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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边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的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人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是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恭恭敬敬地、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
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24所重点大专学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地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他说：“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辞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
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
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6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露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毛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
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 -->>
毛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1966年7月18日，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熟虑、游刃有余了。
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春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边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春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的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人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是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
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恭恭敬敬地、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
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24所重点大专学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性质的批斗。”毛泽东抽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毛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性，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毛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
汇报还在进行，毛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阴不阳、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地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场面。
1964年12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毛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他说：“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辞严地强调了这个治党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插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
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性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
他在声色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
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党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
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有权利参加党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党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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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禁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6月初在杭州露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
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满，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
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日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露出羞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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