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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ài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 -->>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中国时报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葱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的，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问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问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著，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人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人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中国、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以下简称还好）。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们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们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话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们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thestraitstimes（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1994年10月24日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禀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的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观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的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覆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覆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覆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联合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联合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联合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外国居民，包括香港、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ài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多得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联合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刘蕙霞
虽然龙应台的批评只是附和西方的舆论，反映她对新加坡缺乏了解，但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更能提高我国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平。
我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作品，我只是从张曦娜的著作答客问一书中，看过有关龙应台的一篇访谈。读了这篇文章，我对龙女士的印象是良好的：她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又敢说敢言，看来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作家。
说话前后不一致
在访谈中，龙女士曾说，她人在欧洲“不在台湾，就摸不准它跳动的脉搏，摸不准就不可能写好，写不好最好就不写。”接着又说：“我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的一切。”
当我读了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载龙女士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0月14日）文章后，不禁觉得很惊奇，照她的想法，她身为台湾人，不在台湾，觉得没有资格批评台湾；现在呢？她既不是新加坡人，又不在新加坡住，怎么就有资格批评新加坡？可见她的说话，前后是不一致的。
她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读者强烈的反应。接着在10月28日，又发表了一篇我很小，可是我不怕？的文章，我本来是不预备参与这场辩论的，但看了她的第二篇文章后，认为她大过傲慢和自以为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发表我的意见不可了。
我先谈谈为什么本地读者对她的文章有这么强烈的不满，让我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她的文章本身和读者的反应吧。
笔锋尖酸泼辣
首先，我们知道龙女士在几年前曾在台湾刮过一阵“龙应台旋风”当时，她以一系列的泼辣、直接的文章，攻击当时台湾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台湾人的关注。从还好这篇文字看来，她应该是运用了同样尖酸的、谩骂式的笔调，尽其挖苦的能事，来批评新加坡。然而，评论是一回事，怎样评论又是另一回事。龙女士的作风，也许台湾人能够接受，但是新加坡人却不能接受；正如台湾人能够容忍“国会议员”们拳打脚踢的丑态，我们却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一样。
同是华人，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环境中，就有不同的反应。龙女士在欧洲多年，自称视野扩大了，可是，国外华人与大陆、台湾、香港的华人感受有所不同，观点也有差异，这些基本的区别，难道龙女士也不能觉察到？难怪她在第二篇文章里，不但不理解读者的反应，还变本加厉，以更加尖酸刻薄的笔调，除了批评新加坡政府外，还责备了这里的华文知识分子。
对我们缺乏了解
龙女士攻击性的文章，之所以引起这里普遍（包括英文作者）不满，另一个理由是她伤害了我们的爱国情怀和自尊心。她并不了解我们虽然处在地小人寡的国度内，对国家却有深厚的感情。在20世纪初，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建国英雄凯末尔a亚当督曾说过：“我很高兴地说：‘我是土耳其人！’”
同样地，我们，普通的新加坡人也会很高兴，自豪地说：“我们是新加坡人！”我国建国历史短暂，不足三十年，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大家都向新加坡认同。读者们的反应，表达出这份爱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经不起批评而形成的“统一阵线的护国之声”而是当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时，自然而然作出的适当反应。
另一个使读者反应强烈的理由是：这是有关习惯与否的读者心态问题。以英文书写的外国评论本国的文章，在英文杂志内，是司空见惯；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也许华文读者不习惯这种尖锐刻薄的批评，所以群起而大声抗议。
附和西方的舆论
龙女士没有在这里住过，也不了解本国国情，她的观点是主观的、肤浅的；所作的指责，也没有经过深刻的分析、比较与思虑而下评论。我想她的所谓“个人尊严和自由”也不过是附和西方某些舆论的观点罢了。她以中华民族知识分子自居，却跟随西方目前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自9世纪起，西方列强便有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的企图。为了西藏独立的问题，我最近和一群欧美朋友辩论过一番，她们也和龙女士一样，以为西藏是中国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的例子。至于蒙古，又是另一问题了，外蒙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蒋介石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报酬，而把外蒙古奉送给斯大林统治的苏联。这些复杂的列强对中国欺压的历史事实，龙女士应该清楚其背景，而不应轻易附和西方的舆论。
至于龙女士批评我们这里缺乏自由，说我们与政府认同，也是片面之词。假如她在这里住一个时期，她应会知道，我们也常常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例如，我在本栏发表的文章，便常常批评政府的教育与文化政策，读者们看了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政府也不会因而对我有什么过不去。在咖啡店内，研讨会上，大学校园和普通人相聚的场所里，也常常听到公开的批评。最近的例子是拥车证、消费税、物价高、房屋昂贵等课题，可见我们也并非是同一鼻孔出气的。
给我们一个自省机会
平心静气地说，龙女士的两篇文章，倒能刺激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自省的机会。我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是许多国家所赞赏的，也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自满自负，以为我们已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我们在社会、教育、文化、人文、道德各方面，还有许多应该改善之处，对于我们这些不够理想的地方，我们应力求改进，以达到更完善的地步。
至于龙女士所提出的自由问题，我以为我国现在安定繁荣，人民教育水平高，思想比较成熟，判断力也比较强，能有更大的言论自由，也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论是政府或人民，也不需要太敏感，能够让大家有更广阔的言论空间，不是更能提高我们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水准？不过，我还是要总结一句，不论是本国或外国的言论，我们欢迎客观的、诚意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谩骂煽动性的文字，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天，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联合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因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它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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