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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仍然记着对麻疯病症状的验证办法，我狠狠地掐拧左脚踝关节处。那样的深夜，我听见远远的射鹿湖的潮声和第一声鸡啼，对左脚的疼痛又高兴又惶恐。
走在射鹿城枯燥单调的街道上，对旧友子韬的回忆突然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会发现街上的某个行人很像子韬，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他们的左脚踝关节，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秋天了，射鹿的男人大多穿看化纤长裤和黑色度鞋，所以，在大街上寻找一个人常常会一无所获。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人吗？我问副部长。
他是射鹿人？副部长说，说详细点，射鹿的人我都认识。
不，他是一个麻疯病人。
我不认识麻疯病人，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随便问向。我说，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你如果想打听麻疯病人的情况，可以去找邓大夫，副部长说，他以前是医院的主治大夫，退休后就留在射鹿了。
后来我真的按地址找到了邓大夫。那是个干瘪苍老的老头，独居在一个潮湿的种满花草的小院里。我是一个人去的，事实上调查至此已经纯属私人性质。我有点胆怯地推开一扇长满青苔的木门，看见台阶上站着那个老头，他背对着我，往墙上挂一只蝴蝶标本。当他回过头时，我猛地看见一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那只大口罩把邓大夫的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敏捷的鹰鹫般的眼睛。
你是谁？我现在不看病了，你要是有病请到县医院皮肤科去，那里有特别门诊。邓大夫在口罩后面发出的声音嗡嗡的。
我意识到发生了一场难堪的误会。我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坏，我提高声脊说，我不是麻疯病人，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邓大夫依然在挂蝴蝶标本，墙上几乎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他说，他们都跟着医院迁走了。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病人吗？
黄子韬？邓大夫猛然回过头，口罩外面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是他兄弟？
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如果是这样，告诉你也不要紧，邓大夫走下台阶，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住，他说，黄子韬死了，他逃，让电网电死了。
我一时无言。在满院的莺萝和美人蕉的阴影里，我看见一只自色线袜渐渐剥落，露出一块模糊的疮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感觉。
他为什么要逃？我说。
他不相信自己是麻疯病，怎么也不相信。他逃了七次，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明知有电网，为什么让他逃呢？”
医生只管治疗他的皮肤，管不住他的头脑。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他要逃，你有什么办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转身轻轻地离开小院。我把那扇木门按原样虚掩上，然后从门缝里最后张望了一眼邓大夫，我看见的还是那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邓大夫自始至终没有摘下那只口罩。一些莺萝精致的叶子在他的头顶飘拂，让我联想起死亡所具有的诗情画意。
我在射鹿县的调查显然是劳而无功的。新闻就是这样，当一方提供的事实真实可信时，有关的另一方必须隐去，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那个写匿名信的幸存者无疑属于后者。况且，在射鹿县的五十万人口中寻找写信人不啻海底捞针。
最后那天，我搭便车去了湖里。湖里是一个乡，在射鹿湖的西岸。我想湖里大概是射鹿县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了，我独自在水边的乡间公路上走、拍下了一些典型的风光照片。我甚至在一片水洼地边拍到了野生天鹅的照片，那只天鹅风姿绰约，独饮清泉，它也可以替代那篇无法完成盼惊人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跟着那只天鹅穿越了乡间公路。天鹅步态轻盈欲飞欲走，它在一个大草垛上停留了片刻后，飒飒地飞离地面。我不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我是无法测定天鹅的行踪的。
关键是那个大草垛，我突然注意到草垛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几个大字：吹手向西。我觉得这个路标的语意很奇怪，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它指点人们向西寻找吹手，吹手是凭借乐器送死者升天的行当，那么在荒凉无人的湖里地带，吹子能等到他的雇主吗？
我极目西望，方圆几里看不见一座村庄，在公路的西面，在一片瓜地中央，有一座低矮的窝棚，我似乎还看见一件白色的衬衫在两棵树之间随风飘动。我朝西走去，路标告诉我，吹手就坐在窝棚里等待。
我弯腰钻进窝棚，看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草席上，他在吃一只熟透了的西瓜。窝棚里光线黯淡，看不清吹手的脸，我只觉得他的牙齿很白而他手里的西瓜很红。
你家有丧事？吹手把瓜往地上一扔，朝墙上摘着什么。
不，我只是看看。
是你父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
不，都不是，我有个同学死了。
我只吹唢呐。吹手将一只发亮的唢呐朝我晃晃，你如果要请吹萧人、打鼓的，还要往西走，再走三里地。
我往窝棚的门口挪了挪，坐下来。我闻见窝棚里有一种植物或者生肉腐烂的气味。我转过脸看了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白衬衫。我说，我有个同学死了。
同学是什么？吹手问，是亲戚吗？
吹手挨近我，他的一条腿懒散地斜伸着，伸到我的面前。阳光投射到窝棚的门口，照亮吹手光裸的粗壮的小腿，我差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看见吹手的左腿踝关节处有一块酱色的疮疤。
我跳起来，离开了窝棚。我站着大口地喘气，四周是空旷的湖里野地，风从湖上来，拂动吹手晾晒的白衬衫，这个时刻，世界对于我变得虚幻不定。
我听见窝棚里传来了沉闷的唢呐声，夏然而止，好像呜咽，接着唢呐大概被吹手悬挂了起来，发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喂，到底是谁死了？吹手在窝棚里问。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子韧的白线袜渐渐地从腿上褪落下来。他单腿站在足球场上，沉重地抬起左脚，他的左脚踝关节处结着酱色的疮痂，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溃烂发炎。
你如果要请吹笛的、拉琴的，还要往西走，往西再走三里地。吹手在窝棚里说。
从射鹿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左脚踝部开始发痒，细细一看，还有一块隐隐的红斑。我到医院的皮肤科挂了急诊，我怀着异样焦灼的心情观察医生对那块红斑的检查。但是我不能从医生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出任何结论。
会不会是？当我的左脚被医生抓住时我欲言又止。
是什么？医生已经推开了那只脚，她说，什么也不是，你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
梦中仍然记着对麻疯病症状的验证办法，我狠狠地掐拧左脚踝关节处。那样的深夜，我听见远远的射鹿湖的潮声和第一声鸡啼，对左脚的疼痛又高兴又惶恐。
走在射鹿城枯燥单调的街道上，对旧友子韬的回忆突然会变得清晰起来，我会发现街上的某个行人很像子韬，我的视线下意识地扫向他们的左脚踝关节，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是秋天了，射鹿的男人大多穿看化纤长裤和黑色度鞋，所以，在大街上寻找一个人常常会一无所获。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人吗？我问副部长。
他是射鹿人？副部长说，说详细点，射鹿的人我都认识。
不，他是一个麻疯病人。
我不认识麻疯病人，我怎么会认识他们？
随便问向。我说，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你如果想打听麻疯病人的情况，可以去找邓大夫，副部长说，他以前是医院的主治大夫，退休后就留在射鹿了。
后来我真的按地址找到了邓大夫。那是个干瘪苍老的老头，独居在一个潮湿的种满花草的小院里。我是一个人去的，事实上调查至此已经纯属私人性质。我有点胆怯地推开一扇长满青苔的木门，看见台阶上站着那个老头，他背对着我，往墙上挂一只蝴蝶标本。当他回过头时，我猛地看见一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那只大口罩把邓大夫的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敏捷的鹰鹫般的眼睛。
你是谁？我现在不看病了，你要是有病请到县医院皮肤科去，那里有特别门诊。邓大夫在口罩后面发出的声音嗡嗡的。
我意识到发生了一场难堪的误会。我的心情立刻变得很坏，我提高声脊说，我不是麻疯病人，我来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邓大夫依然在挂蝴蝶标本，墙上几乎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他说，他们都跟着医院迁走了。
你知道一个叫黄子韬的病人吗？
黄子韬？邓大夫猛然回过头，口罩外面的眼睛亮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人？你是他兄弟？
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我和他是中学同学。
如果是这样，告诉你也不要紧，邓大夫走下台阶，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站住，他说，黄子韬死了，他逃，让电网电死了。
我一时无言。在满院的莺萝和美人蕉的阴影里，我看见一只自色线袜渐渐剥落，露出一块模糊的疮疤。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感觉。
他为什么要逃？我说。
他不相信自己是麻疯病，怎么也不相信。他逃了七次，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明知有电网，为什么让他逃呢？”
医生只管治疗他的皮肤，管不住他的头脑。他不相信自己有病，他要逃，你有什么办法？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我想了想说，转身轻轻地离开小院。我把那扇木门按原样虚掩上，然后从门缝里最后张望了一眼邓大夫，我看见的还是那只巨大的白纱口罩。邓大夫自始至终没有摘下那只口罩。一些莺萝精致的叶子在他的头顶飘拂，让我联想起死亡所具有的诗情画意。
我在射鹿县的调查显然是劳而无功的。新闻就是这样，当一方提供的事实真实可信时，有关的另一方必须隐去，或者说，必须忽略不计。那个写匿名信的幸存者无疑属于后者。况且，在射鹿县的五十万人口中寻找写信人不啻海底捞针。
最后那天，我搭便车去了湖里。湖里是一个乡，在射鹿湖的西岸。我想湖里大概是射鹿县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了，我独自在水边的乡间公路上走、拍下了一些典型的风光照片。我甚至在一片水洼地边拍到了野生天鹅的照片，那只天鹅风姿绰约，独饮清泉，它也可以替代那篇无法完成盼惊人新闻登上报纸头版。我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跟着那只天鹅穿越了乡间公路。天鹅步态轻盈欲飞欲走，它在一个大草垛上停留了片刻后，飒飒地飞离地面。我不知道它会飞到哪里去，我是无法测定天鹅的行踪的。
关键是那个大草垛，我突然注意到草垛上用石灰水刷写的几个大字：吹手向西。我觉得这个路标的语意很奇怪，在空寂的乡间公路上，它指点人们向西寻找吹手，吹手是凭借乐器送死者升天的行当，那么在荒凉无人的湖里地带，吹子能等到他的雇主吗？
我极目西望，方圆几里看不见一座村庄，在公路的西面，在一片瓜地中央，有一座低矮的窝棚，我似乎还看见一件白色的衬衫在两棵树之间随风飘动。我朝西走去，路标告诉我，吹手就坐在窝棚里等待。
我弯腰钻进窝棚，看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的男人坐在一张草席上，他在吃一只熟透了的西瓜。窝棚里光线黯淡，看不清吹手的脸，我只觉得他的牙齿很白而他手里的西瓜很红。
你家有丧事？吹手把瓜往地上一扔，朝墙上摘着什么。
不，我只是看看。
是你父亲还是妻子，还是孩子？
不，都不是，我有个同学死了。
我只吹唢呐。吹手将一只发亮的唢呐朝我晃晃，你如果要请吹萧人、打鼓的，还要往西走，再走三里地。
我往窝棚的门口挪了挪，坐下来。我闻见窝棚里有一种植物或者生肉腐烂的气味。我转过脸看了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白衬衫。我说，我有个同学死了。
同学是什么？吹手问，是亲戚吗？
吹手挨近我，他的一条腿懒散地斜伸着，伸到我的面前。阳光投射到窝棚的门口，照亮吹手光裸的粗壮的小腿，我差点叫出声来，因为我看见吹手的左腿踝关节处有一块酱色的疮疤。
我跳起来，离开了窝棚。我站着大口地喘气，四周是空旷的湖里野地，风从湖上来，拂动吹手晾晒的白衬衫，这个时刻，世界对于我变得虚幻不定。
我听见窝棚里传来了沉闷的唢呐声，夏然而止，好像呜咽，接着唢呐大概被吹手悬挂了起来，发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
喂，到底是谁死了？吹手在窝棚里问。
我没有说话。我的眼前固执地重复着一个画面：我看见子韧的白线袜渐渐地从腿上褪落下来。他单腿站在足球场上，沉重地抬起左脚，他的左脚踝关节处结着酱色的疮痂，它在阳光的照射下溃烂发炎。
你如果要请吹笛的、拉琴的，还要往西走，往西再走三里地。吹手在窝棚里说。
从射鹿回来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左脚踝部开始发痒，细细一看，还有一块隐隐的红斑。我到医院的皮肤科挂了急诊，我怀着异样焦灼的心情观察医生对那块红斑的检查。但是我不能从医生漠然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出任何结论。
会不会是？当我的左脚被医生抓住时我欲言又止。
是什么？医生已经推开了那只脚，她说，什么也不是，你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