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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
夫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之所以是修正主义，只因为他是赫鲁晓夫。世英让我回他一篇，我就模仿孙的文风，描绘纸糊的老虎放在暗处，模样如何可怕，真假如何难辨，因此哪里还有用手指戳破它的勇气。世英看后说：“算了，甭给他看了，他准要骂你。”他认为，孙是犯了语义学错误，并按这个思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现在想来，当时我的文章实在是够不上他们的水准，我才幸而没有成为x的正式成员。
世英的写作体裁比较多样，开始是诗和短篇小说，后来很认真地经营一个剧本，最后又写起自传体长篇小说来，但由于x出事，剧本和长篇都没有完成。他有一首自己很欣赏的诗，大意是说，他流着泪喝一杯苦酒，眼泪不断地滴进杯里，这杯苦酒永远喝不完了。在写作上，他真正坚持不懈做的一件事是即兴记录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他不知从哪里源源不断弄来许多废弃的纸张，纸质非常好，一面打印有英文字，他就利用另一面写东西。张、孙的东西都写在正经的活页纸上，一笔一划显出一种认真，而他使用的纸张本身就鼓励了一种随意。他常常对我说：“思想不是追求来的，而是自己跑来被你碰上的。”现在我知道，这句话基本上是抄自尼采。不过，他的确这样做了，随时随地带着纸，随时随地记录瞬间闪过的思绪和反省到的心理活动。这种习惯对他帮助很大，使他在运用他所激赏的意识流写作方式时得心应手。
不但在阅读上，而且在写作上，世英都是给了我重大影响的第一人。事实上，我有意无意地在模仿他。较早的时候，我正沉迷于屠格涅夫，便以读初中时对一个女生的暗恋为素材，写了一篇近万字的书信体小说，题为一札未发出的信。我拿给班上一个似乎也喜欢文学的同学看，没想到他读后连连叫道：“太丑了！太丑了！”世英知道了，责备我不该给那人看。他对这篇习作的评价是：“你能写东西，文笔很流畅。不过，情节太简单了，没有曲折和起伏。”又转述曹秋池的评论，说我写的不是爱情，而是性欲的觉醒。我听了为曹的敏锐吃惊，心里却不太舒服。后来，我也开始写自传体长篇小说，集中写上北大后这一段经历，但写了不多就中止了，原因是生活的浪潮来得太猛了。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生活尚且来不及，哪里顾得上去回忆！”当时我写得最勤的也是感受和思绪的即兴记录，即所谓随感，这个习惯完全是在世英的影响下养成的。我还学他的样，热中于用文字描述眼前某个实景，例如课堂上老师和同学的表现，某件事发生时人们的表情，校园里某一处的风景，我称之为文字写生。此外，我十分认真地写日记，每天都写好几页。我把日记当做我的主课，如果我在阅览室里埋头疾书，摊在笔下的多半是日记本。现在来看，所有这些随感、文字写生和日记，虽然不是正式的写作，却比任何正式的写作更有效地提升了我的写作能力。它们在我身上培育了一种猎人似的警觉，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和心灵中有价值的东西，并转换成文字储存起来。一个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本能，不管他以后是否以写作为生，要他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在他们三人中，张、孙的作品较多涉及政治，郭离政治要远一些。我完全不同，一方面更幼稚，另一方面还比较正统，对于他们的这种倾向并不太理解，甚至感到疑虑和害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主要是郭的作品和张的诗——对于我仍是一种巨大的启示，令我耳目一新。他们使我看到，写作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完全不必遵循时行的政治模式，而可以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探索，一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当时我并非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种子已经悄悄播下，总有一天会发芽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