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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来到上海，李富贵立刻就接到了一个酒会的邀请函，而且酒会的名义就是欢迎李富贵，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显然自己的身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些老外不知安了什么心，已经开始巴结自己了。算了，这事也不必多想，反正这趟上海之行说白了就是来卖国的，所要做的只是尽量多捞取实惠。嗯，看来我的推测没有错，李富贵现在已经利字当头，开始慢慢的放弃原则了。
尽管李富贵对洋人的排场已经很熟悉了，可这次酒会的规模和档次还是让他有点吃惊，尤其是比埃尔向他介绍英国公使文翰在听说了李富贵要到上海来之后也特意赶回上海，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李富贵总觉得周围的这些家伙对自己挥眈眈，果然在介绍来宾的时候还有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看到自己的谈判对手同时出现李富贵不觉有点心慌，根据以往买东西讨价还价的经验，在谈判中人数多的一方肯定会占有一些优势，不管文的还是武的。另一个引起李富贵注意的是美国东印度司令官海军准将柏利，比埃尔恭维他这次远东之行后立刻就会高升，说不定可以直接跳过少将。
酒会进行到一半，宾客们已经各自聚成小圈子谈论着共同的话题，李富贵和那几位贵客组成了他们的圈子，其他的宾客似乎已有默契都不来打搅他们。不过似乎这几位公使没有打算在酒会上就展开谈判，大家的话题基本上围绕着国际形势来谈，李富贵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法国现在的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他意味深长的瞟了一眼布尔布隆，心想就冲你们这位皇帝明天也要多敲你一笔。圈子里大家都在用法语交谈，比埃尔负责替李富贵翻译，听不懂洋人之间的谈话这让已经疑心重重的李富贵很不爽，而且对法国人自己还无话可说，那个英国佬和两个美国老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也用法语，这也太过分了吧。李富贵忽然灵机一动，在座的当中只有布尔布隆一个法国人，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公使，英语肯定是没问题的，只要他肯说英语那么就不再有翻译的问题了。李富贵急忙把这个想法说给比埃尔听，没想到比埃尔连连摇头“不行，在外交场合下说英语那不太庄重。”
显然这个回答出乎李富贵的意料之外，他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难道英语不是国际通用语言吗？”
“哦，当然不，通用语言是优雅的法语，尤其在外交场合，或一些高级的宴会上。”
我倒，怎么会这么命苦，想到自己为了学英语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现在终于可以勉强应付口语了，人家突然跑来告诉自己现在的通用语言是法语！
在接下来的酒会上，话题仍然用法语来继续，内容也渐渐变得乏味，的确外交场合永远不是个令人快活的地方。突然李富贵在谈话的内容中听到了日本，这让李富贵精神一振，而坐在他对面的柏利也立刻兴奋了起来，吐沫星子四溅地谈起他在日本的见闻。当李富贵听到他率领四只战舰闯入东京湾，那些日本人被吓得乖乖接受他所携带的国书的时候李富贵突然想起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人是谁了。就是这个人率领舰队逼迫日本开国，这件事对日本来说就相当于鸦片战争对于中国。
日本的信息李富贵自然极想知道，这时打起精神一字不漏的记下伯利所说的话，还不时向伯利提问，据伯利所说这时得日本非常落后，国家的状况似乎还不如中国。在他的侃侃而谈中突然蹦出的“东亚病夫”四个字让李富贵浑身一震，偷眼瞟了一下伯利和比埃尔，两个人神色如常，李富贵心想：这家伙不是在指着和尚骂秃子吧，没道理啊，谈话的气氛一直很融洽，他为什么要骂自己，而且这次是来谈判合作的，这个酒会不就是用来拉拢关系的吗？哪有在谈判之前就开骂的。虽然满腹狐疑可李富贵也不愿意去追问这个问题，毕竟这个话题听起来太刺耳了。
在回去的路上李富贵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伯利为什么要用“东亚病夫”来形容日本人呢，对呀，这个问题也让我感到很奇怪陪着李富贵一起苦苦思考？似乎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的味道，这个问题一直陪着李富贵到了床上，忽然李富贵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把一个范围和一个贬义词连在一起骂人是一种常见的骂人方法，因为一骂一大片，所以这种骂法比普通的要来得有气势。但是这样骂人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这个范围绝不能包含自己，比如说李富贵挺讨厌广东人，那就可以骂他们“广东蛮子”但决不会用“中国蛮子”这个词，如果想去骂印尼人可以喊他们“东南亚猴子”如果用“亚洲猴子”那就会拐弯捎带上自己，这是谁都不会做的，中国人骂日本人就一向用“东洋”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如果一个美国人骂别人“德州来的乡巴佬”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他肯定不是德克萨斯人，可日本人却不这样，作为一个标准的东亚国家却“东亚病夫”的骂不绝口，这不让人很奇怪吗？
李富贵分析自己所知道的材料得到了两个结论，第一：“东亚病夫”这个词不是日本人造出来的，日本人不敢也不能去更改这个词，这很好解释，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人对西方的态度非常谦恭，他们当然无法干涉西方人说些什么。第二：日本人急于把这个称号加到中国人头上，急到他们忽视这个词可以用来映射他们自己，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如果按伯利的说法，这个词本来是用来指日本人的那么一切奇怪的现象都迎刃而解，日本人不能制止这种叫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更大的目标来转移视线，中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到后来我们也确实不争气，竟让他们得逞。李富贵接着又从词法上进一步的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东亚”：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的话无疑日本更适合“东亚”这个词，中国虽是东亚国家但在那个时代国土和影响都超出了东亚的范围；其次“病夫”在西方人看来大概那群矮子更像一些吧。
想通了这些李富贵不觉放声大笑：“原来如此啊，这帮孙子还真是阴险，不过既然我来到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称号还是留给你们自己用吧。”
再次来到上海，李富贵立刻就接到了一个酒会的邀请函，而且酒会的名义就是欢迎李富贵，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显然自己的身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些老外不知安了什么心，已经开始巴结自己了。算了，这事也不必多想，反正这趟上海之行说白了就是来卖国的，所要做的只是尽量多捞取实惠。嗯，看来我的推测没有错，李富贵现在已经利字当头，开始慢慢的放弃原则了。
尽管李富贵对洋人的排场已经很熟悉了，可这次酒会的规模和档次还是让他有点吃惊，尤其是比埃尔向他介绍英国公使文翰在听说了李富贵要到上海来之后也特意赶回上海，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李富贵总觉得周围的这些家伙对自己挥眈眈，果然在介绍来宾的时候还有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麦莲，看到自己的谈判对手同时出现李富贵不觉有点心慌，根据以往买东西讨价还价的经验，在谈判中人数多的一方肯定会占有一些优势，不管文的还是武的。另一个引起李富贵注意的是美国东印度司令官海军准将柏利，比埃尔恭维他这次远东之行后立刻就会高升，说不定可以直接跳过少将。
酒会进行到一半，宾客们已经各自聚成小圈子谈论着共同的话题，李富贵和那几位贵客组成了他们的圈子，其他的宾客似乎已有默契都不来打搅他们。不过似乎这几位公使没有打算在酒会上就展开谈判，大家的话题基本上围绕着国际形势来谈，李富贵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法国现在的统治者是拿破仑三世，他意味深长的瞟了一眼布尔布隆，心想就冲你们这位皇帝明天也要多敲你一笔。圈子里大家都在用法语交谈，比埃尔负责替李富贵翻译，听不懂洋人之间的谈话这让已经疑心重重的李富贵很不爽，而且对法国人自己还无话可说，那个英国佬和两个美国老跟自己说话的时候也用法语，这也太过分了吧。李富贵忽然灵机一动，在座的当中只有布尔布隆一个法国人，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公使，英语肯定是没问题的，只要他肯说英语那么就不再有翻译的问题了。李富贵急忙把这个想法说给比埃尔听，没想到比埃尔连连摇头“不行，在外交场合下说英语那不太庄重。”
显然这个回答出乎李富贵的意料之外，他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难道英语不是国际通用语言吗？”
“哦，当然不，通用语言是优雅的法语，尤其在外交场合，或一些高级的宴会上。”
我倒，怎么会这么命苦，想到自己为了学英语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现在终于可以勉强应付口语了，人家突然跑来告诉自己现在的通用语言是法语！
在接下来的酒会上，话题仍然用法语来继续，内容也渐渐变得乏味，的确外交场合永远不是个令人快活的地方。突然李富贵在谈话的内容中听到了日本，这让李富贵精神一振，而坐在他对面的柏利也立刻兴奋了起来，吐沫星子四溅地谈起他在日本的见闻。当李富贵听到他率领四只战舰闯入东京湾，那些日本人被吓得乖乖接受他所携带的国书的时候李富贵突然想起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人是谁了。就是这个人率领舰队逼迫日本开国，这件事对日本来说就相当于鸦片战争对于中国。
日本的信息李富贵自然极想知道，这时打起精神一字不漏的记下伯利所说的话，还不时向伯利提问，据伯利所说这时得日本非常落后，国家的状况似乎还不如中国。在他的侃侃而谈中突然蹦出的“东亚病夫”四个字让李富贵浑身一震，偷眼瞟了一下伯利和比埃尔，两个人神色如常，李富贵心想：这家伙不是在指着和尚骂秃子吧，没道理啊，谈话的气氛一直很融洽，他为什么要骂自己，而且这次是来谈判合作的，这个酒会不就是用来拉拢关系的吗？哪有在谈判之前就开骂的。虽然满腹狐疑可李富贵也不愿意去追问这个问题，毕竟这个话题听起来太刺耳了。
在回去的路上李富贵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伯利为什么要用“东亚病夫”来形容日本人呢，对呀，这个问题也让我感到很奇怪陪着李富贵一起苦苦思考？似乎这里面有什么阴谋的味道，这个问题一直陪着李富贵到了床上，忽然李富贵想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把一个范围和一个贬义词连在一起骂人是一种常见的骂人方法，因为一骂一大片，所以这种骂法比普通的要来得有气势。但是这样骂人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这个范围绝不能包含自己，比如说李富贵挺讨厌广东人，那就可以骂他们“广东蛮子”但决不会用“中国蛮子”这个词，如果想去骂印尼人可以喊他们“东南亚猴子”如果用“亚洲猴子”那就会拐弯捎带上自己，这是谁都不会做的，中国人骂日本人就一向用“东洋”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如此，如果一个美国人骂别人“德州来的乡巴佬”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他肯定不是德克萨斯人，可日本人却不这样，作为一个标准的东亚国家却“东亚病夫”的骂不绝口，这不让人很奇怪吗？
李富贵分析自己所知道的材料得到了两个结论，第一：“东亚病夫”这个词不是日本人造出来的，日本人不敢也不能去更改这个词，这很好解释，在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人对西方的态度非常谦恭，他们当然无法干涉西方人说些什么。第二：日本人急于把这个称号加到中国人头上，急到他们忽视这个词可以用来映射他们自己，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如果按伯利的说法，这个词本来是用来指日本人的那么一切奇怪的现象都迎刃而解，日本人不能制止这种叫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更大的目标来转移视线，中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到后来我们也确实不争气，竟让他们得逞。李富贵接着又从词法上进一步的证实了自己的想法，首先“东亚”：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的话无疑日本更适合“东亚”这个词，中国虽是东亚国家但在那个时代国土和影响都超出了东亚的范围；其次“病夫”在西方人看来大概那群矮子更像一些吧。
想通了这些李富贵不觉放声大笑：“原来如此啊，这帮孙子还真是阴险，不过既然我来到这个时代，那么这个称号还是留给你们自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