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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崇祯十年实在是个尴尬的年份。在四月的时候,他又新颁了一份罪己诏,当皇帝的动不动对着臣民认错道歉,就好比是有人总是说“我来晚了”一般,除了显得自己假惺惺的,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崇祯也有些习惯了这种尴尬,他登基之后,除了头一年弄倒了魏忠贤让他意气风发之外,似乎就没有怎么舒心过。
望着跪在面前的杨嗣昌,崇祯长长叹了口气。
“当真不可用南海伯?”他又问道,这已经是第三次问杨嗣昌此事了。
杨嗣昌应声道:“陛下不必担忧,熊文灿乃能臣,陛下慧眼识英,既是用了熊文灿,用人不疑,便由他施为。”
杨嗣昌说话很肯定,特别是“慧眼识英”四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误气。
崇祯还是有些犹豫,不过杨嗣昌的话还是让他挺高兴的。满朝都是些抢功推责之辈,而杨嗣昌这话说得勇于承担责任,至少比上一任的兵部尚书张凤翼要强得多了。
更何况此人还是一个孝子。
崇祯对于孝子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新近感,常说的话就是“欲访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杨嗣昌愿代父受过,在崇祯看来就是大孝子,既是大孝子,必然会是大忠臣。崇祯这个人,当瞧一个人顺眼时,这个人身上的缺点都闪着金光。相反,若是瞧一个人不顺眼,这个人身上的优点也和不存在一样。
正是因此,他瞧着俞国振顺眼,所以朝中不是没有人弹劾俞国振的,但这些奏章都被他留中,而那些弹劾者则为他找了借口训斥。
当然,他所不知道的是,他身边的人多少都收了俞国振的好处,所以才会总有意无意给俞国振说好话。就连小坤兴公主,收了方子仪送来的显微镜,也是欢喜得不得了,每天都忙着用它来看树叶树皮头发。
“总觉得,若是南海伯在,朕的心里就会踏实些……堂堂大明,名将只余南海伯一个啊?”
崇祯的自言自语让杨嗣昌垂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他如今极得圣意,但正如史书所言,他与温体仁等一般,嫉贤妒能——虽然温体仁在今年的巨大纷争中终于被斥退,赶回老家休养去了,但如今的首辅张至发仍然是这种人。
“陛下所言甚是,不过若是国家仰赖一人,则国家危矣。南海伯年轻有为,陛下从保全功臣来说,也应该稍稍约束,免得小人嫉妒而生祸端。”
杨嗣昌此语说得仿佛极诚恳,是为了保护俞国振,而崇祯也深以为然地点头:“卿所言极是,确实如此,前些日子俞国振将尚可喜的首绩送来,朝中有人便劾他捕获乱臣擅专杀伐……这些言臣,为何自己不去将乱逆擒来?”
杨嗣昌心中更是嫉妒,擒杀尚可喜之事,可谓极为轰动,此前朝廷略有耳闻,知道二月份的时候南海伯辖下一艘船,在皮岛防御战中颇立功劳,甚至尚可喜座舰都为之搁浅,但尚可喜的下落,有说被擒的,有说沉海的,也有说当场格杀的。
到了六月,尚可喜的首绩被送至京师,朝中才确认,这厮竟然是被生擒了。
问题是,尚可喜的首绩送至京师时尚保存完好,这有石灰的功劳,但也证明一件事情,尚可喜是被活捉的。而南海部麾下活捉了尚可喜,不将之生送京师明刑正典,却是私自杀戮,这其中是否另有缘故?
不过,杨嗣昌是极会揣摩崇祯意思的,虽然他也嫉妒俞国振又立下的功劳,却回避这个问题,并未攻击俞国振。而是巧妙地转移话题:“陛下圣明,南海伯对陛下的忠心自是没有话说的……此次欲增兵加饷,听闻南海伯献入内库十万两,当真是为陛下分忧。臣不敢说朝野再无南海伯这般名将,却敢说再无南海伯一般精通陶朱之道者。南海伯白手起家,至此有百万身家,端的是经营有方。”
崇祯没有听出这背后隐含的深意,他顿了顿,冷笑道:“是南海伯较旁人要忠心……朝中诸公,家中明里暗里与海商勾连的,难道朕真的一无所知么?一个个说朕征些税是与民争利,其实是怕朕与之争利罢了!”
俞国振献上的十万两银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获取新襄在整个大明全境的贸易权。若无这十万两银子,大明的官吏们便会想方设法给新襄货物制造麻烦,好获取其专利权,比如说,让新襄只能将这些“会安货”低价卖给他们指定的包商,再由包商高价卖给大明百姓,这个过程中,利润全部被包商和其背后的官员们所赚去,俞国振这个生产者赚不到钱,大明朝廷收不到税,而崇祯对此还不能插话,因为一插话就是“与民争利”的大帽子。
现在不同,俞国振很明确地说是他经营会安海货所得的税收,既是税收,那么崇祯就可以堂皇介入,谁胆敢阻挠会安海货的销售,也就意味着和崇祯的钱袋子过意不去——这可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皇帝争利,一般的官员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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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崇祯十年实在是个尴尬的年份。在四月的时候,他又新颁了一份罪己诏,当皇帝的动不动对着臣民认错道歉,就好比是有人总是说“我来晚了”一般,除了显得自己假惺惺的,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崇祯也有些习惯了这种尴尬,他登基之后,除了头一年弄倒了魏忠贤让他意气风发之外,似乎就没有怎么舒心过。
望着跪在面前的杨嗣昌,崇祯长长叹了口气。
“当真不可用南海伯?”他又问道,这已经是第三次问杨嗣昌此事了。
杨嗣昌应声道:“陛下不必担忧,熊文灿乃能臣,陛下慧眼识英,既是用了熊文灿,用人不疑,便由他施为。”
杨嗣昌说话很肯定,特别是“慧眼识英”四个字,他特意加重了误气。
崇祯还是有些犹豫,不过杨嗣昌的话还是让他挺高兴的。满朝都是些抢功推责之辈,而杨嗣昌这话说得勇于承担责任,至少比上一任的兵部尚书张凤翼要强得多了。
更何况此人还是一个孝子。
崇祯对于孝子有一种近乎变态的新近感,常说的话就是“欲访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杨嗣昌愿代父受过,在崇祯看来就是大孝子,既是大孝子,必然会是大忠臣。崇祯这个人,当瞧一个人顺眼时,这个人身上的缺点都闪着金光。相反,若是瞧一个人不顺眼,这个人身上的优点也和不存在一样。
正是因此,他瞧着俞国振顺眼,所以朝中不是没有人弹劾俞国振的,但这些奏章都被他留中,而那些弹劾者则为他找了借口训斥。
当然,他所不知道的是,他身边的人多少都收了俞国振的好处,所以才会总有意无意给俞国振说好话。就连小坤兴公主,收了方子仪送来的显微镜,也是欢喜得不得了,每天都忙着用它来看树叶树皮头发。
“总觉得,若是南海伯在,朕的心里就会踏实些……堂堂大明,名将只余南海伯一个啊?”
崇祯的自言自语让杨嗣昌垂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他如今极得圣意,但正如史书所言,他与温体仁等一般,嫉贤妒能——虽然温体仁在今年的巨大纷争中终于被斥退,赶回老家休养去了,但如今的首辅张至发仍然是这种人。
“陛下所言甚是,不过若是国家仰赖一人,则国家危矣。南海伯年轻有为,陛下从保全功臣来说,也应该稍稍约束,免得小人嫉妒而生祸端。”
杨嗣昌此语说得仿佛极诚恳,是为了保护俞国振,而崇祯也深以为然地点头:“卿所言极是,确实如此,前些日子俞国振将尚可喜的首绩送来,朝中有人便劾他捕获乱臣擅专杀伐……这些言臣,为何自己不去将乱逆擒来?”
杨嗣昌心中更是嫉妒,擒杀尚可喜之事,可谓极为轰动,此前朝廷略有耳闻,知道二月份的时候南海伯辖下一艘船,在皮岛防御战中颇立功劳,甚至尚可喜座舰都为之搁浅,但尚可喜的下落,有说被擒的,有说沉海的,也有说当场格杀的。
到了六月,尚可喜的首绩被送至京师,朝中才确认,这厮竟然是被生擒了。
问题是,尚可喜的首绩送至京师时尚保存完好,这有石灰的功劳,但也证明一件事情,尚可喜是被活捉的。而南海部麾下活捉了尚可喜,不将之生送京师明刑正典,却是私自杀戮,这其中是否另有缘故?
不过,杨嗣昌是极会揣摩崇祯意思的,虽然他也嫉妒俞国振又立下的功劳,却回避这个问题,并未攻击俞国振。而是巧妙地转移话题:“陛下圣明,南海伯对陛下的忠心自是没有话说的……此次欲增兵加饷,听闻南海伯献入内库十万两,当真是为陛下分忧。臣不敢说朝野再无南海伯这般名将,却敢说再无南海伯一般精通陶朱之道者。南海伯白手起家,至此有百万身家,端的是经营有方。”
崇祯没有听出这背后隐含的深意,他顿了顿,冷笑道:“是南海伯较旁人要忠心……朝中诸公,家中明里暗里与海商勾连的,难道朕真的一无所知么?一个个说朕征些税是与民争利,其实是怕朕与之争利罢了!”
俞国振献上的十万两银子,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获取新襄在整个大明全境的贸易权。若无这十万两银子,大明的官吏们便会想方设法给新襄货物制造麻烦,好获取其专利权,比如说,让新襄只能将这些“会安货”低价卖给他们指定的包商,再由包商高价卖给大明百姓,这个过程中,利润全部被包商和其背后的官员们所赚去,俞国振这个生产者赚不到钱,大明朝廷收不到税,而崇祯对此还不能插话,因为一插话就是“与民争利”的大帽子。
现在不同,俞国振很明确地说是他经营会安海货所得的税收,既是税收,那么崇祯就可以堂皇介入,谁胆敢阻挠会安海货的销售,也就意味着和崇祯的钱袋子过意不去——这可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与皇帝争利,一般的官员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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