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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发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发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发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发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
大业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发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首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发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
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发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发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发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发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的同时,非常虔诚的信佛拜佛的重要原因,而正是因为大量的贵族官僚们在政治上支持佛教,利用佛教,才使得佛教即便遭受到了两次毁灭性的打击,但依旧蓬勃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中土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最著名的手段就是儒道佛三家辩论。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先帝召集儒、佛、道三教代表辩论《老子化胡经》之真伪。儒方代表是苏威等名士,佛教是僧人彦琮,道教是道士张宾。
大业三年（公元uu7年）,在智藏寺又进行了一次三教公开辩论,这次是关于理论、教义的辩论。这场辩论由始平令杨宏主持,道教是道士余永通,佛教是僧人慧净。
由这两次辩论可以看出,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家为维持自己治国之本的地位,联合道教,对严重威胁到中土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佛教,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儒佛融合是不可能的,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目的是生存,而儒家吸收佛教教义,则是一种从根本上彻底摧毁佛教的手段。
文化“大一统”遭遇到了巨大阻力,这个阻力远远大于政治“大一统”,而阻力来源一方面是因为佛教蓬勃发展了,渗透到中土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与儒道两教形成了鼎足而立之势,另一方面则是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需要佛道两教的支持。
先帝建国,名义上是受禅,实际上就是篡国,而为了名正言顺的篡国,就必须在舆论上赢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在学术理论上赢得大义,当时道教就给了先帝舆论上的支持,随后佛教也广为宣传。这对先帝和他的追随者来说非常关键,相比起来,儒家当时的支持就不够,山东人甚至支持尉迟炯、司马消难和王谦造反,差点把先帝推翻了。
圣主能够赢得皇统,最重要的是有江左贵族集团的绝对支持,而江左贵族集团与南方的佛教道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密切,可以这样说,若想赢得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首先就要赢得南方佛教和道教的支持,所以圣主在江左镇戍期间,积极“公关”佛道两教,在佛教受了“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在道教不但奉养南方道教第一仙人徐则,还与上清道法主王远智等诸多著名道士亲密交往。圣主登基后,继续不遗余力的支持佛道两教的发展,以便在舆论上大规模的宣传改革政策,同时在政治上努力赢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这就是文化大一统改革的核心矛盾所在。
儒学是治国之本,但今天的以古文经学理论为主的儒学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以中央集权制为主的政治“大一统”改革中,不但起不到帮助作用,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然而,中土的儒学实质上控制在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北方豪门世家手中,以关陇人为主的新兴贵族集团在学术思想这一块是个“短板”,望尘莫及,为此不得不在治国所需要的儒学理论上依靠山东人,但山东人在“大一统”的改革中是利益损失者,是权力和财富的被剥夺者,当然没有改革的动力。
山东人既然没有改革的动力,当然不会帮助关陇人,为大一统改革提供相配套的儒学理论。而儒学“不思进取”,不改革,不创新,不能在舆论上推动改革的前进,那么反过来就迫使关陇人不得不依靠佛道两教来控制舆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和改革派,更是在文化“大一统”的改革中缺乏支持儒家的力度,如此一来就等于变相支持佛道两教,导致文化“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增无减。
文化不能“大一统”,儒学理论思想不能积极配合中央集权制度的改革,那么可以想像“大一统”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可以想像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有多严重,而这些阻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严重危及到了中土的统一大业。
李百药回到山东,重返中土儒林,能不能再入仕途无所谓,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是做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而是他在经史学上的理论思想,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