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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