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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方言)”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丽丽解释说他们是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 -->>
其实,大老爷儿们有钱的来找乐,没钱的来求财,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倒是几位年轻漂亮的中国女赌客,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女人生来小气,她们只愿意赚钱和存钱,从来不懂得挥霍。只要是在卡西诺豪赌的中国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黑社会背景,或者在经营着非法行当。
新华社内参曾经准确地报道过,布拉格的中国黑社会按地域分为北京帮、福建帮和上海帮。这三个帮派首领的老婆,都曾和我在卡西诺并肩战斗。
有一个北京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长得高大漂亮。她赌起来非常地狠,输赢都很大。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这间赌场一年就输了70万美金。“我不可能再做正当生意了,因为做正当生意不可能赚到70万美金。过一天算一天吧,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她参与了其丈夫的所有罪恶勾当,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把布拉格华人社会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有一个福建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人也很漂亮,个子不高,身材匀称,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不光在一起赌钱,有时也一块儿去喝杯酒,聊聊天儿。她在福建一个县级市里当教师,这个曾经的职业使我愿意与她交往。有时她到我住的地方来玩儿,也邀请我去过她在市中心的家她一个人住。我不便问她为什么独居,因为我认识她丈夫,知道他也在布拉格。但从她对卡西诺的迷恋与沉溺及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的情况看,必有些不足于外人道的原因。
后来我们很要好了,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莫斯科染上了很严重的性病。
上海黑社会首领的老婆不但漂亮,而且快人快语,毫无城府。她的黑帮丈夫大她二十多岁,身体也不好,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而她却活泼大方,青春得很。她几乎天天要赌到天明,我也能理解,她怎么愿意回去陪那老头子睡觉呢?有她坐在你旁边赌,耳朵都会让她吵破。而且她的话特别古怪,你真不知道她是简单还是傻。比如有一回她拿到了三个k,很得意地给我看。我说你手气真不错,便一齐看发牌小姐自己会是副什么牌。没想到发牌小姐竟是三个a,通吃。她用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她为什么是三个a?三个q刚刚好嘛。她为什么不拿三个q?神经病嘛!你说对不对?”
这三位黑帮太太既有钱又有闲,出入赌场是很平常的事。真正让我拍案惊奇的,是四位美丽的青春玉女。
她们都很年轻,也很漂亮。衣着光鲜时尚,露脐装,吊带裙,黑色的唇膏,红色的眼影,五颜六色的胭脂。在赌场里大呼小叫,气焰万丈。一同来,一同走,来去如风。与我们讲些生硬的国语,她们之间则永远是一口叽哩哇啦怪声怪气谁也休想听懂一句的方言。有时发牌小姐看她们叽叽喳喳说得那么热闹,面部表情又那么生动,便问我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我跟你一样,完全听不懂。发牌小姐觉得我的回答很奇怪,便又问:
“你们不都是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听不懂她们的话?”
我便给她解释,但解释不通。这不是因为我英语和捷语都不够好,而是因为欧洲人太死性。解释了好半天,发牌小姐依然问我先前的问题:
“她们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她们讲的是不是中国话?”
“是中国话。”
发牌小姐笑了“你是不是中国人?”
“当然是。”
“那你为什么听不懂中国话?”
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解释说这是“dialect(方言)”她说不对,她告诉我捷克南部有些地方是摩拉维亚人居住区,他们都讲方言。但我们完全听得懂。甚至斯洛伐克人,那完全是另一个民族,但我们也可以没有任何困难的听懂。可你们?她怀疑地看着我。
我说我一点也不想在这里和你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我只希望你能发给我好牌。
她笑了,一边把牌洗得哗哗响,一边对我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感到很奇怪。”
感到奇怪的不止是她一个人。
瓦哈洛娃的女儿丽丽,那位漂亮的混血儿,去年曾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到中国来旅游。他们从布拉格直接飞到上海,游览了黄山以及苏杭后才来到北京。我那时恰在国内,见面时她告诉这样一件趣事:为了更好的游览黄山,她在上海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团。这个团除了她和男朋友以外,全部都是上海人,包括导游。这下可坏了,不光介绍风光景物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就连几点几分在什么地方集合也不明白。
狼狈不堪。
男朋友同卡西诺发牌小姐一样觉得十分奇怪:“你不是懂中国话吗?为什么听不懂呢?”
丽丽解释说他们是上海人,讲的是上海话。
男朋友反问:“上海人是不是中国人?上海话是不是中国话?”
丽丽顿时语塞。
我有一个捷克女朋友叫琳达,她是查理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讲一口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最爱读的中文书是红楼梦,连“**”是什么都懂。毕业后在布拉格一家旅行社当导游,专门带去中国的团,包括台湾。由于她的语言实在好,在业内有极高的声誉。有一次,她带一个团去香港。“栽了。”她用北京土话对我说。遗憾的是,行前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会有问题。兴高采烈地去了,却一句话也听不懂。在经过与上面大致一样的诘难以后,由于她未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许多团员都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夏虫不可与言冰。
在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长大的波希米亚人根本无法想象960万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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