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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仿佛是一道光，照亮并吸引着无数遭受专制压迫和宗教迫害人们的热烈追寻。
伏尔泰曾在日记中写道：看看英格兰在法律上的成就吧，每个人都已恢复了几乎被所有专制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人身与财产的完全自由，公开写作的自由，由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犯罪案件，任何案件的判决均只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据，撇开那些只限于英格兰国教徒的就业机会不谈，每个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表白他选择的信仰。
伏尔泰觉得，英格兰政府虽然不免腐败，却给了人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极富创造力地刺激了各个阶层的生活。
英格兰的商业环境是相当自由，不像法国处处受到国内各种捐税的束缚，从而极大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更让伏尔泰为之称道的是，商人在内阁中享有光荣、崇高的地位。
在他眼里，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理想王国”。 但是，这么一个极富希望的国家却在与东方齐国的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失败。
那么，齐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在热衷于商业投资的同时，获得王室特许，准予他撰写并出版那本《查理十二传记》。
但不久之后，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王室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查理十二传记》外，其他所出版的书籍均遭到没收。
因为，法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做出友善的行为。
但伏尔泰却不顾禁令，扮装移居到鲁昂，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传记。
此举，令法国政府大为恼怒，准备又将他投入巴士底狱。
在众多贵族好友的劝说下，伏尔泰决定再次流亡国外。
而这次的避难目的地，他选择了远在万里之外的齐国——那个神秘而强大的东方霸主。
随着16、17世纪耶稣会士不断将神州华夏典籍传入欧洲，以及近五十多年来，齐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个时期，部分欧洲学者掀起了崇拜东方的思潮。
“当发现欧洲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多系溯源于东方的事实，无不震惊莫名。……耶稣会教友，群将东方经籍译成西文，东方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方得输入欧洲。欧陆诸国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志学说，才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固曾自东方获之。”
伏尔泰怀着几分期待，几分向往，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登上了一艘齐国的机帆船，踏上前往汉洲的行程。
不同于以往，伏尔泰此次的行程路线并没有延循传统的东方航线，径直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伏尔泰乘坐的机帆船在离开马赛后，横穿大半个地中海，驶抵埃及平远港（今埃及塞得港），随后乘坐火车，延苏伊士铁路，抵达苏伊士港。
火车，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让伏尔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铁路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交通方式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它是齐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最为突出的外在表现。
这是钢铁的力量，也是工业文明的力量，在古老而没落的埃及的土地上，竟然高速行驶着一列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让伏尔泰感觉非常奇幻。
齐国人创造的“神迹”！
在随后的行程中，伏尔泰见识了许多类似的“神迹”：钢铁建造的巨轮、规模巨大的填海工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可以千里传音的电报、以及遍地的工厂、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雄伟的跨河铁桥……
来到汉洲后，他更是见证了一个最为文明、最为开放，也是最为自由的国家。
这里没有愚昧的宗教迷信，没有腐朽的专制压迫，更没有无休止的学术检查和言论限制。
你能想象吗？
齐国竟然要求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而且还是强制性的。那些年满5-6岁的孩童将会在政府资助的学校里学习八年时间，掌握基本的书写、计算、地理、科学、历史等诸多知识。
而他们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更是庞杂繁复，包罗万象，而且许多专业知识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最前沿的。
齐国虽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君主专断现象的出现。
他们尽管没有自然神论，但却对不同宗教抱以宽容态度，不偏激、不执着，似乎对宗教信仰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态度。
这个国家没有倡导所谓自然权利说，但他们信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平等原则，任何人在法律面前，皆一视同仁。
齐国虽然不是英格兰那种立宪君主制，皇帝依旧拥有极大的专制权力，但他们的政府架构中竟然完美实现了某种“权力制衡”，足以保证这个国家始终可以处于“开明君主”的统治下。
这一切，似乎都是伏尔泰为之追求和期待的理想之国。
自诩为欧洲文明典范的法国，若是跟齐国相比，简直就是腐朽、没落、迷信和专制的“糟糕国家”。
在法国，知识的成长和传播，无时无刻地会遭到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和阻碍。
法国社会中仍有成千上万的迷信残留者，巴黎挤满了各种幻术家，以及贩卖各种权术与青春不老术的江湖骗子。
出身名门的贵妇听到不吉利的占星术，会吓得战栗起来，或者相信如果一个贫妇点燃一根蜡烛，让它漂浮在一个杯子里，用来纵火焚烧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将可使一个被淹死的婴儿重新复活。
孔蒂公爵夫人曾允诺勒鲁神父，若是能为她找到点金术，她将付出一辆豪华马车以为代价。
赛特伯爵说服路易十五，使他相信法国不景气的财政，可以借助一秘术大量地制造钻石与黄金而得以改善。
在欧洲，对言论与出版的检查制度最为温和宽松的国家是荷兰和英格兰，但对于议论国王的话题，仍将会遭到严厉的制止。
但在齐国，一些报纸和书刊，竟然可以指摘皇帝的过失，批评内阁政府的错误，严厉斥责贪污和渎职的地方官员。
虽然，对皇帝和内阁的报道，仍会受到相应的新闻审查，更是会被要求修改亵渎和贬低皇帝及政府的措辞语言，但这却是开了历史先河，将君主和政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可以说，若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尚处于蒙昧而混沌的时代，那么齐国就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开放的新世界。
或许，欧洲的启蒙，当始自东方。
(本章完)
范，仿佛是一道光，照亮并吸引着无数遭受专制压迫和宗教迫害人们的热烈追寻。
伏尔泰曾在日记中写道：看看英格兰在法律上的成就吧，每个人都已恢复了几乎被所有专制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人身与财产的完全自由，公开写作的自由，由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犯罪案件，任何案件的判决均只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据，撇开那些只限于英格兰国教徒的就业机会不谈，每个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表白他选择的信仰。
伏尔泰觉得，英格兰政府虽然不免腐败，却给了人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极富创造力地刺激了各个阶层的生活。
英格兰的商业环境是相当自由，不像法国处处受到国内各种捐税的束缚，从而极大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更让伏尔泰为之称道的是，商人在内阁中享有光荣、崇高的地位。
在他眼里，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理想王国”。 但是，这么一个极富希望的国家却在与东方齐国的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失败。
那么，齐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在热衷于商业投资的同时，获得王室特许，准予他撰写并出版那本《查理十二传记》。
但不久之后，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王室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查理十二传记》外，其他所出版的书籍均遭到没收。
因为，法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做出友善的行为。
但伏尔泰却不顾禁令，扮装移居到鲁昂，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传记。
此举，令法国政府大为恼怒，准备又将他投入巴士底狱。
在众多贵族好友的劝说下，伏尔泰决定再次流亡国外。
而这次的避难目的地，他选择了远在万里之外的齐国——那个神秘而强大的东方霸主。
随着16、17世纪耶稣会士不断将神州华夏典籍传入欧洲，以及近五十多年来，齐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个时期，部分欧洲学者掀起了崇拜东方的思潮。
“当发现欧洲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多系溯源于东方的事实，无不震惊莫名。……耶稣会教友，群将东方经籍译成西文，东方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方得输入欧洲。欧陆诸国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志学说，才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固曾自东方获之。”
伏尔泰怀着几分期待，几分向往，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登上了一艘齐国的机帆船，踏上前往汉洲的行程。
不同于以往，伏尔泰此次的行程路线并没有延循传统的东方航线，径直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伏尔泰乘坐的机帆船在离开马赛后，横穿大半个地中海，驶抵埃及平远港（今埃及塞得港），随后乘坐火车，延苏伊士铁路，抵达苏伊士港。
火车，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让伏尔泰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铁路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的交通方式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它是齐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最为突出的外在表现。
这是钢铁的力量，也是工业文明的力量，在古老而没落的埃及的土地上，竟然高速行驶着一列当今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让伏尔泰感觉非常奇幻。
齐国人创造的“神迹”！
在随后的行程中，伏尔泰见识了许多类似的“神迹”：钢铁建造的巨轮、规模巨大的填海工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可以千里传音的电报、以及遍地的工厂、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雄伟的跨河铁桥……
来到汉洲后，他更是见证了一个最为文明、最为开放，也是最为自由的国家。
这里没有愚昧的宗教迷信，没有腐朽的专制压迫，更没有无休止的学术检查和言论限制。
你能想象吗？
齐国竟然要求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而且还是强制性的。那些年满5-6岁的孩童将会在政府资助的学校里学习八年时间，掌握基本的书写、计算、地理、科学、历史等诸多知识。
而他们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更是庞杂繁复，包罗万象，而且许多专业知识还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最前沿的。
齐国虽然有皇帝，但并没有君主专断现象的出现。
他们尽管没有自然神论，但却对不同宗教抱以宽容态度，不偏激、不执着，似乎对宗教信仰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态度。
这个国家没有倡导所谓自然权利说，但他们信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平等原则，任何人在法律面前，皆一视同仁。
齐国虽然不是英格兰那种立宪君主制，皇帝依旧拥有极大的专制权力，但他们的政府架构中竟然完美实现了某种“权力制衡”，足以保证这个国家始终可以处于“开明君主”的统治下。
这一切，似乎都是伏尔泰为之追求和期待的理想之国。
自诩为欧洲文明典范的法国，若是跟齐国相比，简直就是腐朽、没落、迷信和专制的“糟糕国家”。
在法国，知识的成长和传播，无时无刻地会遭到惰性、迷信、宗教迫害、检查制度以及教会组织对于教育的控制和阻碍。
法国社会中仍有成千上万的迷信残留者，巴黎挤满了各种幻术家，以及贩卖各种权术与青春不老术的江湖骗子。
出身名门的贵妇听到不吉利的占星术，会吓得战栗起来，或者相信如果一个贫妇点燃一根蜡烛，让它漂浮在一个杯子里，用来纵火焚烧塞纳河上的一座桥，将可使一个被淹死的婴儿重新复活。
孔蒂公爵夫人曾允诺勒鲁神父，若是能为她找到点金术，她将付出一辆豪华马车以为代价。
赛特伯爵说服路易十五，使他相信法国不景气的财政，可以借助一秘术大量地制造钻石与黄金而得以改善。
在欧洲，对言论与出版的检查制度最为温和宽松的国家是荷兰和英格兰，但对于议论国王的话题，仍将会遭到严厉的制止。
但在齐国，一些报纸和书刊，竟然可以指摘皇帝的过失，批评内阁政府的错误，严厉斥责贪污和渎职的地方官员。
虽然，对皇帝和内阁的报道，仍会受到相应的新闻审查，更是会被要求修改亵渎和贬低皇帝及政府的措辞语言，但这却是开了历史先河，将君主和政府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可以说，若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尚处于蒙昧而混沌的时代，那么齐国就是一个极度文明和开放的新世界。
或许，欧洲的启蒙，当始自东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