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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预祝贵我两朝能击败强敌，鼎定天下，再续兄弟之谊！”徐卫笑道。
“好！在下一定到！”耶律元术喜道。
随后两日，徐卫尽量把公务排开，专mén在家里只作一件事情，写奏本。他虽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更有事后报备的意义。关于结好党项，联络契丹这些事情，虽然一直是由他主持，但也都向朝廷报备过。
只不过，那是例行公事，不算详细。而朝廷大概也没有太过重视这回事，可能杭州那帮人认为这事不太靠谱吧。这一回，趁着契丹使者去江南的机会，他必须把这件事情详细说明，这样才不至于让赵官家和六哥一头雾水。
奏本写好之后，他用枢密院专mén的红字牌加急往行在。宋代的官方通讯，皇帝的诏命要用金字牌传，而且上面写明“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接下来，就是枢密院的青字牌；再下，就是地方各司用的银字牌。御前金字牌，规定一昼夜行五百里，枢密院青字牌，一昼夜三百五十里，而银字牌就从来没到过一昼夜三百里。徐卫现在带着“知枢密院事”头衔，所以他可以用青字牌来传递消息。
送出奏本以来，他又安排耶律元术前往杭州。紧接着，一道军令到熙河帅司，命令姚平仲兵收取西凉府，同时派陕西转运司的转运判官，权充军前转运使，负责协调粮草。至于他自己，这回就不去了，你作为军事统帅，手下大将打仗，没事就亲自去，这让底下人认为你不信任他。
却说杭州方面，在平息了政变以后，朝中开始了清洗。凡是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员，都受到处置。严重的，如黄潜善、王宗濋、罗汝楫之流，丢了xing命。次之如王次翁等辈也除名编管。剩下的那结，不是贬谪，就是安置。
徐六升为次相，他借此机会，捎带着把一些没有参与此事，但却极力主和的官员排挤出朝，纷纷下放到地方上任职。他这个作法，受到了台谏ji烈的批判。宋代政治较为开明，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言路的畅通。御史台虽然只是一个监察机构，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司法权，更不用说兵权，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没有人敢对台谏掉以轻心。罗汝楫为什么敢上窜下跳，大放厥词？因为他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而且不因言获罪。
宋代名臣包公包拯作言官时，为了反对皇帝提拔张贵妃的伯父为宣徽使，数次直谏，宋仁宗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包拯火了，撺掇整个御史台的官员，在下朝之后，截留满朝文武，当着百官的面，ji烈地反对皇帝的作法，甚至公然说张贵妃伯父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说到冒火处，包拯是越走越近。
当着朝臣的面，皇帝也不好作。包拯又是他信任的臣子，于是皇帝退步了，以商量的口ěn道：“既不作宣徽使，改作节度使如何？反正节度使是粗官。”
仁宗的本意是说，节度使在我大宋，已经不如唐末五代那样把持大权了，而且多是授给武臣，被那些带兵的粗人视为最高荣耀来追求，所以称为“粗官”。
哪知这句话捅了马蜂窝，包拯怒火冲天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作过，恐非粗官！”他这一ji动，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廷辩结束回到后宫，皇帝的爱妃上前询问是否替她伯父要到了官职，仁宗气不打一处来，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责怪道：“你就晓得替你父要宣徵使，宣徵使，你可知道包拯是御史！你看看吐我这一脸的口水！”
“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从此事不难看出，宋代重视言官，容忍言官是有传统的。徐良虽然是次相，但受到言官群起而攻，按理，他应该谦逊谨慎，收敛一些。可徐良不这么干，他手里有人事权，先就把御史中丞给撤了，换了一个叫作周三畏的接任。结果，又遭到言官们的ji烈反弹，他接下来更狠，把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正言，司谏，御史，全调离台谏。
他这种作法，叫作控制言路。皇帝一般都不这么干，他却敢，为什么？因为正是赵谌的授意。经过此变之后，赵谌认识到，自己还是太过心软，如果早些听宰执们的意见，清理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员，不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么？
当然，你作宰相，光是换批官员还不行，你上台执政，得有施政纲领。徐六也是雄心勃勃，誓要越其父。他施政的重心，就放在战备上。至于民政经济什么的，延续从前的政策就行。
那战备怎么搞？赵鼎之前，已经nong了个五十万jing兵的计划，你跟着学么？徐良还真就不怕拾人牙慧，他认为赵鼎之前的计划很好，五十万jing兵是一个合理的数目，要继续推行。但光有兵不够，得有能征惯战之将，于是他提出了选将法。之前，武臣的晋升，其实都掌握在军队统帅的手里。他们往上一报，说谁有功，该怎样，朝廷就批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朝廷并不知道。选将法，就是要以军功为唯一晋升标准。
兵有了，将有了，接下来就是要jing器械，练战力。他因为在陕西任职的缘故，所以对西军很熟悉，他认为西军为所以能在对金作战中屡立战功，与其器械jing良，战术灵活是分不开的。以徐卫为代表的西军将帅非常强调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这是南方宋军所缺乏的。徐良决定，从荆湖宣抚司、江西宣抚司、两浙宣抚司、淮西安抚司中chou调军官，到西军中去观摩jiao流。
赵谌对他这些举措非常支持，全部照准施行，si底下还对沈择称赞徐良“真宰相也”。
不过，皇帝也不是全部满意，他认为徐良这一揽子计划虽然不错，但缺乏一个主线，一个整体的战略。你只说了要办哪些事，却没指明办这些事是为什么，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
徐良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他知道，朝廷的大战略一提出来，就不能草率更改，要完全杜绝太上皇在位时期的朝令夕改。一旦战略拟定，那么举国上下，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在这一点上，务必要谨慎。战略一错，那就步步皆错了。
正当徐六多方寻求答案时，他堂弟给他帮了大忙。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六，徐良仍旧和往常一样，早朝之后，在宫里吃了皇粮饭，然后到中书政事堂理理。先去跟相赵鼎说了一阵话，无非就是jiao流近日要着重办事哪些事务，而后坐到了自己的办公堂。
这个位置，原来是赵鼎坐的，而赵鼎现在坐的位置，却是朱胜非的。朱胜非被太上皇远窜他乡，本来大臣们以为，朱胜非当年有拥立之功，平息政变以后，他应该就回来了。哪料，皇帝并没有召回朱胜非，而是给了他一个宫观闲职，又赏赐许多财物，有让他养老，但不让他致仕的意思。
赵谌并不是一个薄情寡恩的皇帝，他也记着朱胜非的耿耿忠心。但是，忠心是一码事，能力又是另一码事。这回政变，他对朱胜非比较失望，完全没有一个宰相该有魄力和应变能力，只知道震惊，惶恐，这怎么能执掌政fu？还是守着荣华富贵养老吧。
徐六在办公堂坐定以后，看到桌上已经排好了公文，其中有一个本子特意放在案桌中央。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来了jing神，因为这个本子，正是他堂弟徐卫送上来的。
，也预祝贵我两朝能击败强敌，鼎定天下，再续兄弟之谊！”徐卫笑道。
“好！在下一定到！”耶律元术喜道。
随后两日，徐卫尽量把公务排开，专mén在家里只作一件事情，写奏本。他虽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但更有事后报备的意义。关于结好党项，联络契丹这些事情，虽然一直是由他主持，但也都向朝廷报备过。
只不过，那是例行公事，不算详细。而朝廷大概也没有太过重视这回事，可能杭州那帮人认为这事不太靠谱吧。这一回，趁着契丹使者去江南的机会，他必须把这件事情详细说明，这样才不至于让赵官家和六哥一头雾水。
奏本写好之后，他用枢密院专mén的红字牌加急往行在。宋代的官方通讯，皇帝的诏命要用金字牌传，而且上面写明“御前文字，不得入铺”；接下来，就是枢密院的青字牌；再下，就是地方各司用的银字牌。御前金字牌，规定一昼夜行五百里，枢密院青字牌，一昼夜三百五十里，而银字牌就从来没到过一昼夜三百里。徐卫现在带着“知枢密院事”头衔，所以他可以用青字牌来传递消息。
送出奏本以来，他又安排耶律元术前往杭州。紧接着，一道军令到熙河帅司，命令姚平仲兵收取西凉府，同时派陕西转运司的转运判官，权充军前转运使，负责协调粮草。至于他自己，这回就不去了，你作为军事统帅，手下大将打仗，没事就亲自去，这让底下人认为你不信任他。
却说杭州方面，在平息了政变以后，朝中开始了清洗。凡是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员，都受到处置。严重的，如黄潜善、王宗濋、罗汝楫之流，丢了xing命。次之如王次翁等辈也除名编管。剩下的那结，不是贬谪，就是安置。
徐六升为次相，他借此机会，捎带着把一些没有参与此事，但却极力主和的官员排挤出朝，纷纷下放到地方上任职。他这个作法，受到了台谏ji烈的批判。宋代政治较为开明，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言路的畅通。御史台虽然只是一个监察机构，既没有行政权，也没有司法权，更不用说兵权，但上到皇帝，下到百官，没有人敢对台谏掉以轻心。罗汝楫为什么敢上窜下跳，大放厥词？因为他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而且不因言获罪。
宋代名臣包公包拯作言官时，为了反对皇帝提拔张贵妃的伯父为宣徽使，数次直谏，宋仁宗不为所动，坚持己见。包拯火了，撺掇整个御史台的官员，在下朝之后，截留满朝文武，当着百官的面，ji烈地反对皇帝的作法，甚至公然说张贵妃伯父是“盛世垃圾，白昼魔鬼”，说到冒火处，包拯是越走越近。
当着朝臣的面，皇帝也不好作。包拯又是他信任的臣子，于是皇帝退步了，以商量的口ěn道：“既不作宣徽使，改作节度使如何？反正节度使是粗官。”
仁宗的本意是说，节度使在我大宋，已经不如唐末五代那样把持大权了，而且多是授给武臣，被那些带兵的粗人视为最高荣耀来追求，所以称为“粗官”。
哪知这句话捅了马蜂窝，包拯怒火冲天道：“节度使太祖，太宗都作过，恐非粗官！”他这一ji动，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廷辩结束回到后宫，皇帝的爱妃上前询问是否替她伯父要到了官职，仁宗气不打一处来，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责怪道：“你就晓得替你父要宣徵使，宣徵使，你可知道包拯是御史！你看看吐我这一脸的口水！”
“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
从此事不难看出，宋代重视言官，容忍言官是有传统的。徐良虽然是次相，但受到言官群起而攻，按理，他应该谦逊谨慎，收敛一些。可徐良不这么干，他手里有人事权，先就把御史中丞给撤了，换了一个叫作周三畏的接任。结果，又遭到言官们的ji烈反弹，他接下来更狠，把几个态度最坚决的正言，司谏，御史，全调离台谏。
他这种作法，叫作控制言路。皇帝一般都不这么干，他却敢，为什么？因为正是赵谌的授意。经过此变之后，赵谌认识到，自己还是太过心软，如果早些听宰执们的意见，清理跟太上皇有瓜葛的官员，不就没有后来的事了么？
当然，你作宰相，光是换批官员还不行，你上台执政，得有施政纲领。徐六也是雄心勃勃，誓要越其父。他施政的重心，就放在战备上。至于民政经济什么的，延续从前的政策就行。
那战备怎么搞？赵鼎之前，已经nong了个五十万jing兵的计划，你跟着学么？徐良还真就不怕拾人牙慧，他认为赵鼎之前的计划很好，五十万jing兵是一个合理的数目，要继续推行。但光有兵不够，得有能征惯战之将，于是他提出了选将法。之前，武臣的晋升，其实都掌握在军队统帅的手里。他们往上一报，说谁有功，该怎样，朝廷就批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朝廷并不知道。选将法，就是要以军功为唯一晋升标准。
兵有了，将有了，接下来就是要jing器械，练战力。他因为在陕西任职的缘故，所以对西军很熟悉，他认为西军为所以能在对金作战中屡立战功，与其器械jing良，战术灵活是分不开的。以徐卫为代表的西军将帅非常强调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这是南方宋军所缺乏的。徐良决定，从荆湖宣抚司、江西宣抚司、两浙宣抚司、淮西安抚司中chou调军官，到西军中去观摩jiao流。
赵谌对他这些举措非常支持，全部照准施行，si底下还对沈择称赞徐良“真宰相也”。
不过，皇帝也不是全部满意，他认为徐良这一揽子计划虽然不错，但缺乏一个主线，一个整体的战略。你只说了要办哪些事，却没指明办这些事是为什么，你未来的规划是怎样？
徐良不是没想到这一点，而是他知道，朝廷的大战略一提出来，就不能草率更改，要完全杜绝太上皇在位时期的朝令夕改。一旦战略拟定，那么举国上下，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在这一点上，务必要谨慎。战略一错，那就步步皆错了。
正当徐六多方寻求答案时，他堂弟给他帮了大忙。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六，徐良仍旧和往常一样，早朝之后，在宫里吃了皇粮饭，然后到中书政事堂理理。先去跟相赵鼎说了一阵话，无非就是jiao流近日要着重办事哪些事务，而后坐到了自己的办公堂。
这个位置，原来是赵鼎坐的，而赵鼎现在坐的位置，却是朱胜非的。朱胜非被太上皇远窜他乡，本来大臣们以为，朱胜非当年有拥立之功，平息政变以后，他应该就回来了。哪料，皇帝并没有召回朱胜非，而是给了他一个宫观闲职，又赏赐许多财物，有让他养老，但不让他致仕的意思。
赵谌并不是一个薄情寡恩的皇帝，他也记着朱胜非的耿耿忠心。但是，忠心是一码事，能力又是另一码事。这回政变，他对朱胜非比较失望，完全没有一个宰相该有魄力和应变能力，只知道震惊，惶恐，这怎么能执掌政fu？还是守着荣华富贵养老吧。
徐六在办公堂坐定以后，看到桌上已经排好了公文，其中有一个本子特意放在案桌中央。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来了jing神，因为这个本子，正是他堂弟徐卫送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