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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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1]lahore,巴基斯坦城市。[1]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的枪管。
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
“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1]lahore,巴基斯坦城市。[1]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
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的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