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小说网 www.18xs.com,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数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机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蜗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筑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我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一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不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但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时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实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事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见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心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认为,这本旧作值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道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的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四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回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物,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的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到“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学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新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有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在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钟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在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向,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你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长,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他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中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人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不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已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是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有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自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的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备。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是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双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时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数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机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蜗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筑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我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一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不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但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的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权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说“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我听得太多了。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