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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先前提到的岭南俚族酋领洗夫人，见到陈叔宝给她写的信和她先前献给陈后主的扶南犀杖作为信物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后。岭南便随之兵不血刃归降了隋朝。当江南尽叛时，番禺人王仲宣也举起反隋大旗，岭南土著包括洗夫人的子侄也纷起响应，夫人不顾高龄再次出面晓谕四方，使岭南地方很快安定下来，这使杨广甚至是杨坚看到了怀柔政策的巨大成效。
杨广移镇扬州，任务是“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但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改变先前的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一般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时刻意模仿由南朝入周的庾信的文体。更不用说他的王妃萧玥乃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而萧逸风父子则更是杨广目前的力助了。
今年的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听从了萧玚的建议，竭力招引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河东柳顾言原为西梁侍中，梁废后转入晋王府咨议参军，由于他熟悉江南士林，杨广就让他广泛招引旧陈才俊。柳顾言招到著名学子百余人，皆充晋王府文学之用，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
后来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人间帝王的支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帝靠扰。
及移镇扬州，杨广听了萧逸风的积极“怂恿”，更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一句话就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江南佛教是需要他的支持的。杨广既然要利用宗教收揽人心，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山寺的天台大师自然成了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
开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天台大师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隋文帝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天台大师前往江都。但智顗因杨坚的重北轻南态度而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
杨广移镇江都，很快派萧逸风“往彼延屈”，给智顗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顗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顗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顗来江都。
但智顗见杨坚并无改变动向之意，也未见杨广有何实际举动，于是仍求躲避，他推说“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顗“三辞不免”，最后在萧逸风威逼利诱简直手段用尽之后，他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
行前，智顗“仍求四愿”，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晋王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句更干脆，根本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他虽然修为了得，但杨广此刻身边拥有的昭玄院高手们若真要强行留人，也不是办不到的。“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顗对隋朝上层的迟疑观望，力图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当然是萧逸风父子和杨广不希望见到的，但是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先忍耐下来。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于是，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顗。会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戒毕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杨广则奉智顗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二十三岁，智顗已五十四岁，他们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原本萧逸风以为，既然有了这层关系，日后就一切好说话，南方佛门的势力被杨广这一派掌握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事情真的这么一帆风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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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先前提到的岭南俚族酋领洗夫人，见到陈叔宝给她写的信和她先前献给陈后主的扶南犀杖作为信物的时候，大哭了一场之后。岭南便随之兵不血刃归降了隋朝。当江南尽叛时，番禺人王仲宣也举起反隋大旗，岭南土著包括洗夫人的子侄也纷起响应，夫人不顾高龄再次出面晓谕四方，使岭南地方很快安定下来，这使杨广甚至是杨坚看到了怀柔政策的巨大成效。
杨广移镇扬州，任务是“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但如何施以恩惠，感化旧陈民众，调和南北人士的感情，以促进文化合流，巩固统一局面，则是比军事征服更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改变先前的以胜利者自居而鄙夷南人的态度。这一点杨广一开始就与一般关陇贵胄不同。他自小就“好学，善属文”，作文时刻意模仿由南朝入周的庾信的文体。更不用说他的王妃萧玥乃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玄孙女，而萧逸风父子则更是杨广目前的力助了。
今年的杨广才二十二岁，也极想在江南成就一番事业，来到江南之初，即对原先的关中本位高压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息武兴文，方应光显”，开始广泛收纳江南人士。
早在灭陈之时，杨广就听从了萧玚的建议，竭力招引江南才士，如会稽虞绰、吴郡潘徽等。河东柳顾言原为西梁侍中，梁废后转入晋王府咨议参军，由于他熟悉江南士林，杨广就让他广泛招引旧陈才俊。柳顾言招到著名学子百余人，皆充晋王府文学之用，其中丹阳诸葛颖清辩有文才，杨广引为王室记室。会稽虞世基、虞世南兄弟，才华更著，“时人方为二陆”，也被杨广罗致。琅琊王胄兄弟虽政治地位不如往昔，杨广也“引为学士”。
后来释家史料也记“隋开皇十年，炀帝镇于扬越，广搜英异，江表文记，悉点收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杨广还赞助潘徽等江南诸儒编成《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对江南士人崇尚的礼仪文化表示尊重。为了更好地交际江南人士，杨广效法东晋名相王导，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吴语。这些举动，大大缓和了南人对隋朝的敌对情绪。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当然不会不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人间帝王的支持，所以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帝靠扰。
及移镇扬州，杨广听了萧逸风的积极“怂恿”，更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一句话就把江南佛塔被毁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江南佛教是需要他的支持的。杨广既然要利用宗教收揽人心，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天台山寺的天台大师自然成了他要拉拢的首要目标。
开皇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受命坐镇江都的秦王杨俊首先向天台大师致书，存问“道体何如”。开皇十年正月十六日隋文帝又致书“敬问”。同年五月十九日，秦王杨俊再致书并“奉施沈香”，延请天台大师前往江都。但智顗因杨坚的重北轻南态度而心存观望，婉言拒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
杨广移镇江都，很快派萧逸风“往彼延屈”，给智顗送来《初迎书》：“希能轻举以沃虚襟，伫望来仪不乖眷意”。迎书自称“弟子杨广和南”，尊智顗为师，言辞十分诚恳。杨广还命有司修葺禅众寺以供智顗暂住，而“愿忘怀受施”，竭诚尽敬迎智顗来江都。
但智顗见杨坚并无改变动向之意，也未见杨广有何实际举动，于是仍求躲避，他推说“初陈寡德”，辞不敢当，“次让名僧”，推诿不赴，“后举同学”，以他人自代。杨广则再三恳请，执弟子礼甚恭，智顗“三辞不免”，最后在萧逸风威逼利诱简直手段用尽之后，他终于勉强答应前往江都。
行前，智顗“仍求四愿”，提出了四项前提条件。其一为“愿勿以禅法见期”，即请晋王不要期望过高，不要指望传授禅法。其二称“虽欲自慎，终恐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允许保有自己独立的个性人格。“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要去就，……若通法愿许为法，勿嫌轻重”。这是为自己传佛法而不阿世敬请谅解。四曰：“三十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若丘壑念起，愿放其饮啄以卒残生。”这句更干脆，根本就是声明自己此去应有来去自由——他虽然修为了得，但杨广此刻身边拥有的昭玄院高手们若真要强行留人，也不是办不到的。“四愿”言辞柔中有刚，表明智顗对隋朝上层的迟疑观望，力图跟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这当然是萧逸风父子和杨广不希望见到的，但是此刻，他们不得不把这一切都先忍耐下来。
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于是，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顗。会上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顗为师。戒毕智顗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杨广则奉智顗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二十三岁，智顗已五十四岁，他们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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