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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小说网 www.18xs.com,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露,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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