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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汪曾祺是一个世俗的人。生于水乡高邮的他，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他通晓戏剧编剧和绘画，80年代以后写了较多描写从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世俗风情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论者大多从“民俗风情”、“寻根文化”、“乡土文学”来给予定位。我想，作家本人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定位。因为这些只能属于旁敲侧击，而没能点到小说文本叙述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核。其实，汪曾祺一篇篇浸透着水渍的散文化的小说，无一不是带着小说家对现实现世的不满，进而遁入为自己精心构筑的，自然纯朴、清婉和谐的精神乌托邦。这是来自于作家现实生活，同时因为艺术而又出离现实生活。在这里头，近乎水一样的清明可掬，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诗意般的自然生态，并和谐共存着。
汪曾祺的小说，如出一辙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母题，那就是寻求一种世俗人生——以求在不平的现世，给自己一个安生的理由。其精神内核就是隐藏在小说散文化叙述层面下的世俗精神。
关键词：
汪曾祺儒世俗精神
一儒家传统的世俗师承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出身士绅之家，受过很正统的教育。正如他自己坦言的，在他的人格思想中，儒家的东西更多，影响更大一些。他说：“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及至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
在汪曾祺平凡而不平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能以一己之心，寻回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迷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迷失，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反右”及十年浩劫的一辈人那里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寻回”应该说是儒、释、道等传统人生哲学的完好结合使然。汪曾祺自己也说有受到释、道的影响。[2]可见，汪曾祺的人生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以陶渊明、苏轼、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这一脉下来，让我隐约感到某种传承。陶渊明在东晋动乱的时代气氛下，仍坚守着他清醒的自然观；苏轼在朝廷的起起落落，他都能处之泰然、随遇而安；还有归有光、废名、沈从文，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此生情结（有别于西方人的彼岸情结），并务实而和谐地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
汪曾祺与他们同样，能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不失自己对生活的本真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乐于此生、安于此生的，和谐而务实的人生态度。或许汪曾祺并未有如苏轼那样的“达”但就算是“穷”时，他依旧怀有一颗爱人的心、爱生的心，终其一生而不懈追求。其实，这种追求在精神层面上还体现了一种民族姿态和世俗意识。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在这脉文人上有了现代意识的传承，尽管这种传承是从个体开始的自觉。
在语言上，他说“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而汪曾祺小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15]但不管如何的师承，他的语言总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的。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用最平凡的语词，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种最凡常的世俗人发生的最凡常的事情。
再说到小说的结构，就似乎真的世俗到不讲究的了。汪曾祺曾概括自己的小说结构，特点是“随便”二字。[16]如此评价自己小说创作的小说家，我想在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似乎愈来愈强的感到，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背后是一片海洋，这海洋便由世俗凡常的“水”来组成。这是一种大家风范，如水流底处才造就海纳百川。由从众的入俗，到精神个体的脱俗，最后，将这世俗升华为精神的范畴。汪曾祺便大俗，也便大雅了。
在师承的路途上，汪曾祺的世俗精神，是民族，也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可以说是“打通”了民族与世界的隔阂。这种“打通”在横向上是民族与世界的打通，而纵向上就是古今的打通。[17]然而，目的却仍是一个——把小说写好，把民族的东西（精神实质）写出来，把一种他们理解的生活写出来，这对于他或许已经足够。
二世俗精神的生活认同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从40年代开始的，而直到1983年以后才受到广泛关注。论述者所持的论点，大约可归纳为：风俗民情、文化寻根、民族传统美德等，更有将他归入乡土文学的。对此汪曾祺没有多少想说的话，倒是这“乡土”让他觉得不适宜。[3]汪曾祺的小说，以其对江苏高邮地区独特的风俗民情，深入而独到的挖掘和展现；对世俗状态下的本真人情人性的赞美，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和谐、务实的生命自然观。
我以为，汪曾祺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讲可以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表达（或归纳）出，某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的理想想象。这种看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精神。这在很大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指引。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古人以为，小说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纯粹是供人茶余饭后，聊以谈资或玩笑之辞，与所谓能“载道”之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自从鲁迅先生著述中国小说史略开始，中国小说真正开始有了史的脉络。而对小说，从其源流处考证，本来就属于世俗凡人生活中的娱乐或赏玩。只是与道貌岸然的“文章”者相比，其“主旋律”的意义相去甚远。当下的现代人倒是更能承认，这世俗本身的娱乐和赏玩的重要——那也便是一种生活，或人生的一部分，且不可或缺。
在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小说似乎一直与世俗精神有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虽然很多极见世俗人性情与本真的好小说，就是因为其极力表现出来的世俗光芒，而导致被禁被毁的命运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类小说也正因为其世俗精神的无穷魅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作家阿城写过棋王、孩子王等，皆数当代文学中，世俗小说的精品。他曾专门为说明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而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用说话的方式，概貌地交代了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世俗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在另一本小册子中，阿城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4]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从大处来说，人都是凡人，皆有日常起居饮食，七情六欲。凡常之人，无非为了好好的生活吧。从小处来看，每个人至少都有求生的本能，特别是在中国，生的本能在几千年的儒家文明的熏陶下演化为对安生立命的追求。这种世俗精神，领着人们走进那游离于现实政治与压迫之外的，根植于社会底层的以及民间土壤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是小说家看出了现世的太多苦难和无奈，给人们慰藉来了。
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笔下的小说理想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某种理解、包容、甚至于是感恩——因为有了这个世俗的空间，我们这样一群人——民间的大众的底层的人，才有了安生的理由，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乐趣。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独到的手笔。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沧桑。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以一颗静观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语词，叙说着村落市井的细碎琐事，说说那些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的凡常人生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自然本真的生活深处，还有着这样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朴素、沉静、自在、水一般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是世俗精神下的和谐自然。
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他说他的作品，或忧伤，或欢乐，或嘲噱。他总结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这“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相互仁爱；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并存；是一已对他人，对社会的某种承担，某种追求得安生的世俗诉求。在另一个层面上“和谐”也即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的，一种乐于此生、安于此在的自我生命的满足。
生活的苦难、压迫、及源于对生的追求的种种无奈，还有由此而产生的世俗悲悯情结，使汪曾祺的小说更具有世俗人情的精神特质。就连受戒中，生长于佛界净地的明海小和尚，也与世俗生活联系得那样紧密。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7]明海与小村姑小英子纯情而自然朴质的恋爱，成为一种人生活在现实生活的世俗面前最最本真的呈现。在这里没有社会及宗法对人的异化，倒是弥漫着世俗化了的自然本真的生活气息，并主宰着人们——甚至僧侣们的生活。这算是对佛法佛规的否定——然而很显然，他们更认可世俗真实里这种可感可触的生活。
我看到受戒里结尾的一段对话，世俗得让我目瞪口呆。对话是这样的：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恩。’‘什么叫恩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8]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没有史诗，所写的几乎一色是小人物小事件。作家以一种静观的心态，来观照这些极其平凡的人以及他们的人生。小说家和小说的人物，在除去语词的表层叙述后，... -->>
摘要：
汪曾祺是一个世俗的人。生于水乡高邮的他，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他通晓戏剧编剧和绘画，80年代以后写了较多描写从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世俗风情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论者大多从“民俗风情”、“寻根文化”、“乡土文学”来给予定位。我想，作家本人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定位。因为这些只能属于旁敲侧击，而没能点到小说文本叙述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核。其实，汪曾祺一篇篇浸透着水渍的散文化的小说，无一不是带着小说家对现实现世的不满，进而遁入为自己精心构筑的，自然纯朴、清婉和谐的精神乌托邦。这是来自于作家现实生活，同时因为艺术而又出离现实生活。在这里头，近乎水一样的清明可掬，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诗意般的自然生态，并和谐共存着。
汪曾祺的小说，如出一辙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母题，那就是寻求一种世俗人生——以求在不平的现世，给自己一个安生的理由。其精神内核就是隐藏在小说散文化叙述层面下的世俗精神。
关键词：
汪曾祺儒世俗精神
一儒家传统的世俗师承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出身士绅之家，受过很正统的教育。正如他自己坦言的，在他的人格思想中，儒家的东西更多，影响更大一些。他说：“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及至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
在汪曾祺平凡而不平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能以一己之心，寻回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迷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迷失，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反右”及十年浩劫的一辈人那里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寻回”应该说是儒、释、道等传统人生哲学的完好结合使然。汪曾祺自己也说有受到释、道的影响。[2]可见，汪曾祺的人生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以陶渊明、苏轼、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这一脉下来，让我隐约感到某种传承。陶渊明在东晋动乱的时代气氛下，仍坚守着他清醒的自然观；苏轼在朝廷的起起落落，他都能处之泰然、随遇而安；还有归有光、废名、沈从文，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此生情结（有别于西方人的彼岸情结），并务实而和谐地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
汪曾祺与他们同样，能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不失自己对生活的本真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乐于此生、安于此生的，和谐而务实的人生态度。或许汪曾祺并未有如苏轼那样的“达”但就算是“穷”时，他依旧怀有一颗爱人的心、爱生的心，终其一生而不懈追求。其实，这种追求在精神层面上还体现了一种民族姿态和世俗意识。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在这脉文人上有了现代意识的传承，尽管这种传承是从个体开始的自觉。
在语言上，他说“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而汪曾祺小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15]但不管如何的师承，他的语言总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的。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用最平凡的语词，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种最凡常的世俗人发生的最凡常的事情。
再说到小说的结构，就似乎真的世俗到不讲究的了。汪曾祺曾概括自己的小说结构，特点是“随便”二字。[16]如此评价自己小说创作的小说家，我想在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似乎愈来愈强的感到，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背后是一片海洋，这海洋便由世俗凡常的“水”来组成。这是一种大家风范，如水流底处才造就海纳百川。由从众的入俗，到精神个体的脱俗，最后，将这世俗升华为精神的范畴。汪曾祺便大俗，也便大雅了。
在师承的路途上，汪曾祺的世俗精神，是民族，也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可以说是“打通”了民族与世界的隔阂。这种“打通”在横向上是民族与世界的打通，而纵向上就是古今的打通。[17]然而，目的却仍是一个——把小说写好，把民族的东西（精神实质）写出来，把一种他们理解的生活写出来，这对于他或许已经足够。
二世俗精神的生活认同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从40年代开始的，而直到1983年以后才受到广泛关注。论述者所持的论点，大约可归纳为：风俗民情、文化寻根、民族传统美德等，更有将他归入乡土文学的。对此汪曾祺没有多少想说的话，倒是这“乡土”让他觉得不适宜。[3]汪曾祺的小说，以其对江苏高邮地区独特的风俗民情，深入而独到的挖掘和展现；对世俗状态下的本真人情人性的赞美，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和谐、务实的生命自然观。
我以为，汪曾祺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讲可以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表达（或归纳）出，某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的理想想象。这种看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精神。这在很大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指引。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古人以为，小说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纯粹是供人茶余饭后，聊以谈资或玩笑之辞，与所谓能“载道”之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自从鲁迅先生著述中国小说史略开始，中国小说真正开始有了史的脉络。而对小说，从其源流处考证，本来就属于世俗凡人生活中的娱乐或赏玩。只是与道貌岸然的“文章”者相比，其“主旋律”的意义相去甚远。当下的现代人倒是更能承认，这世俗本身的娱乐和赏玩的重要——那也便是一种生活，或人生的一部分，且不可或缺。
在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小说似乎一直与世俗精神有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虽然很多极见世俗人性情与本真的好小说，就是因为其极力表现出来的世俗光芒，而导致被禁被毁的命运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类小说也正因为其世俗精神的无穷魅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作家阿城写过棋王、孩子王等，皆数当代文学中，世俗小说的精品。他曾专门为说明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而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用说话的方式，概貌地交代了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世俗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在另一本小册子中，阿城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4]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从大处来说，人都是凡人，皆有日常起居饮食，七情六欲。凡常之人，无非为了好好的生活吧。从小处来看，每个人至少都有求生的本能，特别是在中国，生的本能在几千年的儒家文明的熏陶下演化为对安生立命的追求。这种世俗精神，领着人们走进那游离于现实政治与压迫之外的，根植于社会底层的以及民间土壤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是小说家看出了现世的太多苦难和无奈，给人们慰藉来了。
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笔下的小说理想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某种理解、包容、甚至于是感恩——因为有了这个世俗的空间，我们这样一群人——民间的大众的底层的人，才有了安生的理由，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乐趣。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独到的手笔。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沧桑。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以一颗静观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语词，叙说着村落市井的细碎琐事，说说那些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的凡常人生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自然本真的生活深处，还有着这样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朴素、沉静、自在、水一般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是世俗精神下的和谐自然。
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他说他的作品，或忧伤，或欢乐，或嘲噱。他总结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这“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相互仁爱；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并存；是一已对他人，对社会的某种承担，某种追求得安生的世俗诉求。在另一个层面上“和谐”也即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的，一种乐于此生、安于此在的自我生命的满足。
生活的苦难、压迫、及源于对生的追求的种种无奈，还有由此而产生的世俗悲悯情结，使汪曾祺的小说更具有世俗人情的精神特质。就连受戒中，生长于佛界净地的明海小和尚，也与世俗生活联系得那样紧密。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7]明海与小村姑小英子纯情而自然朴质的恋爱，成为一种人生活在现实生活的世俗面前最最本真的呈现。在这里没有社会及宗法对人的异化，倒是弥漫着世俗化了的自然本真的生活气息，并主宰着人们——甚至僧侣们的生活。这算是对佛法佛规的否定——然而很显然，他们更认可世俗真实里这种可感可触的生活。
我看到受戒里结尾的一段对话，世俗得让我目瞪口呆。对话是这样的：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恩。’‘什么叫恩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8]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没有史诗，所写的几乎一色是小人物小事件。作家以一种静观的心态，来观照这些极其平凡的人以及他们的人生。小说家和小说的人物，在除去语词的表层叙述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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