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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按照现在农民的生活标准来计算，我父亲赚的钱到我孙子那辈怕也花不完，所以，对我而言，赚钱早已超出了谋生的界限，但父亲却还是让我尝到了赚钱的艰辛，他说，路必须要自己走过，如此才踏实。
赚钱确非易事，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外部环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公安、银行哪一家不是大爷？稍不留意，随意的一次检查都足以让你头疼不已。
不是我非要违法，有些事情实在迫不得已，譬如卫生，中国人就这邪性，严格按要求做了，他反嫌你邪性不肯来，如了他的意吧，又肯定不顶查，真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伺候爷。
就那么一次，卫生的一个普通职员到兴高酒楼请客，按照我们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他只是我们应该给予照顾的那种。
要挣钱，当然也不在乎他们个人这俩钱，不说他们给予的照顾，单是他们公家掏钱的时候和他们总能给拉来的客户，就足以你只赚不赔。而且，说实话，除了他们这一类，当时一般老百姓到饭店吃饭的终究还是少数。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全都照顾，肯定照顾不了，我不能总是土地爷贩山枣——白赚买卖人吧。所以，便按照职务和他们的实际用途做了划分。
对于象他这种，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适当优惠的价格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原就含了找平的意思。偏他酒醉饭饱之后，念着或许曾经给予的照顾，再与曾经死皮赖脸讨到了照顾自要炫耀一番与己同类的某位一比，感到委屈便嫌这嫌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竟与服务人员吵了起来。因我不在，服务员一怒之下举报了他。
事后，我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话虽如是说，支书心里必定有一本帐，因为他惯会看客下菜碟，标准高低随时都在变化着，里面必既有职务和重要性的因素也有支书心情的关系，心情好了，他偶尔地也提高标准。
通常，支书都是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拘谨的，只喝酒从不议人是非。换成了平级的那些村支书便不同了，支书也会变得牢骚满腹甚至于骂娘，那些同样被叫做客人的支书自也不客气，牢骚着，骂着，吃了喝了还要再拿着，支书却只笑骂着，拼命地喊着“必要还席”。
我们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说这些既文质彬彬又粗鲁不堪的村支书，只说我那一段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陪，不仅需要殷勤地接待每一位来村里办事的人，隔三差五就要醉上一回，当然也不能忘了经常地给支书一点儿好处，要不然，他非要用你？他好打发，三把韭菜两棵葱也能看在眼里。
对于我的做法，父亲虽没有反对，但还是多次地劝过我，酒肉朋友靠不得！
朋友？真是奇怪，为什么非要做朋友？难道就不能有必然地要一部分人专为另一部分人服务的那种关系吗？事实如此，与其把“朋友”一词用得过滥，倒不如现实些，免得弄脏了。
还真的别不服，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计划？——做不得朋友，我确摆平了与卫生部门的关系，因为这已不是难题，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帮忙：原来，这些风光场面不可一世的干部，也在谁欠了他们什么似地牢骚满腹，而且象三岁的孩子一样好哄，只要几杯酒几句溢美之辞，就能让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要给你，不要都不行，只因为你或许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却让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地威胁与危险，正伯夷之所需，又象斗气解了恨似地。
当然，也不尽这样，也不乏能做朋友的精英，处境却不妙了——其实，所谓的不妙，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若能跟所说的那些这样，也就无所谓不妙了，徒增一怨夫而已。
乡税务所的所长老侯就是这样一位，虽满腹经纶却从不张扬，许多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作为答谢，我总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却都被他拒之于门外。可以说，属于真正淡如水的那种交往，别不信，真有。
他不足三十岁，已做了六年所长。在这六年中，原先不被人看好的税务早已变成了香饽饽，而他却怎么也香不起来。醉了酒，他说，老板对我有意见。
我问，得罪了他？
他说，哪里敢？
又问，逢年过节没处理到？
答，处理了，只是不多，不过，也不至于得罪了呀！
建议，为什么不再探听一下？
说，还不是钱的问题吗？有人给我透信，要保住现在的位置得这个数。说着，向我伸出了五个指头。
问，五百吗？
摇了摇头。
再问，五千吗？
又摇了摇头，说，还得加个零，去******，哪里找这么多？我一家老小不吃不喝？我去抢银行？他愤怒了，我也愤怒了。
愤怒也没用，还得正视现实，别犟，给你位置，你却连钱也找不到，岂非太无能了？何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想的。不说，比说了还管用！别生气，这样干脆的还是好的，我不说，让你猜，你又怎样？更难了！还显得有水平，都这样说。
对老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机会。老侯放弃了，我却不放弃，当然不能告诉老侯，不然，传出去就有罪名了，我吃得起，老侯吃不起。——轻易地，他的位置保住了，不久，又升了县局副局长。
老侯不明就里，善良地认为：莫非老板变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暗暗自责着。真是笑人。
老侯功成名就了，我的处境却渐渐不妙起来：家庭迭遭变故、借款全面进入还债期、父亲以折价变股的方式把产业全部传给我之后自己去安享太平了，而此时，我们家除了废品回收站外，其他产业的资产变现都明显下降。
不能倒下去... -->>
经营家说，按照现在农民的生活标准来计算，我父亲赚的钱到我孙子那辈怕也花不完，所以，对我而言，赚钱早已超出了谋生的界限，但父亲却还是让我尝到了赚钱的艰辛，他说，路必须要自己走过，如此才踏实。
赚钱确非易事，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外部环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公安、银行哪一家不是大爷？稍不留意，随意的一次检查都足以让你头疼不已。
不是我非要违法，有些事情实在迫不得已，譬如卫生，中国人就这邪性，严格按要求做了，他反嫌你邪性不肯来，如了他的意吧，又肯定不顶查，真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伺候爷。
就那么一次，卫生的一个普通职员到兴高酒楼请客，按照我们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他只是我们应该给予照顾的那种。
要挣钱，当然也不在乎他们个人这俩钱，不说他们给予的照顾，单是他们公家掏钱的时候和他们总能给拉来的客户，就足以你只赚不赔。而且，说实话，除了他们这一类，当时一般老百姓到饭店吃饭的终究还是少数。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全都照顾，肯定照顾不了，我不能总是土地爷贩山枣——白赚买卖人吧。所以，便按照职务和他们的实际用途做了划分。
对于象他这种，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适当优惠的价格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原就含了找平的意思。偏他酒醉饭饱之后，念着或许曾经给予的照顾，再与曾经死皮赖脸讨到了照顾自要炫耀一番与己同类的某位一比，感到委屈便嫌这嫌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竟与服务人员吵了起来。因我不在，服务员一怒之下举报了他。
事后，我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话虽如是说，支书心里必定有一本帐，因为他惯会看客下菜碟，标准高低随时都在变化着，里面必既有职务和重要性的因素也有支书心情的关系，心情好了，他偶尔地也提高标准。
通常，支书都是稳重的甚至可以说拘谨的，只喝酒从不议人是非。换成了平级的那些村支书便不同了，支书也会变得牢骚满腹甚至于骂娘，那些同样被叫做客人的支书自也不客气，牢骚着，骂着，吃了喝了还要再拿着，支书却只笑骂着，拼命地喊着“必要还席”。
我们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去说这些既文质彬彬又粗鲁不堪的村支书，只说我那一段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陪，不仅需要殷勤地接待每一位来村里办事的人，隔三差五就要醉上一回，当然也不能忘了经常地给支书一点儿好处，要不然，他非要用你？他好打发，三把韭菜两棵葱也能看在眼里。
对于我的做法，父亲虽没有反对，但还是多次地劝过我，酒肉朋友靠不得！
朋友？真是奇怪，为什么非要做朋友？难道就不能有必然地要一部分人专为另一部分人服务的那种关系吗？事实如此，与其把“朋友”一词用得过滥，倒不如现实些，免得弄脏了。
还真的别不服，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计划？——做不得朋友，我确摆平了与卫生部门的关系，因为这已不是难题，许多人都自告奋勇地帮忙：原来，这些风光场面不可一世的干部，也在谁欠了他们什么似地牢骚满腹，而且象三岁的孩子一样好哄，只要几杯酒几句溢美之辞，就能让他们乐得屁颠屁颠的，掏心窝子的话都要给你，不要都不行，只因为你或许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却让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地威胁与危险，正伯夷之所需，又象斗气解了恨似地。
当然，也不尽这样，也不乏能做朋友的精英，处境却不妙了——其实，所谓的不妙，有时候就是一种感觉，若能跟所说的那些这样，也就无所谓不妙了，徒增一怨夫而已。
乡税务所的所长老侯就是这样一位，虽满腹经纶却从不张扬，许多建议让我受益匪浅。作为答谢，我总想为他做点儿什么，却都被他拒之于门外。可以说，属于真正淡如水的那种交往，别不信，真有。
他不足三十岁，已做了六年所长。在这六年中，原先不被人看好的税务早已变成了香饽饽，而他却怎么也香不起来。醉了酒，他说，老板对我有意见。
我问，得罪了他？
他说，哪里敢？
又问，逢年过节没处理到？
答，处理了，只是不多，不过，也不至于得罪了呀！
建议，为什么不再探听一下？
说，还不是钱的问题吗？有人给我透信，要保住现在的位置得这个数。说着，向我伸出了五个指头。
问，五百吗？
摇了摇头。
再问，五千吗？
又摇了摇头，说，还得加个零，去******，哪里找这么多？我一家老小不吃不喝？我去抢银行？他愤怒了，我也愤怒了。
愤怒也没用，还得正视现实，别犟，给你位置，你却连钱也找不到，岂非太无能了？何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可没说，是你自己想的。不说，比说了还管用！别生气，这样干脆的还是好的，我不说，让你猜，你又怎样？更难了！还显得有水平，都这样说。
对老侯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机会。老侯放弃了，我却不放弃，当然不能告诉老侯，不然，传出去就有罪名了，我吃得起，老侯吃不起。——轻易地，他的位置保住了，不久，又升了县局副局长。
老侯不明就里，善良地认为：莫非老板变了？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暗暗自责着。真是笑人。
老侯功成名就了，我的处境却渐渐不妙起来：家庭迭遭变故、借款全面进入还债期、父亲以折价变股的方式把产业全部传给我之后自己去安享太平了，而此时，我们家除了废品回收站外，其他产业的资产变现都明显下降。
不能倒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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