，下午一般没人往市里来。第一看守所是一幢圈在围墙里的一座孤零零的四层老楼，所有的窗户都安着铁栅栏。而很多棵绿茵茵的爬山虎就从地上一直顺着一楼的铁栅栏爬到了四楼，所有的铁窗上都爬满爬山虎，为这个铁面无情的处所添了一抹绿意。下车以后，我抬头望了一眼大楼，就走向大门口，大门口有两个武警站岗。我掏出工作证递给武警，武警接过去看了一眼问：“找谁？”我说：“找所长。”武警说所长外出开会不在。我说那我就找办公室主任。武警把工作证还给我，向楼里面伸了一下胳膊。我顺着他的手势走进楼去，在楼道里发现了门上钉着木牌的办公室，便敲门进去。一个五十岁左右长得像包子的中年人警觉地盯着我，也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只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照例把工作证递给他。他翻开看了，还给我，说：“我知道你是康赛，我劝你回去，上边有指示，涉及周晓燕的访问一律回绝。”
我一刹那间就明白了，女记者叫周晓燕，而且刚才是刘志国或什么人给这里打了电话，通知他们我――康赛要来这里。既然如此，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说：“谁给你的指示？如果是市检察院，现在检察长武大维已经双规了，他的话该推翻就得推翻；如果是办公厅刘志国指示过你，我也告诉你，刘志国也在审查范围之内。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受到应得的处理。”这个主任说：“你说你是康赛，谁证明呢？”我说：“这好办。”我立马掏出手机给丁露贞打过去，打通以后我说：“丁书记，现在看守所的同志想验证一下我的身份，您跟他说说吧！”我把手机递给这个主任。这个主任便接过去接听。听了几句话，他就把手机还给了我，脸色也变了，由原来的傲慢变得紧张、慌张，嘴里一迭声说：“乱了！乱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我说：“平川市现如今谁的官最大？不就是丁书记吗？你不听丁书记的听谁的？你还想不想干了？你如果渎职、贻误战机，可是要扒马褂的！”可能“扒马褂”这句话起作用了，他立即拉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说：“实不相瞒，周晓燕病得不轻，现在住在县医院里。”我突然一个激灵――他们迫害女记者了！我立即说：“你现在就马上带我去县医院！”他做出为难状，摊开两手。我说：“你叫什么？告诉我你的名字，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以后我会为你请功！”他说：“我叫胡里坳。”我说：“事到如今你怎么还玩花活？胡里奥是个外国歌手的名字！”他说：“真的，我是在山坳里生的，家里姓胡。”
三柳县因为远离市区，县医院是个够规模的综合性医院。在医院精神科住院部的一个小单间，我们见到了周晓燕，天，只见她面颊红肿，额头缠着纱布，两眼呆滞地看着前方。我在医生陪伴下推开门走进去，说：“周晓燕你好，我是市委办公厅的康赛。”周晓燕慢慢走近我，表情怪异地打量我，然后以飞快的动作啪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一点也没感觉意外，我知道，这一巴掌我是替刘志国挨的，当然这个账我会记在他的头上。周晓燕再次伸手的时候，被医生拦住了。这时她就哈哈哈狂笑起来，嘶哑的声音非常？人。看来没法交谈，我退了出去。胡里坳说：“怎么样，病得不轻吧？”我说：“造孽啊！”这时医生也退出来了，把门锁好，对我说：“以后你们不要没事就往这儿跑，病人需要安静，她现在神志不清，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稳定住。”我点点头，走出住院部，对胡里坳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从此以后周晓燕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要拿你是问，你是圈里人，自然明白执法犯法的罪过！”胡里坳说：“有的事我做不了主怎么办？”我说：“那就立马给我打电话。”我把手机号告诉他。
出了医院，我甩下胡里坳，径自坐上出租，告诉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回市里。司机说，那个人不管他吗？我说，不管，让他自己走回去。暗想，去他妈的吧！车开起来以后，我就给丁露贞打了电话，告诉她，晚上别走，在南渥茶馆等我！关于孙海潮和金玫瑰花园项目我本来兴趣不大，因为我并没参与集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丁露贞，现在我是在无意中被卷进来了。因此，我也可能成为那些人的打击对象，但平川人有句话叫“以就以就”就是说一不做二不休。我豁出去了，我不信太阳会从西边出来！
及时找我。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会儿，思考了一下对策。我感觉还是应该先找露洁核对一下事实，看看这事是不是与她有关系。于是，我立即走出咖啡馆，打车去了伯母家。现在露洁头上的伤已经快好了，再过一两天就该拆线了。此时，她正跟伯母两个人在洗菜做饭。我把露洁叫到卧室，伯母的房子是个小偏单，两间卧室，大卧室十五平米，小卧室九平米，我和露洁睡在大卧室。我先问露洁：“你认不认识机关的刘志国？”露洁道：“认识啊，怎么了？”我问：“是不是你把刘梅的情况介绍给刘志国了？”露洁道：“开玩笑吧你？我跟刘志国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再说，平白无故的我把刘梅情况介绍给他干什么？”我对露洁说出了刚才的情况。露洁道：“你最好找找刘志国，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情说清楚，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好像我这人多爱管闲事一样！”我说：“这话确定？”露洁道：“当然确定！走到天边我也敢确定！”
既然如此，刘志国怎么会认识刘梅？而且还知道刘梅已经与我分居、面临离婚，并且急急忙忙地给她介绍对象呢？看起来问题的症结就在刘志国身上。我必须立马找到刘志国，揭穿他的阴谋，戳穿他的把戏。我立即打车来到市委大院斜对过的南渥茶馆，然后从手机里调出刘志国的电话号，给他打了过去。他接听以后我告诉他，我在南渥，让他立马过来。结果，十分钟以后刘志国就来了。他的脸色惨白，瘦得像嘬着腮帮子，身上的衣服像拿竹竿挑着。我请他坐下，然后就先给他一个下马威，说：“你是不是有求于刘梅？”他看着我愣了一下，反问：“你怎么会这么认为？”我说：“因为你平白无故给了刘梅一个银行卡。”刘志国道：“那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契约。”我说：“什么契约？”刘志国道：“让你少管闲事，把嘴闭住的契约。”我一听这话，便把上衣衣兜里的银行卡掏了出来，拍在桌子上“拿去吧，刘梅不稀罕这个！”刘志国把银行卡塞回我的口袋，微微哂笑道：“刘梅接我银行卡的镜头我已经用针孔摄像头录下来了，你现在还给我也掩盖不了刘梅接受贿赂的事实。”我说：“卑鄙！你已经面临审查，为什么还不放规矩一点？”刘志国道：“一切都是既成事实，你现在已经是和我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不妨跟你透露一点信息――现在检察院还扣着一个女记者，估计这个女记者会乱咬，而且肯定会首先咬到我，因为当初是我把她截在平川的。现在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你，在孙海潮和金玫瑰花园项目问题上，我是问心无愧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孙海潮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个小兵，我能干的也就是跑跑腿，传个信息。”我说：“既然如此你还给刘梅送什么银行卡？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吗？”刘志国道：“我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我看你跟着丁露贞跑得挺欢。”
这个刘志国可能是被孙海潮的死亡和武大维的双规吓怕了，他主动出击给刘梅送银行卡绝对是下下策。我不觉冷笑一声，继而问他：“你是怎么知道刘梅的情况的？能不能不吝赐教？”刘志国也冷冷一笑，说：“这个无可奉告，你只要知道我不是单枪匹马和散兵游勇就行了。”这句话话里有话，让我悚然一惊。难道他在公安局有内线，在监听刘梅手机？在事情没有真相大白以前，任何可能和不确定性都存在。复杂啊！我蓦然想起了早晨丁露贞的话，刘志国要见丁露贞来着，就继续问他：“你要见丁书记，想对她说什么？”刘志国道：“这个不妨告诉你――我想告诉她，很多事情都是孙海潮干的，我顶多是个小跑儿。”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再问什么他已经不可能说实话了。他似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思考成熟了，已经建立了心理防线，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一推六二五，推到死人身上，反正死无对证。我和他告别了，低着头率先走出茶馆。回到机关，我找到丁露贞，把银行卡交给她，对她诉说了今天上午发生的一切。她点点头道：“一会儿我把银行卡给纪检委送过去。还没吃饭吧，我已经给你买了一份饭，在微波炉里，你热一下就可以吃。”
她指了指她的办公室角落的桌子，上面确实有个微波炉。我走过去打开它，见里面是一个塑料盒，微波炉专用的那种饭盒，我取出来打开盖子看了一眼，饭盒里是一个鸡腿，一些炒圆白菜丝，下面是米饭。我合上盖子放回去，关上门，就把时间定在一分钟上。于是，微波炉里面的饭盒就慢慢转了起来。热好饭，我不客气地用毛巾垫着拿出来，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吃起来。丁露贞不管我，她只是专心地批阅文件。我说：“我一会儿是不是应该去检察院一趟，问问是不是有个女记者关在这儿？”这时，丁露贞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今天是孙海潮死亡第十六天，武大维双规第五天。”我重复了一句：“我是不是应该去一趟检察院？”丁露贞方才醒悟过来，说：“哦，哦，我刚才走神了。去，去，一会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告知一下。”我说：“最好不要告知，我自有办法进去。”丁露贞道：“恐怕没这么简单，你听我的吧。”我犹豫了一下，服从了。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拿不准究竟打招呼好不好。
市检察院我还是第一次来。但这个地方因为武大维的存在，早已让我耳熟能详了。站在这个大院里，我先仰视了一下气势泱泱的花岗岩外观的大楼，然后才往里走。虽是六七月份的天气，可是一进楼，就有一股凉森森的感觉扑面而来。舒爽自是舒爽，却让我想到一个不雅的名词――只是在此不便出口而已，因为大楼里还有那么多没被双规的人，还是好人多不是？进了办公大楼以后，我一层层往上走，我要先找领导办公室。结果爬到三楼就看见了检察长办公室门框上的小木牌，写着副检察长的小木牌一溜有四个，写着检察长的只有一个，但里面早已人去屋空，纪检书记一个，政治部主任一个。除了检察长的门没敲，其他的门我挨个敲了一遍，但都没有人，这让我很纳罕。我便回到二楼，二楼有办公室。我敲了办公室的门，只敲了三下，门就打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问：“请问你找谁？”我说：“打扰你们了，我是市委办公厅一处的处长康赛，想找一位领导，可是，他们哪个屋都没人。”这个女同志说：“没错，领导们现在在郊区集中学习。我是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事能不能先跟我说说？”我对她此时不让我进屋有点反感，就说：“在楼道里说话不方便，咱进屋说行不行？”她这才把门开得再大些，说：“进来吧。”我一进屋，发现这是个套间，中间有一道门隔开，外间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在打电脑。办公室主任便领着我走进里间。我没想多在她这儿耽搁，所以一进里间我就立即告诉她：“你们这儿扣了一个女记者，我要见她一眼。”办公室主任有些措手不及道：“这，不方便吧――”但她只说了半句话就突然改了口，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扣什么女记者！”我说：“你刚才明明已经承认了，改什么口呢？武大维已经双规了，你不用前怕狼后怕虎的。”此时她的脸色就非常难看了，地说：“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别难为我，我这个主任也是很难干的！”我感觉今天这任务没法完成了，就兀自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抬着头看着她，想跟她软磨硬泡一会儿。这时她急得在屋里转起磨来，像撞笼的困兽。我说：“你究竟说不说？”她非常坚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你让我说什么？”
我一见这种情况，就不便再说什么了。我摇摇脑袋说：“那就对不起了，打扰了。”我有些无奈地起身退出来。我来到外间的时候，发现那个打电脑的年轻姑娘已经不在了，只把制服搭在椅子背上。我继续爬楼，挨个屋找人打听，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全都摇头否认。没办法，我走出大楼。我估计丁露贞已经给这里打过电话，而且我估计打也白打，因为一个领导都不在，丁露贞不可能给办公室打。我挠着头皮走出检察院大院，打算打一辆车，但我一拐弯却看见一个穿白衬衣的姑娘正躲在墙垛子后边。她拉了我一把，说：“康赛处长，你跟我来！”说完就转身径自走了。我有意和她拉开十几米的距离，左顾右盼地做出闲散状，但一直跟着她走。结果到前面拐角处她就往左拐了，然后进了一家小饭馆。我走过去以后，左右看看，见没什么异常，便蹩了进去。姑娘此时已经坐在一个角落，因为这个时间早过了吃饭的高峰时间，所以，屋里没几个人。我见收银台旁边立着一个竹篾的屏风，就对收银小姐说：“能不能把屏风借我们用一下？”小姐说：“可以。”我便搬起屏风往屋子角落走，摆好以后，我才躲进去。此时，姑娘冲我赞许地点头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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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继续抽烟，一根接一根。如果有的人别有用心，就像刘志国采取的办法一样，硬把一个银行卡塞给你，同时又给你录了像，你还能说得清吗？在其他情况不可能有你说话的机会，而在武大维的地盘里，能让你辩解吗？此时我心情十分复杂。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发生这种事！好在貌似铁板一块的检察院终归有说直理的人，有心存良知的人。我把姑娘的话回顾了一遍，竭力记住每一个细节。这时，我就想起刘志国对刘梅也说过有个企业家要相对象，而且也给了一个二十万的银行卡。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我思考了一阵子，没有答案。我走出小饭馆，临出门时给收银台交了五十块钱。
出了门，我就打了一辆车，直奔市委大院斜对过的南渥茶馆，进了茶馆以后就给刘志国打电话。暗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天我还就跟你干上了！时间不长刘志国就神色黯然地走了进来。我又是劈头就问：“给你银行卡的企业家叫什么名字？”刘志国一愣，反应了五秒钟，然后说：“无可奉告。”我说：“刘梅已经同意和企业家见面，你总得让她知道点什么吧？”刘志国道：“现在人家企业家已经反悔，不想和刘梅谈对象了。”我说：“你就狡猾吧，一抓一出溜，这对你是绝对没好处的！你只有配合我的调查，才可能减轻自己的罪责！”刘志国道：“你现在是丁露贞的准妹夫，你不是为公家调查，而是为丁露贞调查，目的是把别人弄进去，把她洗出来。此外，还能怎么样？你以为我是傻子了！”
刘志国的这些话，让我无言以对。丁露贞调我的初衷本来是想把隐私限定在家人的小范围里，但现在已经为人诟病。想来什么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这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见继续问刘志国已经问不出什么，便扔下他，兀自走出茶馆，在门口招了一辆车，朝三柳奔去。三柳是距离平川市最远的一个县，在一条山脉的脚下，开车也要两个小时。路上我就和司机商定：把我送到第一看守所，然后等我一会儿，再把我拉回来。司机同意，因为他在三柳想拉回脚也不好找客人。上午三柳还有人进市，下午一般没人往市里来。第一看守所是一幢圈在围墙里的一座孤零零的四层老楼，所有的窗户都安着铁栅栏。而很多棵绿茵茵的爬山虎就从地上一直顺着一楼的铁栅栏爬到了四楼，所有的铁窗上都爬满爬山虎，为这个铁面无情的处所添了一抹绿意。下车以后，我抬头望了一眼大楼，就走向大门口，大门口有两个武警站岗。我掏出工作证递给武警，武警接过去看了一眼问：“找谁？”我说：“找所长。”武警说所长外出开会不在。我说那我就找办公室主任。武警把工作证还给我，向楼里面伸了一下胳膊。我顺着他的手势走进楼去，在楼道里发现了门上钉着木牌的办公室，便敲门进去。一个五十岁左右长得像包子的中年人警觉地盯着我，也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只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照例把工作证递给他。他翻开看了，还给我，说：“我知道你是康赛，我劝你回去，上边有指示，涉及周晓燕的访问一律回绝。”
我一刹那间就明白了，女记者叫周晓燕，而且刚才是刘志国或什么人给这里打了电话，通知他们我――康赛要来这里。既然如此，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说：“谁给你的指示？如果是市检察院，现在检察长武大维已经双规了，他的话该推翻就得推翻；如果是办公厅刘志国指示过你，我也告诉你，刘志国也在审查范围之内。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受到应得的处理。”这个主任说：“你说你是康赛，谁证明呢？”我说：“这好办。”我立马掏出手机给丁露贞打过去，打通以后我说：“丁书记，现在看守所的同志想验证一下我的身份，您跟他说说吧！”我把手机递给这个主任。这个主任便接过去接听。听了几句话，他就把手机还给了我，脸色也变了，由原来的傲慢变得紧张、慌张，嘴里一迭声说：“乱了！乱了！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我说：“平川市现如今谁的官最大？不就是丁书记吗？你不听丁书记的听谁的？你还想不想干了？你如果渎职、贻误战机，可是要扒马褂的！”可能“扒马褂”这句话起作用了，他立即拉过一把椅子请我坐下，说：“实不相瞒，周晓燕病得不轻，现在住在县医院里。”我突然一个激灵――他们迫害女记者了！我立即说：“你现在就马上带我去县医院！”他做出为难状，摊开两手。我说：“你叫什么？告诉我你的名字，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以后我会为你请功！”他说：“我叫胡里坳。”我说：“事到如今你怎么还玩花活？胡里奥是个外国歌手的名字！”他说：“真的，我是在山坳里生的，家里姓胡。”
三柳县因为远离市区，县医院是个够规模的综合性医院。在医院精神科住院部的一个小单间，我们见到了周晓燕，天，只见她面颊红肿，额头缠着纱布，两眼呆滞地看着前方。我在医生陪伴下推开门走进去，说：“周晓燕你好，我是市委办公厅的康赛。”周晓燕慢慢走近我，表情怪异地打量我，然后以飞快的动作啪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一点也没感觉意外，我知道，这一巴掌我是替刘志国挨的，当然这个账我会记在他的头上。周晓燕再次伸手的时候，被医生拦住了。这时她就哈哈哈狂笑起来，嘶哑的声音非常？人。看来没法交谈，我退了出去。胡里坳说：“怎么样，病得不轻吧？”我说：“造孽啊！”这时医生也退出来了，把门锁好，对我说：“以后你们不要没事就往这儿跑，病人需要安静，她现在神志不清，至少要一个星期才能稳定住。”我点点头，走出住院部，对胡里坳说：“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从此以后周晓燕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要拿你是问，你是圈里人，自然明白执法犯法的罪过！”胡里坳说：“有的事我做不了主怎么办？”我说：“那就立马给我打电话。”我把手机号告诉他。
出了医院，我甩下胡里坳，径自坐上出租，告诉司机，以最快的速度回市里。司机说，那个人不管他吗？我说，不管，让他自己走回去。暗想，去他妈的吧！车开起来以后，我就给丁露贞打了电话，告诉她，晚上别走，在南渥茶馆等我！关于孙海潮和金玫瑰花园项目我本来兴趣不大，因为我并没参与集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丁露贞，现在我是在无意中被卷进来了。因此，我也可能成为那些人的打击对象，但平川人有句话叫“以就以就”就是说一不做二不休。我豁出去了，我不信太阳会从西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