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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知道他不会跟他捣乱，也知道他为什么怕。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怕？想着，他的火气先自小了许多。他说：“有我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直系当政时曾经想办，惟恐国人反对而没敢办。那时，您芝老不是曾领衔通电反对吗？”
段祺瑞自知理亏，完全软下来，说，“此一时彼一时，执政府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不尽快解决就要自取灭亡了。”
段祺瑞并非危言耸听。从他上台之日起，中央财政就千疮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税收全被当地军阀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名义上由北京政府过问的近畿税收，也被划为奉、国两军；崇文门税收和京绥路收入，历来都属中央使用，现在也划给国民军；京奉路收入，则全部归奉军瓜分。他们连这些地区的税务人员，都换成自己人。
执政府的庞大开支，教育经费，政府人员薪俸，北京军警军饷军费等等，均靠内外债贷过日子。由于北京政府信誉极低，能抵押的东西几乎全抵押光，所以，国内外银行，没有人肯借款给它。段祺现整天愁肠百结，唉声叹气。段祺瑞无可奈何地说：“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把一封长电稿推给李思浩。李思浩拿起一看，是徐树铮从法国发给段祺瑞的，内容只有一个：尽快解决金法郎案。
怎么又冒出徐树铮来？原来是这样。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逃亡日本。但浙泸一带的浙军尚有实力。于是，杨化昭，张义纯将领想拥戴徐树铮出山，领兵再战。不料，此举为支持直系的英国人探知，于是，他们唆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以“避免延长中国内战，维持租界治安”为由，派兵包围了徐宅，把徐软禁起来。后经多方援救，工部局才以公使团名义，强令徐树铮出洋，解除软禁。
徐可奈何，只有俯首听命。于是，拉家带口，带着箱笼细软，准备举家放洋，长期留居海外。
那年头，政治风云像小孩子脸一样瞬息万变。就在这几天，北方政局发生巨变。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段的电报连二连三，催促小徐北上。但徐树铮出洋之局已定，同时，他也有意到国外考察联络，以便段、徐再度携手，大干一场。于是，段祺瑞委他为“欧美日俄政治考察专使”，为期一年。
徐树铮旅行至法国，精明的法国人顿感有机可乘。他们知道小徐乃段祺瑞智囊，能够左右段祺瑞，立刻抓住有利时机，为解决旷日持久的金法郎案张目。他们以对待国家元首之隆重礼仪招待小徐，百般讨他欢心，并秘密商议金法郎案，终于把小徐说服……李思浩放下电报，说：“思浩为此身败名裂，乃至丢了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已有不少人与中央为难，与执政为难，如再授人以柄，那结果将不堪设想啊！”
“赞候，”段祺瑞变得低声下气了，“你我相交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患得患失之人，我认定的事不要说丢官罢职，即使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你说说，我们的具体得失是什么？”
李思浩介绍说，早在直系执政时期，法国就向北京政府施压，想一改流通货币的电汇方式，而使用硬金，即金法郎来计算，偿还1905年的庚子赔款。其实，金法郎在法国是没有的，只是代表法国纸币法郎的含金值而已。因为，从世界大战之后，法郎大幅贬值，采用通用的电汇方式结算，到19年中国只欠法国庚子赔款4亿法郎。按当时汇价，中国仅需付500万元；可按金法郎折算，则需支付1。6亿元，平空多付8000多万元！如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按此例，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为了压迫中国人就范，法国政府串连《辛丑条约》签约国家，决定自19年1月1日起，将中国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将余额部分悉数扣除，不准中国提用，现共已达60多万元。何时解决金法郎案，何时将这部分余款交给中国。此外，19年初的华盛顿会议，曾同意中国增加。5的附加关税，法国则以不实施这项议案要挟中国解决金郎案……段祺瑞突然站定问：“这就是说，我如同意金法郎案，便可拿到这60万元的关余款，还可增加。5的附加税，是吧？天啊，60万！”段祺瑞近乎歇斯底里地叫道，“赞候，还等什么，干吧！”
段祺瑞之所以不惜国家吃大亏，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办曹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其原因有二：一，执政府财政已到崩溃边缘，解决金法郎案，不仅可以拿到000多万元关余款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有望增加。5的附加关税。他明知这是一杯毒酒，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二，他知道张作霖、冯玉祥不会让他维持多久，一旦一方掌权，他马上会滚蛋下台。金法郎案得到的好处是眼前的，留下的隐患是后来的。但他只有眼前的好处就够了，至于后患那是别人的事，不必管他……办这件事需要协同外交和司法两部，李思法回去后，立刻找到部长沈瑞麟和章士钊，不到三天就把手续办完了。
4月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公布了金法郎案协定文本。段深知此事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故于公布之日通电全国，为其卖国行径进行辩解。电文说：“解决时局之要，首在财政，尤其在协定关税之得其宜……盖吾国今日上下交困，欲图补救，惟冀关税会议成立……不特内外各债得有归结，抑且财源既活，百废可兴，民国转机，实赖乎此……””〔〕同时，李思浩也有一番“利大于弊”的辩白。
尽管段祺瑞煞费苦心，但终未逃脱国人挞伐。这天，段祺瑞一上班就拿起报纸读起来。自从公布“中法金法郎案协定”后，中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报导，评论、消息、抨击其卖国行径，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他越看越气，越看越烦，恶狠狠地把报纸掷了一地，生起闷气来。
这两天由于心烦，他的腿病犯了，肿得很粗，行动不便，痛苦万端。上次因以“脚肿无法穿鞋”为由拒绝参加中山先生公祭，北京一家报纸曾以“难道偌大北京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靴子”为讽，现在，脚肿得真的无法穿鞋了……忽然，门被推开，李思浩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进门就哭哭咧咧地说：“执政，救救我吧，各方责难都冲我来了！”
段拉下脸申斥道：“你堂堂一总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能吃了你？”
李思浩这才擦擦眼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嘟嘟囔嚷地说：“上次‘五·四’学潮，学生烧了赵家楼，打伤曹汝霖；这次游行学生又捣毁章总长的住所，谁能保证我的安全不受威胁？”
说着，又委屈地唏嘘起来。段祺瑞默不作声，只顾眼睛盯着一个方向抽烟斗。李思浩接着说：“这次学潮来势很猛，我怕发展成上次规模。共产党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什么‘卖国备战的金法郎案已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被政府勒令解散的非常国会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金法郎案，他们的集会被驱散后，又转移到天津。国民党中执委也于近日发电，反对金法郎案。还有浙江、湖南、广州等省议会，相继发表反对通电；学生借‘五·七国耻日’游行示威，大、中学生4000多人罢课-……”段祺瑞虽强装镇定，但“五·四”风潮余悸未平，内心十分害怕。如果那样，国共两党会乘机煸动，西南派会趁势作乱，直系军阀会再起东山，国内反对派会群起而攻之。他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执政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可怖可悲的情景啊！他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章士钊和沈瑞麟脚前脚后进屋来，章士章急不可待地说：“执政，据说北京地方检察厅插手金法郎案。昨晚，总检察长汪曦芝，总检察官翁敬棠秘谈几小时，决心一查到底。从今天起，翁敬棠推掉一切工作，开始全力调查金法郎案，连家属都送到天津去了。”
沈瑞麟补充道：“我的外交部，也有人发难，说我、章士剑、李思浩都在金郎案中获得巨额赃款，要彻底披露，很明显各界向司法，外交，财政三总长开刀了！”
章士剑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说：“执政，我不能遭此不白之冤，我要抗议，抗议！”
段祺瑞疲倦地说：“行了，你快坐下吧。兄弟们，这不光对你们，而是对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嘛。最主要的是镇定，镇定，自己先乱了阵脚，就等于把自己打倒了。”（未完待续）
段祺瑞知道他不会跟他捣乱，也知道他为什么怕。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怕？想着，他的火气先自小了许多。他说：“有我给你做主，你怕什么？”
“直系当政时曾经想办，惟恐国人反对而没敢办。那时，您芝老不是曾领衔通电反对吗？”
段祺瑞自知理亏，完全软下来，说，“此一时彼一时，执政府财政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不尽快解决就要自取灭亡了。”
段祺瑞并非危言耸听。从他上台之日起，中央财政就千疮百孔，朝不保夕。各省税收全被当地军阀截留，分文不上缴中央，名义上由北京政府过问的近畿税收，也被划为奉、国两军；崇文门税收和京绥路收入，历来都属中央使用，现在也划给国民军；京奉路收入，则全部归奉军瓜分。他们连这些地区的税务人员，都换成自己人。
执政府的庞大开支，教育经费，政府人员薪俸，北京军警军饷军费等等，均靠内外债贷过日子。由于北京政府信誉极低，能抵押的东西几乎全抵押光，所以，国内外银行，没有人肯借款给它。段祺现整天愁肠百结，唉声叹气。段祺瑞无可奈何地说：“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把一封长电稿推给李思浩。李思浩拿起一看，是徐树铮从法国发给段祺瑞的，内容只有一个：尽快解决金法郎案。
怎么又冒出徐树铮来？原来是这样。
江浙战争中，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逃亡日本。但浙泸一带的浙军尚有实力。于是，杨化昭，张义纯将领想拥戴徐树铮出山，领兵再战。不料，此举为支持直系的英国人探知，于是，他们唆使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以“避免延长中国内战，维持租界治安”为由，派兵包围了徐宅，把徐软禁起来。后经多方援救，工部局才以公使团名义，强令徐树铮出洋，解除软禁。
徐可奈何，只有俯首听命。于是，拉家带口，带着箱笼细软，准备举家放洋，长期留居海外。
那年头，政治风云像小孩子脸一样瞬息万变。就在这几天，北方政局发生巨变。曹锟倒台，段祺瑞执政，段的电报连二连三，催促小徐北上。但徐树铮出洋之局已定，同时，他也有意到国外考察联络，以便段、徐再度携手，大干一场。于是，段祺瑞委他为“欧美日俄政治考察专使”，为期一年。
徐树铮旅行至法国，精明的法国人顿感有机可乘。他们知道小徐乃段祺瑞智囊，能够左右段祺瑞，立刻抓住有利时机，为解决旷日持久的金法郎案张目。他们以对待国家元首之隆重礼仪招待小徐，百般讨他欢心，并秘密商议金法郎案，终于把小徐说服……李思浩放下电报，说：“思浩为此身败名裂，乃至丢了性命毫不足惜；但今天已有不少人与中央为难，与执政为难，如再授人以柄，那结果将不堪设想啊！”
“赞候，”段祺瑞变得低声下气了，“你我相交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是患得患失之人，我认定的事不要说丢官罢职，即使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你说说，我们的具体得失是什么？”
李思浩介绍说，早在直系执政时期，法国就向北京政府施压，想一改流通货币的电汇方式，而使用硬金，即金法郎来计算，偿还1905年的庚子赔款。其实，金法郎在法国是没有的，只是代表法国纸币法郎的含金值而已。因为，从世界大战之后，法郎大幅贬值，采用通用的电汇方式结算，到19年中国只欠法国庚子赔款4亿法郎。按当时汇价，中国仅需付500万元；可按金法郎折算，则需支付1。6亿元，平空多付8000多万元！如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按此例，中国的损失太大了。
为了压迫中国人就范，法国政府串连《辛丑条约》签约国家，决定自19年1月1日起，将中国关税、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将余额部分悉数扣除，不准中国提用，现共已达60多万元。何时解决金法郎案，何时将这部分余款交给中国。此外，19年初的华盛顿会议，曾同意中国增加。5的附加关税，法国则以不实施这项议案要挟中国解决金郎案……段祺瑞突然站定问：“这就是说，我如同意金法郎案，便可拿到这60万元的关余款，还可增加。5的附加税，是吧？天啊，60万！”段祺瑞近乎歇斯底里地叫道，“赞候，还等什么，干吧！”
段祺瑞之所以不惜国家吃大亏，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办曹锟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其原因有二：一，执政府财政已到崩溃边缘，解决金法郎案，不仅可以拿到000多万元关余款以解燃眉之急；而且有望增加。5的附加关税。他明知这是一杯毒酒，不得不硬着头皮喝下去。二，他知道张作霖、冯玉祥不会让他维持多久，一旦一方掌权，他马上会滚蛋下台。金法郎案得到的好处是眼前的，留下的隐患是后来的。但他只有眼前的好处就够了，至于后患那是别人的事，不必管他……办这件事需要协同外交和司法两部，李思法回去后，立刻找到部长沈瑞麟和章士钊，不到三天就把手续办完了。
4月1日，临时执政府正式公布了金法郎案协定文本。段深知此事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故于公布之日通电全国，为其卖国行径进行辩解。电文说：“解决时局之要，首在财政，尤其在协定关税之得其宜……盖吾国今日上下交困，欲图补救，惟冀关税会议成立……不特内外各债得有归结，抑且财源既活，百废可兴，民国转机，实赖乎此……””〔〕同时，李思浩也有一番“利大于弊”的辩白。
尽管段祺瑞煞费苦心，但终未逃脱国人挞伐。这天，段祺瑞一上班就拿起报纸读起来。自从公布“中法金法郎案协定”后，中外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报导，评论、消息、抨击其卖国行径，大有铺天盖地之势。他越看越气，越看越烦，恶狠狠地把报纸掷了一地，生起闷气来。
这两天由于心烦，他的腿病犯了，肿得很粗，行动不便，痛苦万端。上次因以“脚肿无法穿鞋”为由拒绝参加中山先生公祭，北京一家报纸曾以“难道偌大北京找不到一双合适的靴子”为讽，现在，脚肿得真的无法穿鞋了……忽然，门被推开，李思浩踉踉跄跄走进来。一进门就哭哭咧咧地说：“执政，救救我吧，各方责难都冲我来了！”
段拉下脸申斥道：“你堂堂一总长，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能吃了你？”
李思浩这才擦擦眼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嘟嘟囔嚷地说：“上次‘五·四’学潮，学生烧了赵家楼，打伤曹汝霖；这次游行学生又捣毁章总长的住所，谁能保证我的安全不受威胁？”
说着，又委屈地唏嘘起来。段祺瑞默不作声，只顾眼睛盯着一个方向抽烟斗。李思浩接着说：“这次学潮来势很猛，我怕发展成上次规模。共产党在《向导》周刊上发表文章，说什么‘卖国备战的金法郎案已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命与安全’，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被政府勒令解散的非常国会议员，在京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反对金法郎案，他们的集会被驱散后，又转移到天津。国民党中执委也于近日发电，反对金法郎案。还有浙江、湖南、广州等省议会，相继发表反对通电；学生借‘五·七国耻日’游行示威，大、中学生4000多人罢课-……”段祺瑞虽强装镇定，但“五·四”风潮余悸未平，内心十分害怕。如果那样，国共两党会乘机煸动，西南派会趁势作乱，直系军阀会再起东山，国内反对派会群起而攻之。他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执政地位将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可怖可悲的情景啊！他不禁毛骨悚然。
就在这时，章士钊和沈瑞麟脚前脚后进屋来，章士章急不可待地说：“执政，据说北京地方检察厅插手金法郎案。昨晚，总检察长汪曦芝，总检察官翁敬棠秘谈几小时，决心一查到底。从今天起，翁敬棠推掉一切工作，开始全力调查金法郎案，连家属都送到天津去了。”
沈瑞麟补充道：“我的外交部，也有人发难，说我、章士剑、李思浩都在金郎案中获得巨额赃款，要彻底披露，很明显各界向司法，外交，财政三总长开刀了！”
章士剑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地说：“执政，我不能遭此不白之冤，我要抗议，抗议！”
段祺瑞疲倦地说：“行了，你快坐下吧。兄弟们，这不光对你们，而是对我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嘛。最主要的是镇定，镇定，自己先乱了阵脚，就等于把自己打倒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