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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鸹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次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惟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挺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底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 -->>
接下来再跟你说说我和韩起科这狗屁孩子的那点狗屁关系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那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还在哈拉努里镇政府机关当一名普通办事员。那天，从贝加尔湖方向平推过来的第一场寒流，裹挟起鹅毛般大的雪片，把满世界搅得浑浑噩噩，沟平渠满。下午，果然通知下来，分烤火煤。镇政府机关里的绝大多数人赶紧抄起箩筐、麻袋、扁担、抬把子和破铁桶，紧着往小食堂后院跑。那一阵不分男女老少、级别高低、职务大小的谑笑和打闹，把一大群正蹲在院墙外大杨树上观雪景的黑老鸹惊飞了。机关干部中自有少数几个人不上前去跟着“哄抢”这头一车拉来的烤火煤，其中之一，就是我。我像往常一样，掂着自己那个柳条编的破抬把，默默地在一旁瞅着，安心地等待着，任凭越下越紧的雪帘儿铺白我黑棉大衣的肩膀头和那顶已经很旧了的“三块瓦”狗皮帽。（当地一种尖顶、不带帽檐儿的皮帽。多数用野兔皮缝制。）我不急着上前“哄抢”并非因为我生性清高谦和。不是。并非因为我屋里已经有烧的了。也不是。并非因为今后自有人会给我往屋里送。更不是。你想啊，谁会给一个进机关才两三年的普通办事员送烧的？不会。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出于自己多年来的一个人生信条——但凡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并善于在关键的时刻，在人前低一下你自以为尊贵的头，或后退一步，适当地给别人让出一部分空间，去挣吃挣喝，到最后，你绝对吃不了亏。你也许瞧不起我这种人，更瞧不上我这人生信条。我不跟你争论。有言道：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哩。我不强求你跟我一致。我也强求不成。但我要告诉你，这句充满我辈人生辛酸的话，其实千百年来只被国人说出了一半，而它更重要的另一半却往往无数次地被忽略了，那就是：十个手指必须不一般齐，这世界方成正局。而我，天生就是一个在后头稍着站的“小拇指”那又怎么样呢？小拇指再小，也是呆在了手上，总比那捂在黑臭黑臭的鞋窠里的大脚拇趾强啊！您说呢？
对不起。扯远了。咱们接着往下说。
十来分钟后，保密员小哈穿着一身紧身的小花棉袄，小心翼翼地冲我走了过来，以她独有的那种矜持和木然，在我面前站定，细声细气地通知我：“领导找。”小哈比我大一岁，或两岁。我一直挺喜欢她。她其实长得并不好看，但我还是喜欢她。我还喜欢她身上那一股气味儿。那是一种由蛤蜊油、百雀灵和廉价香皂无意间调和成的气味儿。这种混合气味儿，在哈拉努里镇那条惟一的街道上（如果它还能被称作是“街道”的话），并不稀罕。但只有闻到她身上的这种气味时，我才会隐隐地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一阵隐隐的几乎又是无法抑制的心跳，总会想起她床上铺着的那条深蓝色的塑料床单和深秋时分帕拉贡嘎拉湖面上那冰冷刺骨的波纹。但，无论是这种“晕眩”还是那种“心跳”我都没跟她表白过。我不跟她表白，绝对不是因为我生理上不行，或心理准备还不够。不。我生理上心理上都挺行。之所以不跟她表白，说穿了，很简单：我们有位年轻的镇长跟她关系不一般。镇长姓宋，名振和。宋镇长虽然早已有妻室家小，但他还是超常规地跟她确立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据说，在他还没当镇长前，他俩就开始了这种“不一般”的艰难历程。而尤其让人感到无奈而又悲壮的是，天性矜持和木然的她，居然会接受这种“不一般”而且据说，她就是为了这种肯定不会有结果的“不一般”才执意地坚持不婚不嫁，独身到如今。为此，我不是没苦恼过。但，正如机关主管后勤生活的协理员大叔劝慰我的那样“这瓜，不是你老弟摘底咧！”我虽然私下曾跟他激烈辩论过，但最后还是平静地无奈地接受了他老人家对事局的这种“冷酷”而又中肯的结论，把所有内心的躁动，都深埋掉了。只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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