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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说网 www.18xs.com,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他,身为高阶中国将领,他应该多出现在前线。但我这两次劝告,都只惹来他的生气。对他而言,他的指挥职责只要从将军的营地发出即可。只有在战事吃紧,例如前线有相当比重的人马陷入危局时,才需总指挥亲身抵达现场,他的在场才有意义,才有分量可言。除此之外,高阶将领如果太常到前线去视察,只会打扰下属的指挥。如果说史迪威鄙视郑,郑同样也瞧不起史迪威在前线“炫耀”看不惯他老是出现在前线,对下层军官定期施压。事实上,郑将军在缅甸数次探视前方的营队,还有一次搭乘l1联络机飞到敌方阵地,但他对这样的作为向来没有太大兴趣。

    郑将军和史迪威及指挥部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他飞回重庆两次,要求蒋介石解除他在驻印军的职务,有一次还声称如果不换他,他就不离开中国。(我是后来从郑夫人处听到的。)蒋介石大骂他一顿,但又安慰他,只要他继续和美国人周旋,对抗战就是一大贡献,他的努力会受到肯定,不论他是否实际指挥军队。1944年夏天,他被升为驻印军的副总指挥,进一步确定他是个没有实责的将领。当时在缅甸北部的驻印军,已扩大成两个军团。而指挥部还是直接指挥部队长,就像以前直接指挥师长一样,再度绕过中国高阶将领。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继任者索尔登(danielsultan)毫无意愿改变现状。新的美国总指挥从来不曾请副总指挥开会研商。

    郑将军的幕僚只缩减到一小群军官,在雷多(ledo)设立办公室。驻印军的野战将领都前来诉苦,并透过高阶长官重申对蒋介石的效忠。美国人可能以为,由于他们的企业化管理,阴谋与政治会远离驻印军,不可能像在中国军队中一样猖獗。就短期和当地来说,这种想法不能说错,但治疗的功效只限于表面。

    在史迪威的小成本军队中,军源十分复杂。新三十八师在转变成国家军队以前,是财政部税警总团。在盐税还是国民政府重要财源的时代,这个单位是用来巡逻产盐地区,以防武装走私,因此这部队被称为“财政部长的军队”将领是孙立人中将,毕业自维吉尼亚军校,和黄埔军校没有渊源。新二十二师来自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他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对史迪威怒吼的那位将军。师里的许多军官毫无疑问仍然效忠于杜,因为他们以往都因他的推荐而获得派任或晋升。目前的指挥官是廖耀湘中将,毕业于黄埔第六期,又到过法国的圣西尔军校。新三十师原先是补充兵训练处,师长胡素少将是赫赫有名的黄埔一期生,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战争开打后,直接从中国飞来的两个师也一样,背景及人事都很复杂。

    史迪威将军遵照美国陆军的惯例,在密支那(mitkyina)战役结束不久就解除胡素和旗下两个团长的职务,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回中国。接着他论功行赏,晋升数名野战军官。依据国民党的惯例,这些举动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核准,而蒋介石自己在进行如此重大决定前,也会衡量大众的反应及政治上的可能冲击。就这方面来说,史迪威的指挥权比蒋还要有权威。

    不过,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他只是加以忽略。很少人认为,这位美国大叔的管理风格可以延伸到整个国民党的军队。随便举一例来说,他在整备三百万名士兵时,不可能不会对某些单位特别偏心。他也不可能把用于驻印军的严格筛选标准,施行到三百多个步兵师。一旦达不成这样的标准,他可能和我们一样,必须平衡局势,而不是加以改革,除非他打算像共产党一样,完全去除军队的都市影响力,重新改造军队,让军队的势力完全由乡村来支持,并且改造乡村,一切从头开始。不管是美国人或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这样的计划必须经过详细繁复的“主义”论战后,才得以施行。对单一性及一致性的要求,等于是将共同的分母强施在千千万万名政工人员身上,这些人可能低微到“高贵野蛮人”的地步。走向单纯化的疯狂动力一旦激活,就会没完没了持续下去。在延安发起运动的人士,必须抑制略嫌没教养的言辞与行动,达成心智一致,以维持战事的顺利进行,但他们很少能预期到,这种运动的动力,最后会将他们卷入“文化大革命”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47(号称“索尔登的魔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胞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常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有一次,我置身第一线的步兵连时,刚好碰到敌兵的猛烈炮火轰击。我们四周的树枝纷纷断裂,到处充斥刺鼻的硝酸味。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恨不得沉入地表以下。我一心盼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赶快结束,同时却观察到草地上的蚂蚁照常行动,似乎对更高等生物间的生死搏斗浑然不觉。在一瞬间我也照着做。我平躺在地面上,绝望与焦虑的情绪顿获抒解。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在密支那战役期间,每当下雨的黑漆漆夜晚,日军常派小队人马渗透到我军后方。他们使用三八式步枪,枪口发出“卡碰”的声响。只要后方传来数声枪响,加上前方枪声,让人不免疑心我们完全被包围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的射击纪律无法令人恭维。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我们在步兵第八十九团的战地司令所,位处一个小山丘,离驻扎所在的小机场并不远。数发子弹从我们身旁飞过,小机场的部队于是深信小山丘已被敌军攻陷,他们的战略位置岌岌可危。在暗夜中,枪炮的声音穿过时停时下的雨,只能显示出射击方位,但无法看出距离远近。在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朝我们射击,而前方部队也随之溃散,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这时地表已堆了厚厚的一层泥,散兵坑内积水及踝。为了避免被敌方及我方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从曳光弹掷出的化学物中,部分已开始燃烧,发出尖锐的声音,碎片四处散落,委实可惊。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小山丘的树上布满弹痕。团长的勤务兵在离我数码处中弹身亡。在混乱中,一位从来没有碰过自动武器的无线电报传输员兵,抓着一把四五口径的汤普森(thompson)半自动冲锋枪,射光了满满一子弹夹的子弹,以发泄他的恐惧。子弹往上飞,在上方的防水布穿了几个洞。后来我访问一些人,包括一些作战多年的好手,他们全都说当时确实被吓坏了。不过,他们补充说,不管信不信,那还真是刺激的经验。人一旦幸存,就会浮现解脱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看到史迪威将军不下六七次。有一次山径过于狭窄,我只得踩在一旁的林地,让路给他和部下。我非常想对他说说话,鼓舞这位身为我们总指挥的老战士。他一定很寂寞。虽然他和我们之间存有歧见,但他对这场大战一定心有所感,否则绝不会自在地将国民党的徽章戴在帽子上。我和郑将军看法不同,我认为史迪威经常亲征前线并非意在炫耀,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一定程度的出风头无法避免。身为战地总指挥的他设法以身作则,证明他并非要求下级军官及士兵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没有要求他们超越太多三星将领所能做的事。

    说到炫耀,连朱上尉和我都自觉到自己的爱出风头。身为总司令部的人员,我们偶尔冒险一探无人地带,显然对战事没有太大助益。然而,一旦置身前线,总是有无可满足的冲动,想再多前进几步。我不知其中有多少出于虚荣,又有多少来自补偿心理,前者驱使我们寻求肯定,后者可能失之矫枉过正。但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我们的确真心想提升报告的品质。说难听一些,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求证作战部队的表现与进展,却只是坐在后方,听取部队的简报,一定会引发批评。况且在丛林中,如果打算有所斩获,不可能离无人地带太远。

    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中国军队在瓦鲁班(walawbum)隘口附近折损两辆轻型坦克。我去现场两次,观察被日军烧毁的坦克。我用手指触摸被点四七反坦克炮打穿的洞。弹痕是完整的圆形,内部的表面非常光滑,像是用机器穿凿出来的。铁甲皮上没有粗糙的边缘,也没有突出的铁块。连铁甲都能贯穿的子弹留下恐怖的后果,使我得以从各种角度重新设想战争现场。在漫天火海的景象中,势必夹杂着钢铁高温燃烧后的气味,还有泼洒的汽油所散发出的味道。这样的景象萦回不去,令人不安,无怪乎作战人员称他们的坦克为“铁棺材”后来我两度执行坦克任务,但没有碰到任何反坦克武器。在第一次任务中,日军的机关枪轻轻刮伤坦克,让外漆受损。但四周的草地太厚,我看不清楚事情始末。第二次任务是率领步兵进入腊戍。充当机枪手的我,奉令不放过任何可疑角落,我也照办。我怀疑城里是否还有日军存在,我只看到一只狗飞速奔跑,这只狗十分聪明,冲向我们,但躲到子弹弹道下方。敌军在远距离的炮轰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喜欢在报社的兼差工作,因为有许多琐碎小事无法写进正式的报告中。前线军官从散兵坑出来时气定神闲,好整以暇地刷牙刮胡,即使是军事史家,也会错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的不慌不忙有时令人气恼。有一次我和一位营长走在柏油路面上,他警告我不要踩到地雷,但语调太过漫不经心,几乎是用唱的:“喔喔,你要踩到地雷了!”这时我才发现,就在正前方的路表有数处松动。日军一定匆忙行事,因此重新填过的地面十分明显,即使连地雷的黄色雷管都清晰可见。可以理解的是,这些不是针对人的地雷,而是针对坦克及卡车的地雷。事实上是我的错,我不应该被散落路边的杂物所吸引,因而忽略了前方的危险。但我的同伴曾少校在示警时语气应该可以再加强一些,抑扬顿挫可以再明显一些。我对他说,如果我真的误触地雷,对他也没好处。

    我开坦克进腊戍时,一位坦克班的班长受了轻伤。他回来时,头上已经过急救包扎,血迹斑斑,但是他困窘地不得了。意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让炮塔盖打开得太久,日军以榴弹炮瞄准我们时,他来不及应战。但是他否认在战役中受伤。他极力辩解:“看,我只是稍微刮伤而已。弹壳击中砖墙,打下一些尘土和灰泥,对吧?所以有一大堆烟尘掉到我头上。没有什么好紧张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被弹壳打到呢?我又不是铜墙铁壁,对不对?”士官对战争的风险轻描淡写,对他们扮演的英雄角色不以为意,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喜欢听士兵间的对谈。八莫战役所以旷日耗时,原因之一是我们后方的桥被雨季时的大雨冲垮,坦克因此开不进来。有一天我听到一名卡车司机对另一名司机说:“坦克车有什么用?只要给我一千卢比,我向你保证,我可以开着我的gmc卡车在城里横冲直撞,效果就和装甲车一样。”但他的同伴不为所动:“好啊,老兄,我可以替你保管钱。”

    在缅甸和印度,士兵每个月可以获得十二到二十卢比(三到五美元)的零用钱。大多数人都花在香烟上,但也有人节俭会打算,省下钱来买手表。有一次,我们的前线响起日军坦克战的警报,一名连长推火箭炮上前线。在这紧要关头时,一名武装火箭炮的中士忽而回头,打算向连长的勤务兵买手表,那可是十足的五卢比。交易没有成功,不过我们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勤务兵开价两百五十卢比。

    当然,战争不可能总是如此滑稽。事实上,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我们的死者,如果算得上埋葬的话,只不过在尸身上覆盖一层薄土。雨季时大雨冲刷新挖的墓地,凄凉的光景让路人也觉感伤。大多数的日军尸身横在路旁,无人闻问。我在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反战文章,作者描述他曾躺在死人旁边,看到蛆在尸身上翻滚蠕动,我从没想过自己会亲自经历他的描写。在缅甸战场上,我有非常类似的体验,我还看到蚂蚁从死人身上搬走米粒。

    但战争的不理性并无法说服人。战争让战士过着累人的操练生活,却也带领他们进入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重重机会及神秘中。因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有时是浪漫情史,其徒劳无功宛如诗篇,只能寄之以忧思。在我记忆中,有一幕发生在密支那小机场的情景。在跑道旁不远有一滩水,水中有一个瓶子载浮载沉,只有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滩时,瓶子随着起伏。水滩逐渐扩大到一旁的湿草地上,一旁是张军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国步兵,他们绿色的军服全都湿透,看起来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没有任何遮蔽之处,倾盆大雨无情地下着。这些士兵肩荷卡宾枪,显然在等候出发的命令,全都站着不动,不发一语。我能说什么呢?要我说他们英气勃勃地站着,坚忍不拔,昂然挺立,决心承担战争的重任,忍受恶劣天气的折磨?我再仔细观察,他们的眼圈和无动于衷的表情都让我别有所感。美国人乐天活泼的典型特质哪里去了?下雨会让他们想到家乡吗?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乡?在家乡,如果碰到这样的大雨,他们一定会用报纸盖住头,开始奔跑,大步跳过水滩,大叫大笑。现在,不就是同样的一整班人马气馁沮丧,不知所措,无法面对战争的悲惨与不确定?难道他们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无精打采吗?

    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

    日军投降当天,郑将军和我人在昆明。重庆之旅令我们非常失望,蒋介石曾一再保证,郑在驻印军的努力会得到肯定。我们因此以为,一旦远征军回到中国,郑将军可以获得实质的指挥地位。我们在重庆一再等着他的下个任务。最后命令发布,郑将军再度担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军军长汤恩伯下的副司令长官。汤将军并非出身黄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张将军是,而且还是第一期生,和郑将军一样。张将军和汤将军搭档,已有很长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汤将军带领十三军的时期。也因此,他们根本不需要郑洞国。副司令长官是个多余的职务,没有明确规定的职责。除非司令官指派他执行不痛不痒的杂务,否则他的急于效劳不会被欣赏,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汤将军的将领可能以为,有个外人打算攻进内部。事实上,我们在第三方面军时,或多或少被总司令部人员视为汤将军的宾客。

    郑将军已预知这一切,因此不急着赶到柳州去向汤将军报到。我们改飞到昆明,借口很正大光明,就是视察驻印军的未完军务。实际上,郑将军忙着打麻将,我则和他的妻舅和两名侄女混在一起,他们年龄都和我差不多。

    到了8月,世界局势转变,终于让我们得以付诸行动。苏联参战。美国投掷原子弹,日军投降。街上的报童天天叫号外。对我们而言,最振奋的消息是,中国被占领的地区划分成各个区域,每一区域大小和省差不多,各由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将领来接收。第三方面军奉令接收重要海港上海及国都南京。即使郑将军也觉得兴奋,他说,我们要在两天内飞往柳州。

    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减轻我的行李。在回到国内之前,我曾飞往加尔各答。虽然是为后勤部队军官出差,但我也趁机添购个人用品。我在缅甸前线的几个月之内,存了不少卢比津贴,大公报的稿费又加强了我的购买能力。我预期国内物资短缺,准备了一年份的牙膏、刮胡刀片、刮胡膏和羊毛袜。我还买了一件英国羊毛衣、一件皮夹、两双长靴、一个网球拍、一堆宝蓝色的文具及几副扑克牌。这些私人物品加上额外的制服及内衣,全都装在储物柜中,由开进雷多的军用卡车运送到昆明。就算战争再持续一两年,我的物资需求也可以不虞匮乏。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多余的行李在国内搬运不易,而且如果郑将军无法独立发号施令,我对相关服务设备的吩咐权力也会减弱。我开始担心这件事,意外的是,昭和天皇决定投降,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

    我委托郑将军的勤务兵童中士,拍卖储物柜内的所有物品,连柜子本身也一并卖出。在昆明,这根本不成问题。我所有的物品都很抢手,没有人追问货品如何运进来,或追究一名陆军军官为何会拥有这些物品。不过,我对卖这些东西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即使换成现金也并非我原先财务计划中的一环。在世界政治局势的快速演变之下,个人的财务不过是小事一桩。扣掉佣金后,出售上述东西让我拥有成捆的大额新钞,有些仍然崭新,而且还连号,见证当时通货膨胀的速度有多快。随后在柳州时,我还从第三方面军领了两个月的积欠薪资,回溯自郑将军被任命时。纸钞塞满我的背袋,相当于两三本精装书的厚度。这些钱到底价值多少,我到了上海才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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