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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
没奈何，老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以为参政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杂的政务，这也成为大明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了拥有实权的宰相，但它的权力是由皇帝所赋予的，又是由内阁制度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和规范君权。
齐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设置，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君相并立、彼此制约的架构，也不同于前明时期君权独大（当然，后期随着内阁权力的增长，逐渐开始制约皇权）、相权势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说是各种权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内阁总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机构）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转化而成，现目前主要为皇室成员、退职的政府高层官员、军方退休将领，以及社会名望人士组成）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帝任命。
内阁总理获得皇帝的认可和任命后，再行组建内阁政府，制定相关执政方针和路线，然后在规定的任期内，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治理。
当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选出来的某个内阁总理候选人不为皇帝所认可，皇帝是可以拒绝任命，并要求两院重新选举，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选被提交，最后才能顺利组建内阁政府。
当年太祖皇帝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太过任性，任人唯亲，肆意否决两院的选举结果，曾对皇帝的提名否决次数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绝五次候选总理人选的提名，并将此规定载入帝国大诰宪章（即宪法）。
要不然，内阁总理迟迟不得任命，必然会造成中央政府停摆，让帝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当中。
若是第五次选出的总理人选依旧不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然后在内阁任期内，寻它的错处，发布紧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内阁辞职，任命一名临时总理，组建临时内阁政府。
不过，这样的话，就完全打破了国家政权架构的政治平衡，会显得皇帝有些不要脸了，也会得罪整个帝国官僚阶层，多半会遭到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矗
齐国建国九十多年来，尚未发生这种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几任皇帝“守规矩”、“讲政治”外，还有就帝国的国势始终处于上升期，使得政局较为稳定，皇权和相权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不过，总得看来，皇帝的权力在帝国的政治架构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远不如前明时期那般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帝国权力的平衡，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自我约束。
万一遇到那种“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丝毫不顾忌任何政治规矩，那必然会成为帝国最大的灾难。
当然，齐国的内阁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层面，尚不至于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而生出废黜皇室的念头。
但是，内阁对于约束皇权、控制皇权、削弱皇权的念头，却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时期，尚处于建国初期，皇帝威权甚重，内阁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扩大内阁权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两任皇帝先后故去后，泰平帝继位，由于性格温和，处事明断，愿意放权于内阁，使得内阁政府获得了不少主动权。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国夷州凤山惨案发生，皇帝陛下试图要对秦国实施武力威胁，遭到内阁的一致反对，以政府不配合的态度终使泰平帝改变主意，转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齐秦危机。
这是齐国内阁政府首次以集体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标志着相权已经隐隐有了对抗皇权的能力。
就在内阁政府准备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蚀和约束皇权之际，帝国皇室突发变故，待机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殒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仅为弱冠之龄的皇太孙为继承人。
随后，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帝继位。
因为新君执政经验欠缺，必须依赖泰平帝任命的几位“托孤大臣”倾力辅佐，方能确保帝国政局的平稳运转，这就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内阁逐渐倾斜。
这让内阁政府在惊喜之余，也不免存了一丝非分之想。
我们齐国是否可以藉此从“君主立宪”模式转变为“立宪君主”模式呢？
二者虽然意思相近，但词序改变后，意义却是不一样的。
齐国目前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是君主为主导制定基本宪法，宪法对内阁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远比皇权的限制要多。
而“立宪君主制”，则主要表示君主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统治，宪法对君主的权力施加多种限制。
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就是典型的“立宪君主制”，首先确立王在法下的传统，即国王必须根据法律统治的原则。对君主的权力极尽限制个约束，议会和内阁在国家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齐国的“君主立宪制”，皇帝是事实上的立法者，内阁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负责。皇帝不仅是行政首脑和宪法制定者，还是军队的统帅，人民和贵族的参政权也是来自皇帝“赐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着目前皇帝“年幼无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内阁政府将部分属于皇帝的权力攥取过来，逐步建立以内阁为主导的帝国权力架构，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届时，皇帝陛下只需充当帝国名义上的首脑，主持像皇家科学最高奖颁发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至于帝国大政的治理皆托付于内阁。
(本章完)
制中，君主和臣子共同组成了中央官制的核心。在体制最先诞生的时候，这两个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在最理想的状况下，那就是君主掌握了最高的权力，而臣子只要听从君主的安排，那么就能够维持安稳的秩序，就能够让这个机构运行下去。
皇帝最先设置宰相的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管理百官，分担自己的事务。这样安排的实质就是皇帝希望所有的权利还是攥在自己的手里，而宰相只是自己手里的一个工具。然而，皇帝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英明如秦始皇，贤能如唐太宗，仍然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事务。
前明时期，洪武皇帝朱元璋在废除胡惟庸之后，因为没有宰相帮助自己处理政务，每天处理的奏折高达两百多份，处理的国事四百多件，以至于老朱天天加班996，日日白加黑，根本忙不过来。 为此，老朱还抱怨写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
没奈何，老朱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以为参政顾问，帮助自己处理繁杂的政务，这也成为大明内阁制度的雏形。
后来，内阁首辅逐渐成为了拥有实权的宰相，但它的权力是由皇帝所赋予的，又是由内阁制度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和规范君权。
齐国的中央权力机构设置，既不同于唐宋时期的君相并立、彼此制约的架构，也不同于前明时期君权独大（当然，后期随着内阁权力的增长，逐渐开始制约皇权）、相权势弱的模式，而是有些四不像，或者说是各种权力制衡制度的糅合。
内阁总理的提名不在皇帝，而是由敕令院（立法机构）和元老院（由最早的登州元老院转化而成，现目前主要为皇室成员、退职的政府高层官员、军方退休将领，以及社会名望人士组成）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帝任命。
内阁总理获得皇帝的认可和任命后，再行组建内阁政府，制定相关执政方针和路线，然后在规定的任期内，对整个帝国实施有效治理。
当然，若是敕令院和元老院选出来的某个内阁总理候选人不为皇帝所认可，皇帝是可以拒绝任命，并要求两院重新选举，直到有符合皇帝心意的人选被提交，最后才能顺利组建内阁政府。
当年太祖皇帝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太过任性，任人唯亲，肆意否决两院的选举结果，曾对皇帝的提名否决次数做了限制，最多只能拒绝五次候选总理人选的提名，并将此规定载入帝国大诰宪章（即宪法）。
要不然，内阁总理迟迟不得任命，必然会造成中央政府停摆，让帝国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当中。
若是第五次选出的总理人选依旧不为皇帝所喜，那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然后在内阁任期内，寻它的错处，发布紧急敕令，解散或者勒令内阁辞职，任命一名临时总理，组建临时内阁政府。
不过，这样的话，就完全打破了国家政权架构的政治平衡，会显得皇帝有些不要脸了，也会得罪整个帝国官僚阶层，多半会遭到国内众多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基矗
齐国建国九十多年来，尚未发生这种掀桌子的事情，除了几任皇帝“守规矩”、“讲政治”外，还有就帝国的国势始终处于上升期，使得政局较为稳定，皇权和相权也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不过，总得看来，皇帝的权力在帝国的政治架构中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远不如前明时期那般具有较大的约束力，帝国权力的平衡，完全依赖于皇帝的自我约束。
万一遇到那种“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混不吝皇帝，丝毫不顾忌任何政治规矩，那必然会成为帝国最大的灾难。
当然，齐国的内阁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层面，尚不至于为了帝国的千秋万代而生出废黜皇室的念头。
但是，内阁对于约束皇权、控制皇权、削弱皇权的念头，却一直都是存在的。
昔年，太祖、太宗时期，尚处于建国初期，皇帝威权甚重，内阁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的份，自然不敢生出扩大内阁权力的想法。
待太祖和太宗两任皇帝先后故去后，泰平帝继位，由于性格温和，处事明断，愿意放权于内阁，使得内阁政府获得了不少主动权。
泰平十四年（1716年），秦国夷州凤山惨案发生，皇帝陛下试图要对秦国实施武力威胁，遭到内阁的一致反对，以政府不配合的态度终使泰平帝改变主意，转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齐秦危机。
这是齐国内阁政府首次以集体的力量迫使皇帝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标志着相权已经隐隐有了对抗皇权的能力。
就在内阁政府准备以“随风潜入夜”的方式，慢慢侵蚀和约束皇权之际，帝国皇室突发变故，待机四十多年的太子意外殒命，迫使泰平帝不得不扶立仅为弱冠之龄的皇太孙为继承人。
随后，泰平帝驾崩，年轻的永隆帝继位。
因为新君执政经验欠缺，必须依赖泰平帝任命的几位“托孤大臣”倾力辅佐，方能确保帝国政局的平稳运转，这就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内阁逐渐倾斜。
这让内阁政府在惊喜之余，也不免存了一丝非分之想。
我们齐国是否可以藉此从“君主立宪”模式转变为“立宪君主”模式呢？
二者虽然意思相近，但词序改变后，意义却是不一样的。
齐国目前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君主立宪制”，是君主为主导制定基本宪法，宪法对内阁和敕令院、元老院的限制远比皇权的限制要多。
而“立宪君主制”，则主要表示君主根据宪法的规定进行统治，宪法对君主的权力施加多种限制。
这个时期的英格兰王国就是典型的“立宪君主制”，首先确立王在法下的传统，即国王必须根据法律统治的原则。对君主的权力极尽限制个约束，议会和内阁在国家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
而齐国的“君主立宪制”，皇帝是事实上的立法者，内阁也是向皇帝而非敕令院和元老院负责。皇帝不仅是行政首脑和宪法制定者，还是军队的统帅，人民和贵族的参政权也是来自皇帝“赐予”而非本身固有。
若是，趁着目前皇帝“年幼无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内阁政府将部分属于皇帝的权力攥取过来，逐步建立以内阁为主导的帝国权力架构，那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届时，皇帝陛下只需充当帝国名义上的首脑，主持像皇家科学最高奖颁发这种礼仪性的活动，至于帝国大政的治理皆托付于内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