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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柏林讲坛”上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向为我做介绍的曼弗雷德兰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谢。
在八十年代这一欧洲的重要时期，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们日本人在内都十分清楚。兰茨施泰因教授就是当时的财经大臣。在东京的德国使馆，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长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施密特先生。大概是从中曾根先生那里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吧，施密特先生对我说：“像你、还有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拿我们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爱的同辈作家，被如此相提并论，我感到十分自豪。
对于我来说，柏林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与文学有关的两件事一起留在记忆中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相关事实。
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书写于1885年。尤其在文体方面，与旧文学截然不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文学从此开始。将这种变化具体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并致力于欧洲新文学翻译的，就是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森欧外。欧外出身于旧体制下的一个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东京受的教育，为了学医，于1884年秋来到了柏林。
二十二岁的欧外，在他的旅德日记第一页写下了他到卡尔广场的托普夫饭店拜访住在那里的前辈时被拒绝按照日本方式行礼的事。“前辈急忙摆手说：‘别再行那种头都快碰着地的礼了。’后来听说，因为在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师那里学过标准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当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乡人粗野的举止便会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欧外就是从这种程度开始在德国学习医学的。他作为高级官僚在致力于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同时还革新了日本的文学。从欧外在德国的最初经历算起，迄今仅仅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处于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中间的1936年，一位学过德国文学的年轻诗人、小说家在东京出版了一部写亨利希海涅的评传。虽然日本当时已经进入了超国家主义的时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还是勇敢地写道：
尽管他是那么深受德国和世界人民爱戴，但他的作品还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剧院的广场上焚烧了。了解这位犹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我们有想要详细了解的愿望。
而且，对于中野重治来说，在那个时期写海涅的评传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切实的政治动机。中野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曾因从事非法的政治运动于1932年被捕，后于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决。他获得缓期执行并回到社会上，是因为曾向国家权力机构发表了所谓“转向”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36年出版了这本海涅评传1。翌年，发动了日中战争的国家机构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剥夺了中野重治的写作权。虽说此后的执笔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挣扎在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下。
1原文海涅人生读本——译注。恰如面对苦难的日子预先表示出自己的决心似的——实际上，也正如他准确地预见到的那样——中野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长长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们所说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的真爱里，包含着某种特殊情况。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终爱自己的祖国，也可以在对祖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爱自己的祖国。但是，这种对祖国的爱只能是在不离开故乡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质，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里最美的赞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炉边写成。对自由的爱，是监牢里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体会到自由的价值。因此，对德国的爱国心，也只有来到德国的国境上才会萌芽。尤其是当身居国外看到德国不幸的时候。
在此，中野一边凝视着日本而非他国的不幸，一边倾诉着他那在当时绝不会被当做ài国心的对日本的真挚的感情。虽然他还不得不痛苦地看着日本的不幸将很快地扩大成亚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过海涅来表露真情的那个年代里，在日本闯入超国家主义的世界大战时期度过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就是在重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社会氛围中被批判地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潮中成长为青年，并开始了文学活动。
如此经历的小说家，为什么有时却不得不成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搭建一个确实属于自己的、普通的、清洁的、有发展的巢，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我刚才说过，日本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本国人民经历了不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也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在晚于欧洲起步却想迅速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必然归结。
在国家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始于学自德国的森欧外、学自英国的夏目漱石和学自俄国的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近代化，虽然存在着对其自身的内在性批判，同时也是当时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刻，站在这里讲话的我，正是百余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礼而受到批评的年轻的欧外的直接的后裔。同时，我还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与海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成为作家，并作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中野重治的文学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并不曾从属于他所在的党派——影响的人。
柏林讲演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主张提高日本民众的主权意识的思想家。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许多先驱者们渐渐迷失了方向。于是，超国家主义时代来临，继而闯入了与亚洲和世界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过程。
因此，以1945年战败为契机，日本的知识分子们，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领导下所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与对近代化初期民权思想的发掘同行并进的。同时，应该如何偿还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个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课题。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须树立的民主主义，则是站在核武器带来的废墟上却对得以恢复充满希望的日本人的奋斗目标。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的与西欧文化的接触也随之再度频繁起来。
这种接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化新情报的输入和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性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于魏茨泽克前总统向德国周边国家谢罪的行为，多层面的众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发自内心道德深处的敬意。尽管没有如此广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统一前后连续发出的批判性的声音，依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对象。
我是写小说的人，所以，从小一些的、个人的视角来谈这个大主题也许更合适一些。可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始于百余年前、由于战败而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的日本国家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复兴的迹象。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讲出来，就是因为希望它们也能发出一些实在的响声。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时，我还只是一个住在日本列岛四个岛中最小的四国岛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里战败的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此前一直作为“神”而成为超国家主义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样讲话的声音。那是我在少年时期经历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变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现在仍是美国战略基地的冲绳之外，日本本土没有成为战场，所以，占领军的进驻也进行得很顺利。战败后不久的一天，我从森林的高处看见乘坐着美国兵的吉普车也开进了我们的小村庄。还有，在四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的占领军文化中心，借助日语的译文，我读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外语书籍。
继而，我被在美军占领下的那些日子里实行的民主主义教育征服了。现在的日本新国家主义者们，把对于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战败后五年间的时代思潮的批判作为他们的战术。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直至今天，我的文学世界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我整个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质的部分，正是战后民主主义所赋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学受到来自势力不断增强的新国家主义阵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亦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我而言，战后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某个时期的时代思潮，毋宁说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首先，我从被战争时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输的绝对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我的自我开始觉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进入国民学校——日本超国家主义体制模仿德国学校制度所采用的教育体系，它一直持续到战后新制度建立——并在那里毕业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种绝对者、新的神并没有出现。那是与民主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这连一个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可以压倒一切的中心。这种普遍主义形成了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思想基调。我对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感觉也是如此产生的。而这正是我尽管为前面所说的中野重治所倾倒，却没有走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时期我很早就认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么中心，西欧也不是应该享有特权的中心。就拿德国文学、德语文学来说吧，对森欧外而言，那应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虽然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欧洲各国的同时代文学大量地译成日语，但那些作品并非来自已经译成德语的文集，而是对于刊登在科恩报、柏林日报等星期天文艺附录上的作品的重译——而就我而言，无论是令我终生爱不释手的托马斯曼，还是罗伯特穆西尔、艾利亚斯卡内蒂和君特格拉斯，他们都是扎根在绝无特权可言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用德语从事写作的作家。
在我成为小说家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庄当做普通场所的典型，用日语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因此，我为拉美文学的勃兴而欢呼，为今天在中国内外从事着文艺活动的作家——他们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富有独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较语言学上属于特殊语言的日语写小说，现在也正在用它讲话。如果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障碍可以通过翻译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话，那么，我相信日语独特的表现也会成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这个信念是我在战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里形成的，同时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我在四国的森林中看到占领军的吉普车而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在太平洋对面的夏威夷群岛的比格艾兰岛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日裔美国少年也有过一次跟汽车有关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他叫纳吉塔哲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从日本移民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二战期间在一个为人员众多的夏威夷美军基地的军人和家属供给蔬菜的农场里当佃户。战争结束后，农场主估计到基地人口将会减少，便从纳吉塔父亲的手里把位于岛屿高处的农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临近海边的市区的路上，每当纳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车被甘蔗园的大卡车超过时，少年纳吉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与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们一起讲着洋泾浜英语长大的纳吉塔，和只懂日语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接受英语教育的纳吉塔是在研究生院当研究生时学的日语，后来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纳吉塔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给我这样的日本人带来新发现的巨大活力。
纳吉塔尤其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纪的富商们开设的一个叫怀德堂的学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之前，这所学堂一直对以商人为中心的学生进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怀德堂的学者们——几乎同时都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果，与近代化以后急剧增强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样、更普遍的展望性。尽管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样是事实。
十八世... -->>
在这个经久不衰、硕果累累的“柏林讲坛”上讲话，我深感荣幸。同时，也向为我做介绍的曼弗雷德兰茨施泰因教授表示感谢。
在八十年代这一欧洲的重要时期，赫尔穆特施密特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我们日本人在内都十分清楚。兰茨施泰因教授就是当时的财经大臣。在东京的德国使馆，在一次有日本保守派长老中曾根原首相出席的宴会上，我曾见到过施密特先生。大概是从中曾根先生那里了解了我的一些情况吧，施密特先生对我说：“像你、还有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拿我们德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君特格拉斯是我最敬爱的同辈作家，被如此相提并论，我感到十分自豪。
对于我来说，柏林这座城市的名字是与文学有关的两件事一起留在记忆中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各位不大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相关事实。
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起点的理论书写于1885年。尤其在文体方面，与旧文学截然不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的文学从此开始。将这种变化具体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并致力于欧洲新文学翻译的，就是当时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森欧外。欧外出身于旧体制下的一个日本地方武士家庭，在东京受的教育，为了学医，于1884年秋来到了柏林。
二十二岁的欧外，在他的旅德日记第一页写下了他到卡尔广场的托普夫饭店拜访住在那里的前辈时被拒绝按照日本方式行礼的事。“前辈急忙摆手说：‘别再行那种头都快碰着地的礼了。’后来听说，因为在欧洲凡是受过教育的少年都在舞蹈师那里学过标准的坐姿、拜姿和跪姿，所以，久居此地、只跟当地人交往的人，看到家乡人粗野的举止便会感到俗不可耐、十分可笑。”
欧外就是从这种程度开始在德国学习医学的。他作为高级官僚在致力于实现国家近代化的同时还革新了日本的文学。从欧外在德国的最初经历算起，迄今仅仅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在正好处于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中间的1936年，一位学过德国文学的年轻诗人、小说家在东京出版了一部写亨利希海涅的评传。虽然日本当时已经进入了超国家主义的时代，但那位作者中野重治还是勇敢地写道：
尽管他是那么深受德国和世界人民爱戴，但他的作品还是被希特勒政府在柏林歌剧院的广场上焚烧了。了解这位犹太人的生涯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可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的生平，我们有想要详细了解的愿望。
而且，对于中野重治来说，在那个时期写海涅的评传还有一个隐藏着的切实的政治动机。中野是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曾因从事非法的政治运动于1932年被捕，后于1934年受到了有罪的判决。他获得缓期执行并回到社会上，是因为曾向国家权力机构发表了所谓“转向”的誓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936年出版了这本海涅评传1。翌年，发动了日中战争的国家机构就在那一年的年底剥夺了中野重治的写作权。虽说此后的执笔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但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他不得不痛苦地挣扎在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和文化上的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下。
1原文海涅人生读本——译注。恰如面对苦难的日子预先表示出自己的决心似的——实际上，也正如他准确地预见到的那样——中野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长长地引用了一段海涅的文章：
在人们所说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的真爱里，包含着某种特殊情况。人，可以在八十年的一生中始终爱自己的祖国，也可以在对祖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爱自己的祖国。但是，这种对祖国的爱只能是在不离开故乡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春天的本质，只有到了冬天才能被真正理解；五月里最美的赞歌，反倒是在取暖的火炉边写成。对自由的爱，是监牢里的花朵；只有身陷囹圄，才能体会到自由的价值。因此，对德国的爱国心，也只有来到德国的国境上才会萌芽。尤其是当身居国外看到德国不幸的时候。
在此，中野一边凝视着日本而非他国的不幸，一边倾诉着他那在当时绝不会被当做ài国心的对日本的真挚的感情。虽然他还不得不痛苦地看着日本的不幸将很快地扩大成亚洲的不幸。
我就出生在中野重治不得不通过海涅来表露真情的那个年代里，在日本闯入超国家主义的世界大战时期度过了少年期，在日本人努力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就是在重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社会氛围中被批判地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时代思潮中成长为青年，并开始了文学活动。
如此经历的小说家，为什么有时却不得不成为“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呢？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本来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搭建一个确实属于自己的、普通的、清洁的、有发展的巢，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我刚才说过，日本不仅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使本国人民经历了不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那也是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在晚于欧洲起步却想迅速实现近代化过程中的必然归结。
在国家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始于学自德国的森欧外、学自英国的夏目漱石和学自俄国的二叶亭四迷的文学近代化，虽然存在着对其自身的内在性批判，同时也是当时近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刻，站在这里讲话的我，正是百余年前在柏林因行日本式的礼而受到批评的年轻的欧外的直接的后裔。同时，我还是受到了在思想上接受海涅和与海涅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而成为作家，并作为具有相同信仰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中野重治的文学及其批判式的生活方式——尽管我并不曾从属于他所在的党派——影响的人。
柏林讲演在日本近代化的最初阶段，还有一些主张提高日本民众的主权意识的思想家。但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以福泽谕吉为首的许多先驱者们渐渐迷失了方向。于是，超国家主义时代来临，继而闯入了与亚洲和世界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日本走向不幸的过程。
因此，以1945年战败为契机，日本的知识分子们，如在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领导下所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是与对近代化初期民权思想的发掘同行并进的。同时，应该如何偿还对亚洲各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首先是一个道德上十分重要的课题。为了重建近代化所必须树立的民主主义，则是站在核武器带来的废墟上却对得以恢复充满希望的日本人的奋斗目标。大战期间曾一度中断的与西欧文化的接触也随之再度频繁起来。
这种接触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文化新情报的输入和以此为基础的技术性再生产的水平上。对于魏茨泽克前总统向德国周边国家谢罪的行为，多层面的众多的日本人表示出了发自内心道德深处的敬意。尽管没有如此广泛，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统一前后连续发出的批判性的声音，依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对象。
我是写小说的人，所以，从小一些的、个人的视角来谈这个大主题也许更合适一些。可我想要说的是，那个始于百余年前、由于战败而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认识的日本国家主义又出现了新的复兴的迹象。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尚未成熟的想法讲出来，就是因为希望它们也能发出一些实在的响声。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时，我还只是一个住在日本列岛四个岛中最小的四国岛密林中的少年。在盛夏里战败的那天，我从广播里听到了此前一直作为“神”而成为超国家主义中心的天皇和人一样讲话的声音。那是我在少年时期经历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变化。
除了日本最南端的岛屿、现在仍是美国战略基地的冲绳之外，日本本土没有成为战场，所以，占领军的进驻也进行得很顺利。战败后不久的一天，我从森林的高处看见乘坐着美国兵的吉普车也开进了我们的小村庄。还有，在四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的占领军文化中心，借助日语的译文，我读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是我接触过的第一本外语书籍。
继而，我被在美军占领下的那些日子里实行的民主主义教育征服了。现在的日本新国家主义者们，把对于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战败后五年间的时代思潮的批判作为他们的战术。就我自身而言，我认为，直至今天，我的文学世界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我整个的生活方式中最本质的部分，正是战后民主主义所赋予我的。因此，我和我的文学受到来自势力不断增强的新国家主义阵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亦为其羽翼——的批判，也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现在回头想想，就我而言，战后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某个时期的时代思潮，毋宁说更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意义。首先，我从被战争时期的初等教育所灌输的绝对天皇制、天皇即神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我的自我开始觉醒了。我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进入国民学校——日本超国家主义体制模仿德国学校制度所采用的教育体系，它一直持续到战后新制度建立——并在那里毕业的惟一一代人。然而，代替天皇的另外一种绝对者、新的神并没有出现。那是与民主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这连一个少年都明白。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可以压倒一切的中心。这种普遍主义形成了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思想基调。我对于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感觉也是如此产生的。而这正是我尽管为前面所说的中野重治所倾倒，却没有走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且，在青年时期我很早就认为，世界文化不存在什么中心，西欧也不是应该享有特权的中心。就拿德国文学、德语文学来说吧，对森欧外而言，那应该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了——虽然他从年轻时起就把欧洲各国的同时代文学大量地译成日语，但那些作品并非来自已经译成德语的文集，而是对于刊登在科恩报、柏林日报等星期天文艺附录上的作品的重译——而就我而言，无论是令我终生爱不释手的托马斯曼，还是罗伯特穆西尔、艾利亚斯卡内蒂和君特格拉斯，他们都是扎根在绝无特权可言的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用德语从事写作的作家。
在我成为小说家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把一个远离世界中心、甚至远离日本中心的森林之中的村庄当做普通场所的典型，用日语在小说里表现出来。因此，我为拉美文学的勃兴而欢呼，为今天在中国内外从事着文艺活动的作家——他们在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下创作出的富有独特想像力的世界而陶醉，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我用在比较语言学上属于特殊语言的日语写小说，现在也正在用它讲话。如果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障碍可以通过翻译的方法被清除掉的话，那么，我相信日语独特的表现也会成为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这个信念是我在战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战后民主主义时代里形成的，同时它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当我在四国的森林中看到占领军的吉普车而心灵受到震撼的时候，在太平洋对面的夏威夷群岛的比格艾兰岛上，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日裔美国少年也有过一次跟汽车有关的深刻的情感经历。他叫纳吉塔哲夫，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从日本移民去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二战期间在一个为人员众多的夏威夷美军基地的军人和家属供给蔬菜的农场里当佃户。战争结束后，农场主估计到基地人口将会减少，便从纳吉塔父亲的手里把位于岛屿高处的农田和房子收了回去。在通往临近海边的市区的路上，每当纳吉塔一家乘坐的小型福特车被甘蔗园的大卡车超过时，少年纳吉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
与夏威夷原住民的孩子们一起讲着洋泾浜英语长大的纳吉塔，和只懂日语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接受英语教育的纳吉塔是在研究生院当研究生时学的日语，后来成了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纳吉塔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研究具有给我这样的日本人带来新发现的巨大活力。
纳吉塔尤其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下的商业大都市大阪，由十八世纪的富商们开设的一个叫怀德堂的学堂所取得的成就。十九世纪中叶，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之前，这所学堂一直对以商人为中心的学生进行教育。近代化以前的怀德堂的学者们——几乎同时都是很有实力的商人——在学问上所取得的成果，与近代化以后急剧增强国家主义色彩的政府所推行的单一化的文化相比，具有更多样、更普遍的展望性。尽管明治维新以后西欧文明的大量流入也同样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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