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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愤怒了,前线统帅们愤怒了,就算前线统帅部依旧遵从圣主和中枢命令要攻打平壤,但面对水陆夹击之策的失败,面对粮草辎重的严重短缺,面对攻击时间的短暂,面对前线统帅们的怒火,平壤之战实际上已不可继续,为防止出现意外,只有撤军,早些撤军比迟些撤军更好、更安全,所以纟帅部在内部矛盾轰然爆发的情况下,首要之务是稳定军心,是求同存异,是拿出决策,然后再一次性奏报圣主和中枢,实际上就是先斩后奏了。你陷害我在先,置我于绝境,我没办法,只有行使临机处置权,先斩后奏,先保全大军,余下的事,我们回头再算。
崔弘升显然预计到了这一切,正好他在萨水,距离平壤战场较远,给了他越级奏报,向圣主和中枢告警的便利,但这能否证明他忠诚于圣主？能否证明他是为了让圣主和中枢掌握主动,及早拿出对策,以避免与军方发生正面冲突？能否证明他是雪中送炭,而不是落井下石？
综合分析,崔弘升此举十有**是为了自救。崔弘升在萨水中上游某处发现了高句丽人的拦河大坝,这严重危及到了远征军退路的安全,一旦萨水通道断绝,戍守萨水的崔弘升便负有直接责任,但这个责任他负不起,于是他直接奏报圣主和中枢并求援,其目的很简单,推卸责任,让圣主和中枢来承担这个罪责。
圣主和中枢重臣们紧急磋商后,果断决策,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这实际上就是之前由军方提出来的“两步走”的策略,今年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明年则从鸭绿水攻击平壤。
圣主诏令,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率本部人马,少府监、检校右屯卫将军何稠领御营一万弩手,以及工部数位官员、上千工匠和大量架桥设备材料,连夜出发,日夜兼程赶赴鸭绿水,在鸭绿水上架桥并坚守鸭绿水通道,若时间充足,再由何稠率军支援萨水,帮助崔弘升坚守萨水通道,接应远征军后撤。
二十三日凌晨,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和少府监、检校右屯卫将军何稠率军急速奔赴鸭绿水。
同一时间,行宫内,圣主和中枢重臣们却为应对由东征失利所造成的危机产生了激烈争执。
首先就是东征是否继续？是否要持续到明年？是否应该果断结束？
此次东征未能实现威慑北方诸虏的目标,如果就此结束东征,北疆乃至中土整个西部和北部边疆都将爆发镇戍危机,而镇戍危机的爆发将迫使中土不得不增加边疆镇戍力量,由此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连续投入,不但会持续削弱国力,还会严重阻碍改革的推进,再加上因东征失利给圣主和中枢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东都的改革势力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而保守势力必将乘势而起,对圣主和改革派穷追猛打,可以预见,在这种恶劣的政治局面下,现有的改革成果必定化为乌有,改革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和倒退。
就此结束东征的动议被迅速否决,圣主和中枢一致决定,东征必须继续下去,从现在开始,一边在辽东囤积粮草辎重,一边巩固鸭绿水以西占领区,为明年开春后攻打平壤做好准备。
二十四日,前线统帅部的奏报送达行宫。
水师战败导致水陆夹击之策失败,远征军以有限的粮草武器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攻陷平壤,故统帅部与诸军统帅们商议决策,以武力威慑平壤,迫使平壤签订城下之盟。此策在有限时间内有完成之可能,但假若平壤态度强硬,蓄意拖延时间,那么远征军迫于粮草不足,只能于二十四日撤离平壤战场。
统帅部建议圣主和中枢,考虑到东征战场的实际状况,还是应该实施军方之前所提出来的“两步走”策略,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但实施这一策略的前提是,辽东大本营必须以最快速度,把足够远征军所需要的粮草辎重,送到鸭绿水西岸,否则远征军根本就无法在鸭绿水立足,更不要说稳定战线了,只能无奈的撤回辽东,如此一来,今年的东征一无所获。中土为了东征付出了惊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却一无所获,还被高句丽人打得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远征军固然颜面无存,圣主和中枢也将权威大损,这是谁都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的事。
至此,军方的态度明朗了。
军方态度很强硬,要实施他们之前所提出来的“两步走”策略,也就是说,军方为了挽回颜面,要把东征继续下去,从这一点出发,军方和圣主、中枢还有共同利益存在,所以军方并没有抓住水师擅自提前攻击平壤一事不放,也没有因为此事而愤怒的责难圣主和中枢,蓄意把双方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还是可以维持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圣主和中枢必须把他们强行抢走的军权还给军方,应该由军方掌控的权力就是军方的,圣主和中枢不能为了中央集权而无限制的集权,甚至为了集权而肆无忌惮的凌驾于天宪国法之上,这就极端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做法必将害国害军,害己害人,贻害无穷。
圣主和中枢集体失声,心情极差,情绪极其复杂。没办法,有些事既然已经做了,否不否认都一样,大家心里都有算,作为失败的一方,圣主和中枢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不忍也得忍了,捏着鼻子也得认了。
事实上最吃亏的是军方,吃了一个哑巴亏,不得不承担东征失利的军事责任,而圣主和中枢虽然成功逃避了军事失利的责任,却无法逃避政治失败的后果,为此他们不得不马上返回东都以应对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
二十五日,圣主诏令远征军前线统帅部,同意他们的决策,命令他们撤离平壤战场,并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
同日上午,圣主、中枢及行宫官员,西渡辽水,离开了东征战场,走上了返回东都之路。
;军方愤怒了,前线统帅们愤怒了,就算前线统帅部依旧遵从圣主和中枢命令要攻打平壤,但面对水陆夹击之策的失败,面对粮草辎重的严重短缺,面对攻击时间的短暂,面对前线统帅们的怒火,平壤之战实际上已不可继续,为防止出现意外,只有撤军,早些撤军比迟些撤军更好、更安全,所以纟帅部在内部矛盾轰然爆发的情况下,首要之务是稳定军心,是求同存异,是拿出决策,然后再一次性奏报圣主和中枢,实际上就是先斩后奏了。你陷害我在先,置我于绝境,我没办法,只有行使临机处置权,先斩后奏,先保全大军,余下的事,我们回头再算。
崔弘升显然预计到了这一切,正好他在萨水,距离平壤战场较远,给了他越级奏报,向圣主和中枢告警的便利,但这能否证明他忠诚于圣主？能否证明他是为了让圣主和中枢掌握主动,及早拿出对策,以避免与军方发生正面冲突？能否证明他是雪中送炭,而不是落井下石？
综合分析,崔弘升此举十有**是为了自救。崔弘升在萨水中上游某处发现了高句丽人的拦河大坝,这严重危及到了远征军退路的安全,一旦萨水通道断绝,戍守萨水的崔弘升便负有直接责任,但这个责任他负不起,于是他直接奏报圣主和中枢并求援,其目的很简单,推卸责任,让圣主和中枢来承担这个罪责。
圣主和中枢重臣们紧急磋商后,果断决策,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这实际上就是之前由军方提出来的“两步走”的策略,今年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明年则从鸭绿水攻击平壤。
圣主诏令,由右武卫大将军李景率本部人马,少府监、检校右屯卫将军何稠领御营一万弩手,以及工部数位官员、上千工匠和大量架桥设备材料,连夜出发,日夜兼程赶赴鸭绿水,在鸭绿水上架桥并坚守鸭绿水通道,若时间充足,再由何稠率军支援萨水,帮助崔弘升坚守萨水通道,接应远征军后撤。
二十三日凌晨,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和少府监、检校右屯卫将军何稠率军急速奔赴鸭绿水。
同一时间,行宫内,圣主和中枢重臣们却为应对由东征失利所造成的危机产生了激烈争执。
首先就是东征是否继续？是否要持续到明年？是否应该果断结束？
此次东征未能实现威慑北方诸虏的目标,如果就此结束东征,北疆乃至中土整个西部和北部边疆都将爆发镇戍危机,而镇戍危机的爆发将迫使中土不得不增加边疆镇戍力量,由此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连续投入,不但会持续削弱国力,还会严重阻碍改革的推进,再加上因东征失利给圣主和中枢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东都的改革势力必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而保守势力必将乘势而起,对圣主和改革派穷追猛打,可以预见,在这种恶劣的政治局面下,现有的改革成果必定化为乌有,改革将不可避免的陷入停滞和倒退。
就此结束东征的动议被迅速否决,圣主和中枢一致决定,东征必须继续下去,从现在开始,一边在辽东囤积粮草辎重,一边巩固鸭绿水以西占领区,为明年开春后攻打平壤做好准备。
二十四日,前线统帅部的奏报送达行宫。
水师战败导致水陆夹击之策失败,远征军以有限的粮草武器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攻陷平壤,故统帅部与诸军统帅们商议决策,以武力威慑平壤,迫使平壤签订城下之盟。此策在有限时间内有完成之可能,但假若平壤态度强硬,蓄意拖延时间,那么远征军迫于粮草不足,只能于二十四日撤离平壤战场。
统帅部建议圣主和中枢,考虑到东征战场的实际状况,还是应该实施军方之前所提出来的“两步走”策略,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但实施这一策略的前提是,辽东大本营必须以最快速度,把足够远征军所需要的粮草辎重,送到鸭绿水西岸,否则远征军根本就无法在鸭绿水立足,更不要说稳定战线了,只能无奈的撤回辽东,如此一来,今年的东征一无所获。中土为了东征付出了惊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却一无所获,还被高句丽人打得丢盔卸甲,损兵折将,远征军固然颜面无存,圣主和中枢也将权威大损,这是谁都不愿看到也不能接受的事。
至此,军方的态度明朗了。
军方态度很强硬,要实施他们之前所提出来的“两步走”策略,也就是说,军方为了挽回颜面,要把东征继续下去,从这一点出发,军方和圣主、中枢还有共同利益存在,所以军方并没有抓住水师擅自提前攻击平壤一事不放,也没有因为此事而愤怒的责难圣主和中枢,蓄意把双方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双方还是可以维持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圣主和中枢必须把他们强行抢走的军权还给军方,应该由军方掌控的权力就是军方的,圣主和中枢不能为了中央集权而无限制的集权,甚至为了集权而肆无忌惮的凌驾于天宪国法之上,这就极端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种极端做法必将害国害军,害己害人,贻害无穷。
圣主和中枢集体失声,心情极差,情绪极其复杂。没办法,有些事既然已经做了,否不否认都一样,大家心里都有算,作为失败的一方,圣主和中枢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不忍也得忍了,捏着鼻子也得认了。
事实上最吃亏的是军方,吃了一个哑巴亏,不得不承担东征失利的军事责任,而圣主和中枢虽然成功逃避了军事失利的责任,却无法逃避政治失败的后果,为此他们不得不马上返回东都以应对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
二十五日,圣主诏令远征军前线统帅部,同意他们的决策,命令他们撤离平壤战场,并把战线稳定在鸭绿水。
同日上午,圣主、中枢及行宫官员,西渡辽水,离开了东征战场,走上了返回东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