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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象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在她的内心深处不自觉地隐略起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怎么，我照旧是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象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她的嘴唇上皱起一片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
“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跟我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象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子、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象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楣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话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来象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向他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向你们奉劝一句需要警惕的话，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一噘嘴，用一个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下眼睛向娜塔丽打量了一下。“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替她设法——”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必得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象他们的领袖那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更要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嘎嘎地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个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嘴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小巷，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个胡同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拚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来好象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穿上假军人伪装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之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下，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奇怪的倒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他们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样就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去取出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段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站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一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不费麻烦就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过的那个时代周刊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象是最可怕的恶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别的还有什么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个时候，可能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大的声音说。
“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儿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的呼吸都有点透不过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底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勒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件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于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作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个可能性。这句话把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一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用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咱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做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只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一旦你上了船，你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象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象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象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在她的内心深处不自觉地隐略起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怎么，我照旧是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象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她的嘴唇上皱起一片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
“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跟我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象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子、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象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楣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话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来象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向他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向你们奉劝一句需要警惕的话，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一噘嘴，用一个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下眼睛向娜塔丽打量了一下。“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替她设法——”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必得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象他们的领袖那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更要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嘎嘎地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个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嘴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小巷，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个胡同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拚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来好象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穿上假军人伪装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之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下，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奇怪的倒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他们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样就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去取出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段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站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一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不费麻烦就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过的那个时代周刊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象是最可怕的恶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别的还有什么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个时候，可能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大的声音说。
“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儿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的呼吸都有点透不过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底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勒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件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于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作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个可能性。这句话把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一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用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咱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做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只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一旦你上了船，你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象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象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