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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虚无而已。
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那似乎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欲，但又不知道具体是表达什么，“纪念音乐家的一生”？不准确…“描绘崇高的精神世界”？不准确…“表达自己的伤逝感慨？”也好像不准确…
但范宁总归是想写一首管弦乐作品，或许不是交响曲，而是一首单乐章的，类似交响诗的东西，既是送葬他《第一交响曲》中死去的巨人，也是想满足此前提到的那种不知名的表达欲…
他在笔记本上随心记录着自己一些不成体系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想把这首“交响诗”写成“类似葬礼进行曲”的形式，但不是那种一般的葬礼进行曲的悲愁、沉重、孤独的基调，它应该有着“势如破竹的开场气质”，对听众形成“威慑感、审判感、史诗感”，彷佛预示着他们将看到“某些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比如，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到逝者的整个一生仿佛从“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
范宁深吸一口气，在这些破碎的想法下面，写上了一句完整的话：
“如果死后之景可以亲眼目睹，我希望能看到自己庄严地躺在花环和花朵之下。”
在艺术家的感伤过后，还有实质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范宁在维埃恩的一生经历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点。
他的眼疾从南大陆寻医回来后，到底治好了没有？
这一点范宁觉得很矛盾。
维埃恩于876年重返乌夫兰塞尔后，在书信及日记中表达过很多苦闷之处，包括亲人的离世、拮据的现状，心爱管风琴的破损、演出的奔波劳累…但偏偏没有再提过自己的眼睛。
从这个变化推断，应是治疗大有起色才对，不然，按照人之常情，他至少会后悔抱怨去南大陆的五年不仅家财两散，还一无所获。
但反观另一边，范宁在其他人视角的书信和记录里，又发现他们多次表达过对维埃恩的同情或鼓励，比如在维埃恩外地巡演期间，很多人就在信中建议他“不要气馁”，范宁光是看到安东教授在信中同他分享“帝国眼科医学前沿进展资讯”就有好几回。
这说明治疗起色似乎不佳，至少在他人看来，这位老管风琴师的行动生活上仍旧是处于目盲的状态。
而且这些鼓励和分享，从未得到过维埃恩的正面回应，明明他在回信中对于其他问候或正事都一一作出了反馈。
维埃恩有着较为纯粹的艺术家特质，不擅社交和权力斗争，但这不代表他性格怪癖，他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时常向身边朋友们倾泻自己心中的苦闷，纾解着自己的抑郁症。
可自从南大陆治疗回来后，眼睛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对他而言讳莫如深的话题。
若要强行解释成因为他之后的遭遇更加不幸，抑郁症更加严重，所以在这一方面变得更古怪，也是说得过去的，可范宁还敏锐地嗅到了几处蹊跷之处。
他的先天白内障是在年轻时做过手术的，并不是世界彻底漆黑一片的盲人，后面再度恶化的原因是因为新历871年的所谓青光眼症状。
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他开始在特纳美术馆原址府邸定居的时间，有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巧合！
在维埃恩生命的最后四年，除了安东教授之外，范宁还注意到了一位姓氏为哈密尔顿的女士与他来往密切，从各类资料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他聘请的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
范宁试着打听了一下这位哈密尔顿女士的详细信息，结果异常顺利，因为她不仅仍在世，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名气——她出生于新历856年，那时不到30岁，现在则已经57岁，公众身份是乌夫兰塞尔著名的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传染病学家。
通过调查她公开履历的时间线，范宁注意到，在老管风琴师去世后，那栋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宅邸，不久后变成了一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初任院长正是哈密尔顿女士。
这里有两点说明是必要的，首先范宁从细节中推测，虽然在这位老管风琴师的人生最后阶段，哈密尔顿女士给予了他很多医疗照护，但剧情并不是“狗血”的“府邸遗产赠予”——她仅仅起到了同官方牵线搭桥的作用，当局将府邸改建成医院后，以“离世后的维埃恩”署名，向小教堂预支了一笔款项，作为他心爱的管风琴的后期修缮基金。
再者，这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义上理解成“精神病院”。
它其实是从帝国济贫院医疗体系独立出来后的产物——随着提欧莱恩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济贫院贫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卫生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了《城市贫困法》，对那时已经臭名昭著的《济贫法修正案》（834年版，又称《新济贫法》）进行了改革。
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成立“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把济贫院内部医院独立出来，加大经费投入，寻求社会资助，广泛收治穷人，这保障了一些曾经不被社会接受，对穷人来说难以启齿的医疗需求，如性病、堕胎、未婚妈妈的生产等...也包括残疾人康复、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精神病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按照范宁的理解，这有点类似于“现代公立医院”的前身了。
于是从80年代开始，先是大教区、大机构率先落实议会改革要求，再就是中小型济贫院也纷纷进行整改——这其中就包括了此医院的建成。它们的资金来源既有当局拨付，又有教会善款，还有一些热衷慈善事业的工厂主予以资助。
但较为蹊跷的是，这家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医院，存在时间似乎极短。
从资料各处的蛛丝马迹来梳理时间线：维埃恩886年夏天去世，医院改建工程缓缓启动，888年底才竣工，文森特·范·宁在特巡厅的工作档案是889年截止，890年自己出生，后续特纳美术馆开始运营...
把医院再次改建成一栋美术馆，那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事件挨得如此紧凑，似乎那座医院投入使用还没有一年，就因什么原因叫停或搬迁了。
钱闲得没地方花了？
花了这么多天时间，范宁终于将这些或印象深刻或繁杂琐碎的往事，从维埃恩出生的826年，一直查到了自己的出生年份。
至于这其中的困惑之处...安东老师和维埃恩管风琴师都已不在人世，他现在觉得，或许该找个机会，去拜访一下这位年事已高的哈密尔顿女士了。
－－－－－－题外话－－－－－－
感谢颓丧饯别、玄幽空、晴洛是情弱、王司徒本徒、书友尾号7873的月票~
的虚无而已。
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那似乎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欲，但又不知道具体是表达什么，“纪念音乐家的一生”？不准确…“描绘崇高的精神世界”？不准确…“表达自己的伤逝感慨？”也好像不准确…
但范宁总归是想写一首管弦乐作品，或许不是交响曲，而是一首单乐章的，类似交响诗的东西，既是送葬他《第一交响曲》中死去的巨人，也是想满足此前提到的那种不知名的表达欲…
他在笔记本上随心记录着自己一些不成体系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想把这首“交响诗”写成“类似葬礼进行曲”的形式，但不是那种一般的葬礼进行曲的悲愁、沉重、孤独的基调，它应该有着“势如破竹的开场气质”，对听众形成“威慑感、审判感、史诗感”，彷佛预示着他们将看到“某些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比如，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到逝者的整个一生仿佛从“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
范宁深吸一口气，在这些破碎的想法下面，写上了一句完整的话：
“如果死后之景可以亲眼目睹，我希望能看到自己庄严地躺在花环和花朵之下。”
在艺术家的感伤过后，还有实质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范宁在维埃恩的一生经历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点。
他的眼疾从南大陆寻医回来后，到底治好了没有？
这一点范宁觉得很矛盾。
维埃恩于876年重返乌夫兰塞尔后，在书信及日记中表达过很多苦闷之处，包括亲人的离世、拮据的现状，心爱管风琴的破损、演出的奔波劳累…但偏偏没有再提过自己的眼睛。
从这个变化推断，应是治疗大有起色才对，不然，按照人之常情，他至少会后悔抱怨去南大陆的五年不仅家财两散，还一无所获。
但反观另一边，范宁在其他人视角的书信和记录里，又发现他们多次表达过对维埃恩的同情或鼓励，比如在维埃恩外地巡演期间，很多人就在信中建议他“不要气馁”，范宁光是看到安东教授在信中同他分享“帝国眼科医学前沿进展资讯”就有好几回。
这说明治疗起色似乎不佳，至少在他人看来，这位老管风琴师的行动生活上仍旧是处于目盲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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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恩有着较为纯粹的艺术家特质，不擅社交和权力斗争，但这不代表他性格怪癖，他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时常向身边朋友们倾泻自己心中的苦闷，纾解着自己的抑郁症。
可自从南大陆治疗回来后，眼睛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对他而言讳莫如深的话题。
若要强行解释成因为他之后的遭遇更加不幸，抑郁症更加严重，所以在这一方面变得更古怪，也是说得过去的，可范宁还敏锐地嗅到了几处蹊跷之处。
他的先天白内障是在年轻时做过手术的，并不是世界彻底漆黑一片的盲人，后面再度恶化的原因是因为新历871年的所谓青光眼症状。
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他开始在特纳美术馆原址府邸定居的时间，有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巧合！
在维埃恩生命的最后四年，除了安东教授之外，范宁还注意到了一位姓氏为哈密尔顿的女士与他来往密切，从各类资料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他聘请的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
范宁试着打听了一下这位哈密尔顿女士的详细信息，结果异常顺利，因为她不仅仍在世，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名气——她出生于新历856年，那时不到30岁，现在则已经57岁，公众身份是乌夫兰塞尔著名的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传染病学家。
通过调查她公开履历的时间线，范宁注意到，在老管风琴师去世后，那栋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宅邸，不久后变成了一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初任院长正是哈密尔顿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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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这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义上理解成“精神病院”。
它其实是从帝国济贫院医疗体系独立出来后的产物——随着提欧莱恩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济贫院贫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卫生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了《城市贫困法》，对那时已经臭名昭著的《济贫法修正案》（834年版，又称《新济贫法》）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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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80年代开始，先是大教区、大机构率先落实议会改革要求，再就是中小型济贫院也纷纷进行整改——这其中就包括了此医院的建成。它们的资金来源既有当局拨付，又有教会善款，还有一些热衷慈善事业的工厂主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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