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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九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民脑后的金钱鼠尾却是蛮夷的发型，服饰也是蛮夷的服饰，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自然不会存在抵触，毫不讽刺的说这或许是自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所办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于是有志之士也开始纷纷上书满清朝廷，请求满清政府能够同意剪除辫发改良礼服，其中广州是响应最积极的一个地方，虽然到目前为止满清政府还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广州城内剪去辫发的国民却不在少数，而广州城内的满清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礼节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地点自然也是在广州城。
同盟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让孙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风开放的广州，在今年五、六月间的时候，他便委派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人组织在广州城内新的起义。
在策划起义之前，众人推举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倪映典担任起义副指挥，之所以推举这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形势有多么的了解，恰恰相反，这两人不过是最近才到达广州，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人都是支持孙文的老同盟会员，在孙文的遥控指挥下才担任这样的职务。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广东省留日考试中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也就是前面所学的那种速成学校。
东京是中国革命思想最浓烈的地方，朱执信在东京求学期间自然认识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受他们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共和，随后在别人的引导下结识了孙文，随后在孙文那口以大炮著称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
朱执信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前不久倪映典能够进入新军担任见习排长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荐。
去年冬天的时候，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这次起义其实还要归结到前段时间徐卫在上海接徐麟夫妇时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灾上，那场灾难使得湖广鱼米之乡粮食锐减，加之湖南巡抚岑春蓂大肆外卖粮食，周围各地的地主、粮商大力囤积粮食，周围百姓衣食无以为继，于是在矿工和会党的带领下爆发了这场起义。
这场起义本来与同盟会没有任何关系，清廷在起义之初也迅速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但向来对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着敏锐嗅觉的同盟会很快做出了回应，派遣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密谋响应起义，不过却没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开始发布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会会员的公文，于是迫于压力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人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
此时距离筹划广东起义已经历时半年的时间，在同盟会的动员下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队伍，于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未完待续。。)
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就以广州真光女校为例，在课外时间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
教会女校的开设是中国女子解放运动的基础，而清末兴办女学的理由，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其一则是要广开民智，强国强种。办学者认为女子居国民之半，若不受教育，则国民智力，必为未受教育者牵制；其二则是女子应与男子一样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是女子解放的前提；其三是开发生产力，发展经济。
在后世辛亥革命期间，有一些妇女参加革命立了功，民国建立后，妇女解放运动又向参政方面发展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广东妇女参政运动率先复起。
男子剃发蓄辫，是清初统治者强迫推行的发式，是民族征服的象征，随着西风东渐，蓄辫发式又为西人耻笑，一八九八年，康有也曾为以旧习俗不适应新时代为由，上书光绪帝，提出效法西方国家，断发易服，他的这个主张成为国内力主剪辫的先声。
中国的断发易服不同于朝鲜，朝鲜国民效仿的是明朝的服饰礼仪，那是正统的中原文化，其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百姓的骨髓，而此时国民脑后的金钱鼠尾却是蛮夷的发型，服饰也是蛮夷的服饰，在绝大多数的国民心中自然不会存在抵触，毫不讽刺的说这或许是自满清统治中国之后所办的唯一一件好事。
不久，留日学生将剪辫的风气带回国内，于是有志之士也开始纷纷上书满清朝廷，请求满清政府能够同意剪除辫发改良礼服，其中广州是响应最积极的一个地方，虽然到目前为止满清政府还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广州城内剪去辫发的国民却不在少数，而广州城内的满清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清朝的社交礼节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在维新思潮推动下，一些开明的官员在自己辖地主动改革官场礼节，主要内容为废除跪拜和禁用卑职等称呼，这个改革的最先发起者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地点自然也是在广州城。
同盟会在西南边陲地区的起义相继失败，让孙文的目光又放在了民风开放的广州，在今年五、六月间的时候，他便委派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碌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人组织在广州城内新的起义。
在策划起义之前，众人推举赵声担任起义总指挥，倪映典担任起义副指挥，之所以推举这两人担任正副总指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形势有多么的了解，恰恰相反，这两人不过是最近才到达广州，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人都是支持孙文的老同盟会员，在孙文的遥控指挥下才担任这样的职务。
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此在一九零四年的广东省留日考试中名列第一，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攻读经济，也就是前面所学的那种速成学校。
东京是中国革命思想最浓烈的地方，朱执信在东京求学期间自然认识了很多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于是受他们的影响在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共和，随后在别人的引导下结识了孙文，随后在孙文那口以大炮著称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
朱执信返国后先后任教于广东高等学堂、政法学堂及方言学堂，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发动新军、绿林和会党，投身武装起义，前不久倪映典能够进入新军担任见习排长依靠的就是他的推荐。
去年冬天的时候，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萍浏醴起义。
这次起义其实还要归结到前段时间徐卫在上海接徐麟夫妇时提到的湖南水患和旱灾上，那场灾难使得湖广鱼米之乡粮食锐减，加之湖南巡抚岑春蓂大肆外卖粮食，周围各地的地主、粮商大力囤积粮食，周围百姓衣食无以为继，于是在矿工和会党的带领下爆发了这场起义。
这场起义本来与同盟会没有任何关系，清廷在起义之初也迅速调新军第九镇前往萍乡镇压，但向来对这种不和谐的事情有着敏锐嗅觉的同盟会很快做出了回应，派遣赵声和倪映典等同盟会员密谋响应起义，不过却没有成功。
倪映典的多次反清活动受到了清政府的关注，随后清政府开始发布逮捕倪映典等一批同盟会会员的公文，于是迫于压力倪与方楚乔、魏义成等人赴粤，经赵声介绍，与当地革命党人朱执信等人相识。
此时距离筹划广东起义已经历时半年的时间，在同盟会的动员下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革命的队伍，于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