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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山在做完交接后并未在安庆久留，很快就回到了南京城。
离开南京已有几月，这一次回到南京，给董大山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同。除了皇子诞生，整个南京城还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外，现在的南京不仅比他离开时更有次序，也更加繁华。
这几年，大明商业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瞪目结舌的，在宁波时，朱怡成就扶持商贸，大力发展海贸。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朱怡成想改变四民之策，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资金来源。
那时的朱怡成还很弱小，他手上虽然有从清廷那边弄来的大量粮草和金银，但相比数万部队的开销，还有维持地方的支出，这些远远无法满足。靠着海贸暴利，朱怡成勉强度过最艰难的时刻，等到他重登监国位时，大明的商业模式已逐步确定下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大明朝廷的财政慢慢走向了良性循环。
在南京登基后，整个大明更如一驾飞奔的马车，驶入了快速道。如今大明仅靠四省半的地盘，其财政收入已超过了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折合永业银元六千万之巨。
更令人惊愕的是，这个财富累积速度还在以极高的比例不断增长，根据户部统计，预计明年这时候，财政收入就能超过一亿元，这数字在当下是足以令人疯狂的。
要知道在康熙时期，清廷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左右，历史上到乾隆时期也仅是四千万两。可相比如今大明，仅凭四省半的地盘其收入就远超整个清王朝。
更重要的是，清廷的财政收入极大部分包括地丁，也就是田赋这一块，占了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占大头的分别是盐铁和关税，大约各在百分之十不到，再加一些其余杂七杂八的茶课、契税等等，构成了清廷全部的收入。
但在大明却不同，大明的田赋极少，六千万的财政收入中，田赋所占比例仅只有百分之三都不到，只有区区一百六十万。而关税和商税金占了绝大部分，高达五千万。此外盐铁专卖中把铁的部分剥离，以刺激工业化的发展，至于盐作为战略物资经营依旧握在朝廷手中。
田赋虽低，但大明对于土地的控制极其严格，为吸引人口从土地转移到商业和工业方面，朱怡成制订了严格的土地买卖和转让法，不仅提高契税比例，还严格限制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以防止出现土地兼并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商业和工业的不断发展也刺激了人们从土地刨食转而向其他行业转变，再加上海贸的兴起，更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等各行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朱怡成手中掌握着皇家银号，而现在皇家银号已正式改名为大明皇家中央银行，成为了大明顶级金融机构，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商业银行的出现，这些银行也跟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大明的发展方向。
作为首都的南京，是最能体现大明改变的。如今的南京城是一座毫无疑问的巨城，相比之前的南京，南京的面积已朝着原来城墙外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巨增，相比北京的大约五十多晚人口而言，仅南京城内人口数已突破了六十万，如果加上南京城墙外的新区，整个南京人口已逼近百万之数，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对此，朝中有不少大臣上书要求对京中人口进行严格控制，其实这种方式并不希奇，早在前明时期，北京作为首都人口就突破过七十万，当时朝廷为避免人口过多导致京中压力过大和治安等方面考虑进行过严格控制，对于无京籍的“流民”进行定时驱离。
至于在清廷时期，同样执行这样的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这倒和后世的遣返制度极其相似。
对于这个问题，朱怡成慎重考虑后同意了控制人口的建议，但对于流民的驱离却使用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引导这些人前往上海。
同户籍严格的南京相比，新兴的城市上海宽松许多，更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大量人口进入，以用这种方式加快发展。
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上海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随着基础建设的初步完善，再加上码头、商行、商业街、住宅区等等的建成，而今的上海虽还比不上南京，就连繁华的宁波都远有不如，但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已经在上海这片地区看到了它辉煌的未来。
董大山回京后并未先回府，入城后直接去了皇宫。得知董大山来了，正在后宫逗儿子的朱怡成放下了手中的事，同皇后李娟儿说了几句话后就回到了偏殿... -->>
董大山在做完交接后并未在安庆久留，很快就回到了南京城。
离开南京已有几月，这一次回到南京，给董大山的感觉似乎有些不同。除了皇子诞生，整个南京城还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外，现在的南京不仅比他离开时更有次序，也更加繁华。
这几年，大明商业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瞪目结舌的，在宁波时，朱怡成就扶持商贸，大力发展海贸。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朱怡成想改变四民之策，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资金来源。
那时的朱怡成还很弱小，他手上虽然有从清廷那边弄来的大量粮草和金银，但相比数万部队的开销，还有维持地方的支出，这些远远无法满足。靠着海贸暴利，朱怡成勉强度过最艰难的时刻，等到他重登监国位时，大明的商业模式已逐步确定下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大明朝廷的财政慢慢走向了良性循环。
在南京登基后，整个大明更如一驾飞奔的马车，驶入了快速道。如今大明仅靠四省半的地盘，其财政收入已超过了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折合永业银元六千万之巨。
更令人惊愕的是，这个财富累积速度还在以极高的比例不断增长，根据户部统计，预计明年这时候，财政收入就能超过一亿元，这数字在当下是足以令人疯狂的。
要知道在康熙时期，清廷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左右，历史上到乾隆时期也仅是四千万两。可相比如今大明，仅凭四省半的地盘其收入就远超整个清王朝。
更重要的是，清廷的财政收入极大部分包括地丁，也就是田赋这一块，占了所有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余占大头的分别是盐铁和关税，大约各在百分之十不到，再加一些其余杂七杂八的茶课、契税等等，构成了清廷全部的收入。
但在大明却不同，大明的田赋极少，六千万的财政收入中，田赋所占比例仅只有百分之三都不到，只有区区一百六十万。而关税和商税金占了绝大部分，高达五千万。此外盐铁专卖中把铁的部分剥离，以刺激工业化的发展，至于盐作为战略物资经营依旧握在朝廷手中。
田赋虽低，但大明对于土地的控制极其严格，为吸引人口从土地转移到商业和工业方面，朱怡成制订了严格的土地买卖和转让法，不仅提高契税比例，还严格限制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以防止出现土地兼并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商业和工业的不断发展也刺激了人们从土地刨食转而向其他行业转变，再加上海贸的兴起，更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等各行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朱怡成手中掌握着皇家银号，而现在皇家银号已正式改名为大明皇家中央银行，成为了大明顶级金融机构，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商业银行的出现，这些银行也跟进一步影响到了整个大明的发展方向。
作为首都的南京，是最能体现大明改变的。如今的南京城是一座毫无疑问的巨城，相比之前的南京，南京的面积已朝着原来城墙外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巨增，相比北京的大约五十多晚人口而言，仅南京城内人口数已突破了六十万，如果加上南京城墙外的新区，整个南京人口已逼近百万之数，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对此，朝中有不少大臣上书要求对京中人口进行严格控制，其实这种方式并不希奇，早在前明时期，北京作为首都人口就突破过七十万，当时朝廷为避免人口过多导致京中压力过大和治安等方面考虑进行过严格控制，对于无京籍的“流民”进行定时驱离。
至于在清廷时期，同样执行这样的政策，以控制人口数量，这倒和后世的遣返制度极其相似。
对于这个问题，朱怡成慎重考虑后同意了控制人口的建议，但对于流民的驱离却使用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引导这些人前往上海。
同户籍严格的南京相比，新兴的城市上海宽松许多，更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大量人口进入，以用这种方式加快发展。
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上海的发展可谓是日新月异，随着基础建设的初步完善，再加上码头、商行、商业街、住宅区等等的建成，而今的上海虽还比不上南京，就连繁华的宁波都远有不如，但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已经在上海这片地区看到了它辉煌的未来。
董大山回京后并未先回府，入城后直接去了皇宫。得知董大山来了，正在后宫逗儿子的朱怡成放下了手中的事，同皇后李娟儿说了几句话后就回到了偏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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