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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父亲已经去世。他不知道，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清晰的宇宙图片。我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其中的许多照片，而且还插了一些在我的作业里。有几张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挂在我的房间里。例如，有一幅就是位于“称船底座”的“埃塔”星的高清晰照片。这颗超巨大的变星距离我们太阳系八千多光年。“称船底座”的“埃塔”星是银河系最庞大的星球之一，它会发生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直到最终坍陷，变成一颗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我最喜欢的另一张图片，上面是位于“天鹰座”（也叫“m16”）内，由巨大的气体和尘埃形成的柱状体——那就是星星诞生的地方！
与1990年相比，我们当今对于宇宙的认识自然要丰富得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成千上万的河外星系和星云的图片。这些天体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通常都有数百万光年之远。此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宇宙过去的、简直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片。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神奇：人们居然能够获得宇宙过去的照片。因为，从河外星系发出的光线可能需经过难以想象的上百亿年，才能到达我们地球——宇宙本身就大得难以想像。哈勃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一些河外星系的照片，它们离地球有一百二十多亿光年。也就是说，哈勃看到了宇宙历史上一百二十多亿年以前的样子。这可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想像——要知道，当时，宇宙诞生还不到十亿年啊！
我父亲提到太空望远镜令我感到十分恐怖。我对太空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把目光从发生在我们地球的那些事情上转向太空的这种能力，或多或少有些遗传性。在家庭作业中，我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别的，然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哈勃望远镜来写。我父亲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呢？
此时已不难理解，他为何还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要知道，我生于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联合国日”现任秘书长名叫科菲安南；而挪威政府元首如今是克尔马内邦德维克——他刚刚取代了他的前任金斯斯托滕贝格。
我沉浸在自己的纷繁思绪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敲门，她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还正常。“别来打扰我”我大声说，我才看了四页呢。
我心想：你尽管讲吧，我的父亲，给我讲那个“”我坐在这里期盼着，因为你说的那一天，它已经来临——此刻，正是我读信的时候。
的故事始于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国家剧院外面等待有轨电车。那是70年代末期，时值晚秋。我刚刚开始不久医学系大学生的生活。
有轨电车终于来了。我登了上去，它开往终点站弗龙讷，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女孩。她站在过道上，抱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尽是滚圆饱满的甜橙。她穿一件橙黄色的旅行滑雪衫。她身上具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某种莫可名状的、神奇而迷人的特质。
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目光表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我——从那些由车站涌向电车的人群中。这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几乎令人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结成了某种“秘密同盟”我一进入电车，她的目光就牢牢地盯着我。当时我颤抖得很厉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也不知她的名字；然而，从最初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力量。
她比我矮一头，长长的黑发，褐色的眼睛。我估计，她大约十九岁，也就是说，跟我一样大。她对我大胆而狡黠地微笑，仿佛我们是老相识，或者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共同生活过整整一辈子——她和我。我感觉，从她褐色的眼里，我读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
(4)
我父亲已经去世。他不知道，哈勃望远镜拍摄了有史以来最好、最清晰的宇宙图片。我在因特网上找到了其中的许多照片，而且还插了一些在我的作业里。有几张我最喜欢的，现在就挂在我的房间里。例如，有一幅就是位于“称船底座”的“埃塔”星的高清晰照片。这颗超巨大的变星距离我们太阳系八千多光年。“称船底座”的“埃塔”星是银河系最庞大的星球之一，它会发生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直到最终坍陷，变成一颗中子星，或者一个黑洞。我最喜欢的另一张图片，上面是位于“天鹰座”（也叫“m16”）内，由巨大的气体和尘埃形成的柱状体——那就是星星诞生的地方！
与1990年相比，我们当今对于宇宙的认识自然要丰富得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成千上万的河外星系和星云的图片。这些天体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通常都有数百万光年之远。此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来自宇宙过去的、简直完全难以置信的图片。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神奇：人们居然能够获得宇宙过去的照片。因为，从河外星系发出的光线可能需经过难以想象的上百亿年，才能到达我们地球——宇宙本身就大得难以想像。哈勃望远镜为我们拍摄了一些河外星系的照片，它们离地球有一百二十多亿光年。也就是说，哈勃看到了宇宙历史上一百二十多亿年以前的样子。这可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想像——要知道，当时，宇宙诞生还不到十亿年啊！
我父亲提到太空望远镜令我感到十分恐怖。我对太空研究一直很有兴趣。也许，把目光从发生在我们地球的那些事情上转向太空的这种能力，或多或少有些遗传性。在家庭作业中，我本来也完全可以写别的，然而，我却偏偏选择了哈勃望远镜来写。我父亲是怎么猜到这一点的呢？
此时已不难理解，他为何还提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要知道，我生于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联合国日”现任秘书长名叫科菲安南；而挪威政府元首如今是克尔马内邦德维克——他刚刚取代了他的前任金斯斯托滕贝格。
我沉浸在自己的纷繁思绪里。这时，我听见妈妈在敲门，她想知道，我的情况是否还正常。“别来打扰我”我大声说，我才看了四页呢。
我心想：你尽管讲吧，我的父亲，给我讲那个“”我坐在这里期盼着，因为你说的那一天，它已经来临——此刻，正是我读信的时候。
的故事始于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在国家剧院外面等待有轨电车。那是70年代末期，时值晚秋。我刚刚开始不久医学系大学生的生活。
有轨电车终于来了。我登了上去，它开往终点站弗龙讷，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有趣的女孩。她站在过道上，抱着一个大纸袋，里面尽是滚圆饱满的甜橙。她穿一件橙黄色的旅行滑雪衫。她身上具有某种十分独特的东西，某种莫可名状的、神奇而迷人的特质。
她也正在看我。她的目光表明，她似乎终于“找到”了我——从那些由车站涌向电车的人群中。这一切发生在刹那之间，几乎令人觉得，我们好像已经结成了某种“秘密同盟”我一进入电车，她的目光就牢牢地盯着我。当时我颤抖得很厉害，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我也不知她的名字；然而，从最初的那一瞬间起，她就开始对我施加了一种几乎令人害怕的力量。
她比我矮一头，长长的黑发，褐色的眼睛。我估计，她大约十九岁，也就是说，跟我一样大。她对我大胆而狡黠地微笑，仿佛我们是老相识，或者好像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曾共同生活过整整一辈子——她和我。我感觉，从她褐色的眼里，我读出了某种暗示性的东西。
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于是我只盯着那只挤满橙子的大纸袋。眼看它马上就要掉了。我焦急地想，可别掉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它却偏偏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