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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美好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杀人来自娱自乐。我要向我的亲人——有些人确实很亲，比如我哥哥——还有许多政治人物、文艺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虚构的人物表示歉意，他们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单中。我常犯的罪还有一个：我会对一只猫极尽宠爱，却又在绝望之时狠狠揍它，大笑一阵摆脱绝望后，我又为此羞愧不已，便赐予这只可怜的猫更多爱。二十五年后的某天下午，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连的人吃过午饭后待在福利社里闲聊或抽烟，审视这七百五十位几乎一模一样的军人，然后想像他们身首分离。就在我透过福利社的蓝色烟雾，凝视他们血淋淋的食道时，一位军中同胞开口说:“别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够了。”
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按他头上的钮就会踢腿——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弄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弄坏，不知道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身处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壁屋顶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
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干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马上告诉我的。”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道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出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眼，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色太空船队飘过身边。之后只要我喜欢，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身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种生活，超越博物馆里的房间、走道、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边那些喜欢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乱的房子禁锢了我，对任何与性灵、爱、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入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子，体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
浮在美好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杀人来自娱自乐。我要向我的亲人——有些人确实很亲，比如我哥哥——还有许多政治人物、文艺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虚构的人物表示歉意，他们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单中。我常犯的罪还有一个：我会对一只猫极尽宠爱，却又在绝望之时狠狠揍它，大笑一阵摆脱绝望后，我又为此羞愧不已，便赐予这只可怜的猫更多爱。二十五年后的某天下午，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连的人吃过午饭后待在福利社里闲聊或抽烟，审视这七百五十位几乎一模一样的军人，然后想像他们身首分离。就在我透过福利社的蓝色烟雾，凝视他们血淋淋的食道时，一位军中同胞开口说:“别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够了。”
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惟一的眼睛，它因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按他头上的钮就会踢腿——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弄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弄坏，不知道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身处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壁屋顶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
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干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马上告诉我的。”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道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出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眼，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色太空船队飘过身边。之后只要我喜欢，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身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种生活，超越博物馆里的房间、走道、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边那些喜欢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乱的房子禁锢了我，对任何与性灵、爱、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入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子，体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