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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
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他的另一个军官说“你还有免除耻辱的可能嘛。”
奥雷连诺上校面不改色，在第一份副本上签了字。他还没签完最后一份副本，帐篷门口就出现了一个起义军官，牵着一匹载着两只箱子的骡子。这人虽然十分年轻，却显得沉着和严谨。他是马孔多地区起义部队的财务官。为了及时赶到，他拖着一匹饿得要死的骡子，经历了六天困难的行程。他从骡背上异常小心地取下箱子，把它们打开，接二连三地将七十二块金砖放在桌上。这是大家忘记了的一大笔财产。在最近一年中，中央指挥部上崩瓦解，革命变成了争当头目的血腥的内讧。在一片混乱中，谁也不负什么责任了。起义者的金子铸成了金砖，抹上泥土，就无人监管了。奥雷连诺上校把七十二块金砖也列入了投降书，不容任何商量就签了字。疲惫不堪的青年军官站在他面前，拿糖浆色的宁静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
“还有什么事吗？”奥雷连诺上校问他。
青年军官咬紧牙齿。
“收条，”他说。
奥雷连诺上校亲笔写了一张收条给他。然后，上校喝了一杯柠檬水，吃了一块饼干（二者都是修女给他的），就到准备给他休息的行军帐篷去。他在那儿脱掉了衬衫，坐在床边，下午三点十五分拿起手枪，对准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上用碘酒画的圈子砰地开了一枪。就在这个时刻，在马孔多，乌苏娜揭开炉灶上牛奶锅的盖子，惊异地发现牛奶半天都没煮沸，而且牛奶里有许多虫子。
“他们把奥雷连诺给打死啦！”她叫了一声。
然后，她服从孤独中养成的习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便看见了霍阿布恩蒂亚；他在雨下淋得透湿，显得愁眉不展，比死的时候老多了。“他是被暗杀的，”她更准确地说。“谁也没有发发慈悲合上他的眼睛。”
夜里，她透过眼泪看见一个橙黄色的圆盘，仿佛流星一样迅捷地掠过天空，她认为这是死亡的征兆。她仍在粟树下面，伏在丈夫的膝上哭泣。这时他们就把毛毯裹着的奥雷连诺上校抬来了，毛毯已给凝血弄得僵硬。他睁开的眼里燃着怒火。
他已脱离危险。穿伤是那么清晰、笔直，医生毫不费劲就把一根浸过碘酒的细绳伸进他的胸脯，然后从脊背拉出。“这是我的杰作，”医生满意地说。“这是子弹能够穿过而不会碰到任何要害的唯一部位。”奥雷连诺上校发现自己周围是一些同情他的修女，她们为了安抚他的灵魂，正在唱绝望的圣歌，因此他感到遗憾，竟然没有按照最初的想法朝自己的嘴巴开枪，借以嘲笑皮拉苔列娜的预言。
“如果我还有一点权力，”他向医生说“我会不经审判枪毙了你。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耻笑的对象。”
自杀未遂在几小时内就恢复了奥雷连诺上校失去的威望。那些曾经胡说他为了金砖房子而出卖胜利的人，把他自杀的举动看成是崇高的行为，宣布他为殉道者。后来，他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时，甚至自由党内激烈反对他的人也来要求他否决停战条件，重新发动战争。房子里堆满了作为赔罪的礼品，昔日的战友给他的支持虽然迟了一些，但他也受到感动，没有排除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可能性。相反地，有一段时间，他似乎热中于重新发动战争。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甚至以为：他只是在等待宣战的借口。借口真的找到了，那就是共和国总统拒绝把养老金发给过去的参战人员——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除非他们每人的事情已由专门委员会审查清楚，而且拨款法案获得了国会批准。“这是蛮不讲理，”奥雷连诺上校暴跳如雷地说。“他们还没领到养老金就会老死啦。”他第一次离开乌苏娜买给他养息用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口述了一份强硬的电报给共和国总统。在这份从来没有公布的电报里，他谴责总统破坏尼兰德停战协定的条款，并且扬言说，如果养老金的拨款问题在两周内得不到解决，他就要誓死宣战。他的态度是那么公正，甚至可以指望以前保守党作战人员的支持。然而政府唯一的回答是，借口保护奥雷连诺上校，在他的住所门前加强了军事警戒，并且禁止任何人去找他。为了预防万一。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其他的起义指挥官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个行动是那样及时、有力、成功，停战之后过了两个月，当奥雷连诺上校终于康复的时候，他所有最忠实的助手不是死了，就是流放了，或者去为政府效劳了。
十二月里，奥雷连诺上校走出卧室，一看长廊就已明白，再要发动战争就是枉费心机了。乌苏娜以她充沛的精力（这种精力就她的年岁来说似乎已经不大可能），再一次刷新了整座房子。“现在他们将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她看见儿子已经康复的那一天，说道。“全世界不会有一座比这疯人院更漂亮、更好客的房子了。”她叫人粉刷和油漆了房子，更换了家具，收拾了花园，栽种了新的花卉，敞开了所有的门窗，让夏天耀眼的阳光也射进卧室。然后，她向大家宣布连续不断的丧事已经结束，自己首先脱掉了旧的黑衣服，穿上了年轻人的服装。家里重新响起了自动钢琴愉快的乐曲声。阿玛兰塔听到乐曲声之后，又想起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似乎闻到了晚间的栀子花和薰衣草的芳香，她那懊丧的心里又出现了长久以来的哀怨。有一天下午，乌苏娜收拾客厅的时候，请守卫宅子的士兵们帮她的忙。年轻的警卫队长表示了同意。乌苏娜一天一天地给士兵们增添了任务，就开始邀请他们吃饭，给他们衣服和鞋子，教他们读书和写字。后来，政府撤走警卫队时，一个士兵继续住在乌苏娜家里，为她服务了多年。而年轻的军官呢，因为遭到俏姑娘雷麦黛丝的藐视，变得疯疯癫癫，新年初一的早晨死在她的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