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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父亲的身体还很好。没有癌细胞和医生能够侦察出来的其它病菌，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和其它骨胳肌肉方面的病症。六十岁的人了，走路风一样快，我总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我知道，这与他一辈子和土地的交往有关。他把他的身体完全交给土地，土地也给他以最善意的回报。可是，我清楚得很，父亲的伤，看得见或者看不见，都以一种历史的方式长留在他的身体，它们曾经以致命的姿势让父亲差一点离开他的土地和他的妻儿。
而这些伤，都与我有关。
一
父亲有恐高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我应该想到，因为我自己就有，上到高处，我从来不敢往下看，眼睛只盯着自己的脚下，偶尔眼睛一抬，心立刻就空了，两条腿仿佛被抽去了骨头，直往地上缩。父亲的，比我严重得多。第一次到北京，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两个人到街上逛，要过一座天桥。父亲上了，却不走，立在那里不动。母亲已经走了一半，回过头来找父亲。父亲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伸得老长，朝着母亲挥舞。母亲想了半天，明白过来，只好折回来，牵住父亲的手，一步一步从天桥上移过去。母亲笑，我也笑，父亲真是好玩得很。
扯这个闲篇，与父亲的伤有关。我不明白的是，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呢，还是那次伤的后遗症。
我十岁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茅草屋要换成大瓦房。先要烧窑，做了泥坯的砖，装到土窑里，烧上十天半月，红通通地出窑，就可以盖房了。父亲的伤是在上窑的最后一天发生的。
泥坯的砖一块一块地往窑里装，窑一点一点地往上长。长到最后那一天，已经有十多米高了。前面那些天，父亲有没有挑砖上窑，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也许有，帮忙的人太多了，我没有留意，也许没有，窑底下也有许多活需要干，还要指挥调度。最后那天，上完最后的几担砖，窑就要封顶了。天阴了下来，乌云在头顶盘旋，隐隐的雷在天边滚来滚去。
父亲上窑了。满满的一担砖，稳稳地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一只脚踏在了吊板上，有些停顿，几秒钟的功夫。继续走，一脚一脚地朝着吊板的最高处，朝着窑顶的方向。我仰头望着父亲，眼睛追着父亲的两条腿，脖子渐渐有些酸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干点别的，不在那里傻站着，傻望着，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有谁吩咐我干活，我的活都是父亲派的，可是现在，父亲在上窑，父亲上窑，我就无所事事了。
一滴雨。一滴雨掉在我的脸上。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滴雨。我揉揉眼睛，在脸上擦了一把，继续仰着头，追着父亲的两条腿。已经上到了吊板中间的父亲，步子明显慢了下来，吊板有些晃动，父亲似乎又停了，几秒钟而已。
两滴雨。一滴掉在我的左脸，一滴掉在我的右脸。三滴。四滴。我把眼睛扯回来，望向天空，雨滴已经扯成线了，从高空扯到地上。我有些呆了，也急了。上窑的前一天，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过，这几天千万别赶上下大雨。雨一大，进了窑的泥坯砖就会被雨泡软，成泥，那就要出大事，不光几千块一块一块手工做出来的泥坯要完蛋，即使重做，再上一次窑，盖的房也会打折扣，败了家里的风水。现在知道，后一种担心完全是迷信心理在作祟。当时不懂，只是急了。
没有谁知道我急了，几十个过来帮工的乡亲各自做着封窑的准备工作，母亲在灶房里做饭，大碗大碗的菜已经摆到了桌子上。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些要出大事的雨滴，全都弯着腰干他们该干的活。哪怕有谁抬一下头，说一声呢。天地寂静得很，除了雷声越来越近，和雨滴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哭了。十岁的我，表达着急的方式，只有哭。
哭了，我还喊着。我的哭声和喊声突然爆发。
我扯着喉咙，喊声穿透越来越密集的的雨线。
爸，下雨了，下大雨了。
我的哭还没有结束，母亲从灶房里冲出来，一把把我抱住。其他的人，都直起了身子。
父亲，只有几步就到了窑顶的父亲，从高高的吊板上晃悠着身子，一头栽下。我透过泪光，看到了父亲的坠落。满满一担泥坯的砖，从父亲的肩头首先滑落，砸在地上，一声巨响。
父亲也在地上了。
母亲推开我，冲向父亲。所有的人都扔了手中的活，冲向父亲。只有我，抹着眼泪，呼天嚎地。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命大。如果他的脑袋落在先掉下来的泥坯砖上，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父亲的一条腿从此就伤了。
伤了腿的父亲在大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家里移。父亲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着我笑。父亲的裤管里流出红红的血，可是，父亲看着我笑。我很少看见父亲笑，父亲在我眼里，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动不动就是骂，字写得草了，活干得慢了，在外面玩得疯了，父亲都是骂。那天，父亲却笑了。母亲也笑，所有的人都笑。只有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越来越大的雨，眼泪横流。
写这文字的时候，我再次想起父亲的恐高症。如果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的，那天上窑，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怕不怕高，可是，上窑的时候，最后的几担砖是不能让别人去的。这是规矩。
反正，现在是怕高了，还好，腿没断，要是断了，你们几个还能上大学？父亲边说边笑，笑得我的心一阵一阵地发酸。
二
父亲的另一次伤，是在手上。右胳膊，粉碎性骨折。我没有亲见，可是同样与我有关。
二伯是亲见了的。二伯说，你父亲命硬得很，我以为，他那次是躲不过了的。
那年，我已经上高一了，放了寒假，冰天雪地的，哪也没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围着火炉打扑克。父亲没在，和二伯赶着板车去芦苇场里拉芦苇。拉一车能赚五块钱，拉得多还能加。二伯说，那天他们一人拉了五车了，雪越下越大，二伯就和父亲商量，不拉了，回家准备过年吧，年货还没买呢。父亲却不干，要再拉一车，说牛伢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过了年就要呢。二伯是犟不过父亲的，就又满满地装了一车。
天已经有些黑了，雪花飘满整个天空。母亲一次一次地从灶房里走到屋外，向远处张望。明天就大年三十了，说好了，今天要回的，怎么到现在，影子都没有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伞往我手里塞，去路上看看，看你爸回了没有。我的两条腿放在火炉上边抽不出来。那么大的雪，肯定今天不回了。我气鼓鼓地对母亲说，把手里的扑克摔得山响。母亲就不再坚持，骂了一句“懒鬼”又到灶房去了。
现在想来，或许就在母亲骂我的时候，父亲就出事了。因为我们玩了五把扑克以... -->>
迄今为止，父亲的身体还很好。没有癌细胞和医生能够侦察出来的其它病菌，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和其它骨胳肌肉方面的病症。六十岁的人了，走路风一样快，我总是跟不上他的步子。我知道，这与他一辈子和土地的交往有关。他把他的身体完全交给土地，土地也给他以最善意的回报。可是，我清楚得很，父亲的伤，看得见或者看不见，都以一种历史的方式长留在他的身体，它们曾经以致命的姿势让父亲差一点离开他的土地和他的妻儿。
而这些伤，都与我有关。
一
父亲有恐高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许我应该想到，因为我自己就有，上到高处，我从来不敢往下看，眼睛只盯着自己的脚下，偶尔眼睛一抬，心立刻就空了，两条腿仿佛被抽去了骨头，直往地上缩。父亲的，比我严重得多。第一次到北京，母亲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两个人到街上逛，要过一座天桥。父亲上了，却不走，立在那里不动。母亲已经走了一半，回过头来找父亲。父亲一只手扶住栏杆，另一只手伸得老长，朝着母亲挥舞。母亲想了半天，明白过来，只好折回来，牵住父亲的手，一步一步从天桥上移过去。母亲笑，我也笑，父亲真是好玩得很。
扯这个闲篇，与父亲的伤有关。我不明白的是，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呢，还是那次伤的后遗症。
我十岁那年，家里准备盖新房，茅草屋要换成大瓦房。先要烧窑，做了泥坯的砖，装到土窑里，烧上十天半月，红通通地出窑，就可以盖房了。父亲的伤是在上窑的最后一天发生的。
泥坯的砖一块一块地往窑里装，窑一点一点地往上长。长到最后那一天，已经有十多米高了。前面那些天，父亲有没有挑砖上窑，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也许有，帮忙的人太多了，我没有留意，也许没有，窑底下也有许多活需要干，还要指挥调度。最后那天，上完最后的几担砖，窑就要封顶了。天阴了下来，乌云在头顶盘旋，隐隐的雷在天边滚来滚去。
父亲上窑了。满满的一担砖，稳稳地压在父亲的肩上。父亲一只脚踏在了吊板上，有些停顿，几秒钟的功夫。继续走，一脚一脚地朝着吊板的最高处，朝着窑顶的方向。我仰头望着父亲，眼睛追着父亲的两条腿，脖子渐渐有些酸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干点别的，不在那里傻站着，傻望着，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没有谁吩咐我干活，我的活都是父亲派的，可是现在，父亲在上窑，父亲上窑，我就无所事事了。
一滴雨。一滴雨掉在我的脸上。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滴雨。我揉揉眼睛，在脸上擦了一把，继续仰着头，追着父亲的两条腿。已经上到了吊板中间的父亲，步子明显慢了下来，吊板有些晃动，父亲似乎又停了，几秒钟而已。
两滴雨。一滴掉在我的左脸，一滴掉在我的右脸。三滴。四滴。我把眼睛扯回来，望向天空，雨滴已经扯成线了，从高空扯到地上。我有些呆了，也急了。上窑的前一天，我听父亲和母亲说过，这几天千万别赶上下大雨。雨一大，进了窑的泥坯砖就会被雨泡软，成泥，那就要出大事，不光几千块一块一块手工做出来的泥坯要完蛋，即使重做，再上一次窑，盖的房也会打折扣，败了家里的风水。现在知道，后一种担心完全是迷信心理在作祟。当时不懂，只是急了。
没有谁知道我急了，几十个过来帮工的乡亲各自做着封窑的准备工作，母亲在灶房里做饭，大碗大碗的菜已经摆到了桌子上。我四处张望，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些要出大事的雨滴，全都弯着腰干他们该干的活。哪怕有谁抬一下头，说一声呢。天地寂静得很，除了雷声越来越近，和雨滴掉在地上的声音。
我哭了。十岁的我，表达着急的方式，只有哭。
哭了，我还喊着。我的哭声和喊声突然爆发。
我扯着喉咙，喊声穿透越来越密集的的雨线。
爸，下雨了，下大雨了。
我的哭还没有结束，母亲从灶房里冲出来，一把把我抱住。其他的人，都直起了身子。
父亲，只有几步就到了窑顶的父亲，从高高的吊板上晃悠着身子，一头栽下。我透过泪光，看到了父亲的坠落。满满一担泥坯的砖，从父亲的肩头首先滑落，砸在地上，一声巨响。
父亲也在地上了。
母亲推开我，冲向父亲。所有的人都扔了手中的活，冲向父亲。只有我，抹着眼泪，呼天嚎地。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命大。如果他的脑袋落在先掉下来的泥坯砖上，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父亲的一条腿从此就伤了。
伤了腿的父亲在大家的搀扶下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家里移。父亲经过我身边的时候，看着我笑。父亲的裤管里流出红红的血，可是，父亲看着我笑。我很少看见父亲笑，父亲在我眼里，从来都是板着脸的，动不动就是骂，字写得草了，活干得慢了，在外面玩得疯了，父亲都是骂。那天，父亲却笑了。母亲也笑，所有的人都笑。只有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越来越大的雨，眼泪横流。
写这文字的时候，我再次想起父亲的恐高症。如果父亲的恐高是与生俱来的，那天上窑，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呢？我问父亲，父亲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怕不怕高，可是，上窑的时候，最后的几担砖是不能让别人去的。这是规矩。
反正，现在是怕高了，还好，腿没断，要是断了，你们几个还能上大学？父亲边说边笑，笑得我的心一阵一阵地发酸。
二
父亲的另一次伤，是在手上。右胳膊，粉碎性骨折。我没有亲见，可是同样与我有关。
二伯是亲见了的。二伯说，你父亲命硬得很，我以为，他那次是躲不过了的。
那年，我已经上高一了，放了寒假，冰天雪地的，哪也没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围着火炉打扑克。父亲没在，和二伯赶着板车去芦苇场里拉芦苇。拉一车能赚五块钱，拉得多还能加。二伯说，那天他们一人拉了五车了，雪越下越大，二伯就和父亲商量，不拉了，回家准备过年吧，年货还没买呢。父亲却不干，要再拉一车，说牛伢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过了年就要呢。二伯是犟不过父亲的，就又满满地装了一车。
天已经有些黑了，雪花飘满整个天空。母亲一次一次地从灶房里走到屋外，向远处张望。明天就大年三十了，说好了，今天要回的，怎么到现在，影子都没有呢。母亲一边说着，一边就把伞往我手里塞，去路上看看，看你爸回了没有。我的两条腿放在火炉上边抽不出来。那么大的雪，肯定今天不回了。我气鼓鼓地对母亲说，把手里的扑克摔得山响。母亲就不再坚持，骂了一句“懒鬼”又到灶房去了。
现在想来，或许就在母亲骂我的时候，父亲就出事了。因为我们玩了五把扑克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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