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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尊敬的李敖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早上好，最近几天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庆典的高xdx潮，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校友和贵宾云集到复旦校园，欢庆这一重大的节日，在喜事连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这就是以特立独行蜚声海内外的李敖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李敖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给我们校庆增添了异彩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先介绍一下演讲台上几位先生，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李敖先生，第二位是我们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博士，第三位是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我叫姜义华，是我们学历史系的教师，现在担任人文学院校长。现在先请李敖先生、秦绍德先生、刘长乐先生就坐。
姜义华：我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我很早就注意到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在1961年还就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他撰写了播种者胡适和胡适的经历和著作两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作为新文化播种者的历史功绩，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一批御用文人围攻中的胡适打抱不平，而崭露头角。
我在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是将李敖先生看作继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李敖先生曾经被胡适评价为“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作为一个坚持思想和学术自由信念的顽强斗士，李敖先生身陷囹圄多年，但是这些逆境更锤炼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他所撰写的传统下的独白、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书都致力于用事实、用大量第一手他所掌握的珍贵的资料，打破其他人制造的种种神话，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史论，更是政论，这些著作使李敖先生成为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敖先生著作等身，还有独立鲜明的个性，一贯敢于思前人所未思，想前人所未想，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在大陆出版，还通过凤凰卫视专题节目正在缩写李敖先生。
姜义华：李敖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看上去还像中年，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犀利和活力。今天，李敖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文的机会，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做的第三场演讲。中国正处于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怎么样充分重视人文的发展，是我们大家一直关心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论，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发端于我们的复旦大学，这两场熊熊烈火最初都是由复旦大学点燃起来的。今天参加李敖先生演讲会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人文科学院及其他学科的许多教授和青年学生，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我相信李敖先生的演讲必定会受到复旦的欢迎，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敖先生演讲。
国家富强是多么重要
李敖：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的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很倚老卖老地说，我看过的上海你们都没有看过。远在56年以前，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这个外滩，在银行的面前，上海的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打群众，群众怎么来的？清早5点钟戒严的时间一解开，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银行，干什么呢？去挤兑黄金。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搜刮了人们的财产，用金圆券搜刮人民财产，就是说你家里有黄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来兑换金圆券。如果不兑换的话，黄金没收，人法办。这些黄金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忽然一夜之间要卖出来了，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到外面卖可以卖2两的价钱，所以上海人疯了，就拼命挤兑黄金。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叫做“空中堡垒”就是骑着大马拿着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亲眼看到一个灭亡的政府，一个亡掉的中华民国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和他们一起逃到台湾，当时我没有选择权，因为我只有13岁。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后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你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而言，我才知道国家的富强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请鼓掌。
在复旦讲“尼姑思凡”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为什么要讲尼姑思凡？讲到我们理想及现实一面。
在元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话，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后，她把眼看着眨，眨巴眼看他，眉来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较务实的一面。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当年是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叫卡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下午的黑暗。这本书里面讲到老共产党被整的时候，要枪毙他的时候，他最后和整他的年轻的共产党说，儿子，你们休想硬把天堂造出来。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着邓小平的说法，他在45岁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其中有20年的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了？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什么原因？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皇帝，你们都叫他汉高祖是错的，应该叫汉高帝。汉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贤帝，贤帝就三国了，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是多少的好吗？汉高帝刘邦痛恨知识分子，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笑），知识分子来的时候是戴着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来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这些人。有一个人叫陆贾，就和他讲，说怎么样治国。刘邦说，马上得天下，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陆贾讲了一句话，你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专业人才。这个专业人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说出自北大清华，当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
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用爱国的热心拼命想把天堂造出来，所以我们付了代价。可是我们又回头想，我们有没有机会建造一个天堂？当方法对的时候，当时来运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造出天堂。
今天是中国的大好机会
大家想想看，有一句外国话：中国人的机会，这句话是讽刺的，是看不起的，是美国过去在西部淘金时代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机会，就是中国人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机会，只要你变成中国人，就没有机会。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不但中国人有机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都有机会。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里，中文是很难学的，中文是很难认的，不是吗？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曾经努力要消灭这个中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只造成了简体字成功了，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简体字面对现代的时候，它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当中文你不去写它的时候，中文很容易学，我告诉大家，中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化，从文法而言，是非常简单的文法，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可以是形容词当动词，我们中文有这么优秀的转变的能力，大家知道吗？这种东西大家过去说中文不利于发展，要消灭它，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要消灭它，发现忽然中文咸鱼翻身，就是因为了现在的科技，当打字的时候发现一个字一个音是最好的一个输入方法。
当我们知道中文里面有很多同音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困难，可是我们把它解决。我李敖穿的衣服的“衣”字有156个字的同音字，好比我李的“李”字，有的是有音没有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复旦大学来面对。我们中文把它发扬光大，为什么消灭不了？它有那么厚的文化基础，为什么？它有十万字的古书在我们的背后，它不是埃及文字，也不是巴比伦文字，中文是一个活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英文，英文在14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语言，它是德国式的一个土语。英国那个时候国会开会讲法文，大学讲课讲法文，吵架讲法文。可是当英国人出了莎士比亚，出了约翰生，出了这些人以后使英文变得越来越强势。到今天，英文直接威胁到全世界各国语言，包括法文和中文。可是当现在电脑科技出现的时候，英文威胁不到我们，我们发现有这么好的基础来发展我们的中文，并且发展我们中文的思路。所谓中文的思路就是过去因为中文的智库组常常用4个字的成语来表达思想，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文字。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大家夺门而出，请注意这个夺，这个夺字很重要。我李敖讲的好，他们眼泪夺眶而出，我讲得太好了，眼泪都快出来了。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望风而逃，大家注意这个望字，中文有一些极好的特色。
我必须和大家说，虽然你们的国文很好，的确赶不上我，为什么赶不上我？因为你们缺少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就是我有一个本领，把任何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除了搞数学以外，搞文学，搞语文，要把它量化。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们描写老中青三代，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描写，我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大小，当中年以后我关心的是长短，当我老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硬软。人生既然是这样分的，刚才我去1号，当我60岁的时候去了1号出来，大家知道我们男生的裤子前面有一个拉链，拉链前面有一个布盖盖住这个拉链，那块布英文叫做fly，当我60岁的时候常常小便出来，拉链常常没有不拉起来，当我70岁的常常拉链不拉就小便，用具体的方法描写我60，描写我70，这是多少的重要。当我们说这是女孩子，这是老头子，这不是最好的中文，当我们说这是红颜，这是白发，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用四个字的语言说，现在我在倚老卖老，大家想想看，倚老卖老这四个字多么有趣，倚是靠着老，可是也是大模大样的，好像坐在椅子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文有它的好的语言，有它好的表现法，有它好的意境。并且当中文电脑化以后，我们才发现简体字不好认，繁体字好认。根据原结构出来它好认，当我们不写它的时候，它就好认。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要不要把中文的优点用现代的科技把它开发下去，我们有很多意境是洋人所没有的。好比英文有一个ajar，就是门是半开的，中文没有这个字，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意境，所以我们写书，写西厢记，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就是中文的意境。好比说，宋朝的黄山谷，他忽然说香来了，一听说香来了，每个人都这样子嗅，他说不对，他说香气这样闻就不是香气，香气是你坐在这儿，忽然一股香气到你的鼻子里了，香气是主动你是被动，这样感觉出来的香气才是香气。这么细腻的感觉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黄山谷也说，当他做官被贬官，有一次到城门楼里把他关在里面不让他动，外面在下雨，人出不去，他把脚从窗户伸出去，因为雨水淋到他的脚，他说我生平没有感觉这么快乐，大家想到这个意境吗？这是了不起的意境。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里面，中国的思想里面可以保留这么多的意境，用现在的科技我们把它发扬光大。
我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当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机会。美国有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这个孙子一辈子赚了很多钱，可是都糟蹋掉了，因为他喜欢投资发财，可是每次投资都失败。最后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个玩艺，你这么和它讲话，隔壁就听到了，就是电话。可是马克吐温说这是什么玩艺，我不要投资，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一辈子要投资，最后碰到一个最可以投资的他漏掉了，这就是机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遭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中国人应该面对一个机会。我常常说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珍惜这一次机会。
有人打我李敖的主意，说你到了北京你要骂共产党才过瘾，有的人也打我李敖主意，你到了北京你要捧共产党才过瘾，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啊！？（笑）
我刚才在车里和刘长乐老板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我们这种人该说的就要说，该说对的就要说对的，该说错的就要说错的。可是，我们知道讲话要有技巧，硬梆梆的讲话是不好的。所以我给大家演讲，第一次讲演是金刚怒目，第二次讲演是菩萨低眉，第三次是尼姑思凡，为什么叫做思凡？就是女的下辈子要变男的，男的下辈子要变成佛，这是佛教的整个精神。女的下辈子成男的，这是尼姑的理想，可是现实上面她觉得花花世界，灯红酒绿，觉得很遗憾，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理想问题，可以谈一点现实问题。
放弃自由主义
美国有一个报纸，办报的人叫abbott，他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他爸爸是一个写儿童书的作家，他爸爸临死前告诉他说，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教会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这个小abbott老了以后，他回忆这段话，他说我回忆我爸爸告诉我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他说我发现我爸爸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
我们现在看是务实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是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我到了祖国我公开宣布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它本身是虚无缥缈的。从17世纪、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所要的就是落实一部分，就是对我自己，我自己反求诸我能够心灵上获得解脱，关着门和自己干的，一出门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我要政府给我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的自由，这就是和政府干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当这些东西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谁还要自由主义啊？我要宪法，我不要自由主义。
同样的，各位，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当然是最好的理想。我们中国所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后一句就是各尽所能。这个理想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可是我必须说，没有经过人类贪婪的过程，这个理想达不到。什么贪婪？就是我做工做得多做得少，薪水和你一样，人类贪婪的欲望就出现了，我就不努力做工了，上班以后看报纸，剪指甲、大便，都来了。怎么样鼓励人们？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先让一部分人先发财。我们听起来很怄气，可是事实上这就是人性。当人们有人性之后，我们会有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问题，自由主义了，共产主义了，这些话可以少说一点，高兴的时候说几句，或者说做研究的时说几句。
秦城监狱已无政治犯
可是我的意思是距离我们太远了，邓小平说，下一代人比他聪明，邓小平这一辈子，45岁以前打了22年仗，45岁以后有20年走错了路，然后他有机会来挽救这个局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再遭遇了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也感觉不出来这些困难，现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再斗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我们是多么珍贵的一刻。有人说不再斗争吗，他们也在钩心斗角，大家知道吗，钩心斗角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阿房宫上面的建筑物都是钩心斗角，本来是这么一个典故。现在我们说勾心斗角难免会有，争权夺利难免会有，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所以我和大家说，听我讲的话，我已经70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讲话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敢说绝对是独来独往，我不受人左右。可是我再讲一遍，我讲的该凶的时候凶，该温和的时候温和，该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开玩笑，可是当你笑过以后，你才想到你的眼睛里面可能有泪。
大家看看两天前的文汇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有60位的委员，他们其中有三分之一，他们是和我们，或者说是和北京政府口口声声说民主，北京政府可能说不出口，我李敖说得出口，你们真民主对不对？是对的。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争取？为什么97以后英国人把香港还给了我们，你们才争取？争取民主是好的，可是争取的太晚了。
这批人有三分之一可以到外国随便走，可是门口把他挡住了，你不要到内地来，所以有三分之一的议员，主张民主的议员来不了祖国。两天以前他们可以来了，并且欢迎他们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员亲自欢迎他们来了。大家注意什么？注意到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有信心，不要以为共产党不会开放，我们认为他会开放，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他会开放。
我讲了这些，讲到中国禅宗的语言，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是什么意思？不是杀人，他是消灭你的思想。所以过去林肯总统说，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消灭他。过了几天他和他的敌人拉着手在走路，人家问林肯总统，他不是你的敌人吗，你不是要消灭他吗？林肯总统说我不是消灭了吗？敌人不见了，变成我的朋友了吗？
我和大家说，中国的那语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说了一句，时髦不能动，这才是大丈夫，什么叫时髦？对着那些希望你说他好话的共产党，赞美共产党是时髦，对着那些居心叵测的台独分子，小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些人，你骂共产党这是时髦，这还能活吗？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可是再讲一遍，我是很讲究技巧的，没有技巧是不好的。
清朝的龚定庵很有才气，他可能是通奸被本妇毒死了，他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科是科举，好比我说做了秀才，我做了状元，我有头衔，科以人重科亦重，就是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可我今天我是毛泽东复旦大学毕业，毛泽东反过来影响了头衔，复旦大学的头衔也跟着重了。科以人重科亦重，因为人重要跟着重了。可是人以科传人可知，这个人什么都没有，说我是复旦毕业，靠着这个头衔混的，这种人什么样人我们都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你们不但要从复旦出来，还要超过复旦，这样子由于你们... -->>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尊敬的李敖先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早上好，最近几天正值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庆典的高xdx潮，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校友和贵宾云集到复旦校园，欢庆这一重大的节日，在喜事连连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这就是以特立独行蜚声海内外的李敖先生。
请允许我代表复旦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李敖先生来复旦大学访问给我们校庆增添了异彩表示热烈的欢迎。我先介绍一下演讲台上几位先生，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李敖先生，第二位是我们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秦绍德博士，第三位是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我叫姜义华，是我们学历史系的教师，现在担任人文学院校长。现在先请李敖先生、秦绍德先生、刘长乐先生就坐。
姜义华：我是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我很早就注意到李敖先生在很早以前在1961年还就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他撰写了播种者胡适和胡适的经历和著作两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作为新文化播种者的历史功绩，为当时正处于国民党一批御用文人围攻中的胡适打抱不平，而崭露头角。
我在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时候，是将李敖先生看作继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李敖先生曾经被胡适评价为“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作为一个坚持思想和学术自由信念的顽强斗士，李敖先生身陷囹圄多年，但是这些逆境更锤炼了李敖先生犀利的批判性的品格，他所撰写的传统下的独白、孙中山研究、蒋介石研究等书都致力于用事实、用大量第一手他所掌握的珍贵的资料，打破其他人制造的种种神话，恢复历史本来的面貌，这些著作是史论，更是政论，这些著作使李敖先生成为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敖先生著作等身，还有独立鲜明的个性，一贯敢于思前人所未思，想前人所未想，现在他的许多著作在大陆出版，还通过凤凰卫视专题节目正在缩写李敖先生。
姜义华：李敖先生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看上去还像中年，他的精神和思想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犀利和活力。今天，李敖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文的机会，这是他神州文化之旅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做的第三场演讲。中国正处于从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怎么样充分重视人文的发展，是我们大家一直关心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论，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发端于我们的复旦大学，这两场熊熊烈火最初都是由复旦大学点燃起来的。今天参加李敖先生演讲会的包括我们学校的人文科学院及其他学科的许多教授和青年学生，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我相信李敖先生的演讲必定会受到复旦的欢迎，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敖先生演讲。
国家富强是多么重要
李敖：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的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很倚老卖老地说，我看过的上海你们都没有看过。远在56年以前，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这个外滩，在银行的面前，上海的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打群众，群众怎么来的？清早5点钟戒严的时间一解开，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银行，干什么呢？去挤兑黄金。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搜刮了人们的财产，用金圆券搜刮人民财产，就是说你家里有黄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来兑换金圆券。如果不兑换的话，黄金没收，人法办。这些黄金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忽然一夜之间要卖出来了，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到外面卖可以卖2两的价钱，所以上海人疯了，就拼命挤兑黄金。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叫做“空中堡垒”就是骑着大马拿着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亲眼看到一个灭亡的政府，一个亡掉的中华民国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和他们一起逃到台湾，当时我没有选择权，因为我只有13岁。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后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你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而言，我才知道国家的富强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请鼓掌。
在复旦讲“尼姑思凡”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为什么要讲尼姑思凡？讲到我们理想及现实一面。
在元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话，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后，她把眼看着眨，眨巴眼看他，眉来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较务实的一面。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当年是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叫卡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下午的黑暗。这本书里面讲到老共产党被整的时候，要枪毙他的时候，他最后和整他的年轻的共产党说，儿子，你们休想硬把天堂造出来。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着邓小平的说法，他在45岁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其中有20年的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了？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什么原因？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皇帝，你们都叫他汉高祖是错的，应该叫汉高帝。汉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贤帝，贤帝就三国了，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是多少的好吗？汉高帝刘邦痛恨知识分子，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笑），知识分子来的时候是戴着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来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这些人。有一个人叫陆贾，就和他讲，说怎么样治国。刘邦说，马上得天下，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陆贾讲了一句话，你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专业人才。这个专业人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说出自北大清华，当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
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用爱国的热心拼命想把天堂造出来，所以我们付了代价。可是我们又回头想，我们有没有机会建造一个天堂？当方法对的时候，当时来运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造出天堂。
今天是中国的大好机会
大家想想看，有一句外国话：中国人的机会，这句话是讽刺的，是看不起的，是美国过去在西部淘金时代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机会，就是中国人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机会，只要你变成中国人，就没有机会。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不但中国人有机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都有机会。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里，中文是很难学的，中文是很难认的，不是吗？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曾经努力要消灭这个中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只造成了简体字成功了，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简体字面对现代的时候，它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当中文你不去写它的时候，中文很容易学，我告诉大家，中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化，从文法而言，是非常简单的文法，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可以是形容词当动词，我们中文有这么优秀的转变的能力，大家知道吗？这种东西大家过去说中文不利于发展，要消灭它，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要消灭它，发现忽然中文咸鱼翻身，就是因为了现在的科技，当打字的时候发现一个字一个音是最好的一个输入方法。
当我们知道中文里面有很多同音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困难，可是我们把它解决。我李敖穿的衣服的“衣”字有156个字的同音字，好比我李的“李”字，有的是有音没有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复旦大学来面对。我们中文把它发扬光大，为什么消灭不了？它有那么厚的文化基础，为什么？它有十万字的古书在我们的背后，它不是埃及文字，也不是巴比伦文字，中文是一个活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英文，英文在14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语言，它是德国式的一个土语。英国那个时候国会开会讲法文，大学讲课讲法文，吵架讲法文。可是当英国人出了莎士比亚，出了约翰生，出了这些人以后使英文变得越来越强势。到今天，英文直接威胁到全世界各国语言，包括法文和中文。可是当现在电脑科技出现的时候，英文威胁不到我们，我们发现有这么好的基础来发展我们的中文，并且发展我们中文的思路。所谓中文的思路就是过去因为中文的智库组常常用4个字的成语来表达思想，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文字。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大家夺门而出，请注意这个夺，这个夺字很重要。我李敖讲的好，他们眼泪夺眶而出，我讲得太好了，眼泪都快出来了。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望风而逃，大家注意这个望字，中文有一些极好的特色。
我必须和大家说，虽然你们的国文很好，的确赶不上我，为什么赶不上我？因为你们缺少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就是我有一个本领，把任何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除了搞数学以外，搞文学，搞语文，要把它量化。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们描写老中青三代，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描写，我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大小，当中年以后我关心的是长短，当我老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硬软。人生既然是这样分的，刚才我去1号，当我60岁的时候去了1号出来，大家知道我们男生的裤子前面有一个拉链，拉链前面有一个布盖盖住这个拉链，那块布英文叫做fly，当我60岁的时候常常小便出来，拉链常常没有不拉起来，当我70岁的常常拉链不拉就小便，用具体的方法描写我60，描写我70，这是多少的重要。当我们说这是女孩子，这是老头子，这不是最好的中文，当我们说这是红颜，这是白发，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用四个字的语言说，现在我在倚老卖老，大家想想看，倚老卖老这四个字多么有趣，倚是靠着老，可是也是大模大样的，好像坐在椅子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文有它的好的语言，有它好的表现法，有它好的意境。并且当中文电脑化以后，我们才发现简体字不好认，繁体字好认。根据原结构出来它好认，当我们不写它的时候，它就好认。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要不要把中文的优点用现代的科技把它开发下去，我们有很多意境是洋人所没有的。好比英文有一个ajar，就是门是半开的，中文没有这个字，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意境，所以我们写书，写西厢记，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就是中文的意境。好比说，宋朝的黄山谷，他忽然说香来了，一听说香来了，每个人都这样子嗅，他说不对，他说香气这样闻就不是香气，香气是你坐在这儿，忽然一股香气到你的鼻子里了，香气是主动你是被动，这样感觉出来的香气才是香气。这么细腻的感觉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黄山谷也说，当他做官被贬官，有一次到城门楼里把他关在里面不让他动，外面在下雨，人出不去，他把脚从窗户伸出去，因为雨水淋到他的脚，他说我生平没有感觉这么快乐，大家想到这个意境吗？这是了不起的意境。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里面，中国的思想里面可以保留这么多的意境，用现在的科技我们把它发扬光大。
我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当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机会。美国有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这个孙子一辈子赚了很多钱，可是都糟蹋掉了，因为他喜欢投资发财，可是每次投资都失败。最后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个玩艺，你这么和它讲话，隔壁就听到了，就是电话。可是马克吐温说这是什么玩艺，我不要投资，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一辈子要投资，最后碰到一个最可以投资的他漏掉了，这就是机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遭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中国人应该面对一个机会。我常常说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珍惜这一次机会。
有人打我李敖的主意，说你到了北京你要骂共产党才过瘾，有的人也打我李敖主意，你到了北京你要捧共产党才过瘾，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啊！？（笑）
我刚才在车里和刘长乐老板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我们这种人该说的就要说，该说对的就要说对的，该说错的就要说错的。可是，我们知道讲话要有技巧，硬梆梆的讲话是不好的。所以我给大家演讲，第一次讲演是金刚怒目，第二次讲演是菩萨低眉，第三次是尼姑思凡，为什么叫做思凡？就是女的下辈子要变男的，男的下辈子要变成佛，这是佛教的整个精神。女的下辈子成男的，这是尼姑的理想，可是现实上面她觉得花花世界，灯红酒绿，觉得很遗憾，这是现实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谈理想问题，可以谈一点现实问题。
放弃自由主义
美国有一个报纸，办报的人叫abbott，他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他爸爸是一个写儿童书的作家，他爸爸临死前告诉他说，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教会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这个小abbott老了以后，他回忆这段话，他说我回忆我爸爸告诉我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他说我发现我爸爸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
我们现在看是务实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是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我到了祖国我公开宣布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它本身是虚无缥缈的。从17世纪、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所要的就是落实一部分，就是对我自己，我自己反求诸我能够心灵上获得解脱，关着门和自己干的，一出门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我要政府给我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的自由，这就是和政府干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当这些东西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谁还要自由主义啊？我要宪法，我不要自由主义。
同样的，各位，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当然是最好的理想。我们中国所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后一句就是各尽所能。这个理想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可是我必须说，没有经过人类贪婪的过程，这个理想达不到。什么贪婪？就是我做工做得多做得少，薪水和你一样，人类贪婪的欲望就出现了，我就不努力做工了，上班以后看报纸，剪指甲、大便，都来了。怎么样鼓励人们？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先让一部分人先发财。我们听起来很怄气，可是事实上这就是人性。当人们有人性之后，我们会有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问题，自由主义了，共产主义了，这些话可以少说一点，高兴的时候说几句，或者说做研究的时说几句。
秦城监狱已无政治犯
可是我的意思是距离我们太远了，邓小平说，下一代人比他聪明，邓小平这一辈子，45岁以前打了22年仗，45岁以后有20年走错了路，然后他有机会来挽救这个局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再遭遇了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也感觉不出来这些困难，现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再斗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我们是多么珍贵的一刻。有人说不再斗争吗，他们也在钩心斗角，大家知道吗，钩心斗角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阿房宫上面的建筑物都是钩心斗角，本来是这么一个典故。现在我们说勾心斗角难免会有，争权夺利难免会有，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所以我和大家说，听我讲的话，我已经70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讲话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敢说绝对是独来独往，我不受人左右。可是我再讲一遍，我讲的该凶的时候凶，该温和的时候温和，该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开玩笑，可是当你笑过以后，你才想到你的眼睛里面可能有泪。
大家看看两天前的文汇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有60位的委员，他们其中有三分之一，他们是和我们，或者说是和北京政府口口声声说民主，北京政府可能说不出口，我李敖说得出口，你们真民主对不对？是对的。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争取？为什么97以后英国人把香港还给了我们，你们才争取？争取民主是好的，可是争取的太晚了。
这批人有三分之一可以到外国随便走，可是门口把他挡住了，你不要到内地来，所以有三分之一的议员，主张民主的议员来不了祖国。两天以前他们可以来了，并且欢迎他们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员亲自欢迎他们来了。大家注意什么？注意到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有信心，不要以为共产党不会开放，我们认为他会开放，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他会开放。
我讲了这些，讲到中国禅宗的语言，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是什么意思？不是杀人，他是消灭你的思想。所以过去林肯总统说，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消灭他。过了几天他和他的敌人拉着手在走路，人家问林肯总统，他不是你的敌人吗，你不是要消灭他吗？林肯总统说我不是消灭了吗？敌人不见了，变成我的朋友了吗？
我和大家说，中国的那语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说了一句，时髦不能动，这才是大丈夫，什么叫时髦？对着那些希望你说他好话的共产党，赞美共产党是时髦，对着那些居心叵测的台独分子，小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些人，你骂共产党这是时髦，这还能活吗？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可是再讲一遍，我是很讲究技巧的，没有技巧是不好的。
清朝的龚定庵很有才气，他可能是通奸被本妇毒死了，他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科是科举，好比我说做了秀才，我做了状元，我有头衔，科以人重科亦重，就是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可我今天我是毛泽东复旦大学毕业，毛泽东反过来影响了头衔，复旦大学的头衔也跟着重了。科以人重科亦重，因为人重要跟着重了。可是人以科传人可知，这个人什么都没有，说我是复旦毕业，靠着这个头衔混的，这种人什么样人我们都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你们不但要从复旦出来，还要超过复旦，这样子由于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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