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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无当的话，没什么太严苛的限制，于是又表示了同意。
郭阳说到这里，总算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偷偷松了口气，又与绅士们商量了一会儿细节问题，便宾主尽欢地送他们离开了。
绅士们充满了对明天的向往，离场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三三两两聚成小组，去了城中的酒肆青楼，继续讨论起严肃问题了。
而郭阳在他们离场后，突然大出一身汗，赶紧回屋写报告去了。
东海商社完全占领胶东地区之后，如何对新占领区进行统治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接二连三地虎吃鲸吞，一个地方没站稳脚跟就又多了一块地盘，根本没法对这么广大的区域建立有效统治。新培养出的管理人员，在商社内部都不够用呢，怎么能派遣到外面去？就算派遣出去了，怎么监督他们？胶州内的三个县，除了即墨县由商社自己管理，胶西和高密可都还让商会自治着呢。
这一下子又多了两州七个县，其中莱阳县由于当地士绅开城有功，于是按照先例，由他们建立商会自治了，而掖县和蓬莱县两个州城，由于是战略要地，所以是要由商社亲自管理的。剩下四个县黄县、招远、栖霞、福山，就有些麻烦了，这些地方都位于北边丘陵地带，耕地不多，人口不少，已经被本地世家牢牢把持，传统势力很是强悍，没有顷田制改革的空间。如果强行介入，非得费不少力不可，但若是按照宁海州的例子交给傀儡统治，那么收益又太少不甘心。
于是全体大会撕逼了几个月，终于做出了决定：把这四个县的自治权卖给士绅们。
这其实跟财政部唾弃的包税制差不多，但好一点的是，事情都摆在明面上，士绅们相互制衡，吃相总要比包税制强一些，税收估计也比包税制多一些。
这个制度看起来与之前的商会自治差不多，但是商会自治，自治的只是县城中及县城周边的事务，由他们自行筹款行事，剩下的广大农村的税收，是由商社负责和享用的。新四县的制度则更进了一步，连农村税收也外包了出去。
这样的制度对东海商社自然有利有弊。利处在于几乎不用投入资源，就能收到相当多的税收，弊处就在于收的税没亲自下场收得多……
但是亲自下场耗用的人力太多了。以经营最深的东海市城阳区为例，商务部可以在当地达到户均八石的高收税额，但这是建立在复杂的体制基础上的——税务人员分了三个独立的系统，一个负责勘察各村土地，第二个负责根据前者的数据征收税赋，第三个监察前两者。如此差不多得七八十人才能完成收税工作，而这年头读书识字的人薪水可不好找，雇佣过来一年得五十贯，这几十个公务员就是四千贯——要知道城阳区一年的税收才两万石啊！
即使是如此昂贵的公务员，整个管委会系统也就才几百个，不够用不说，就是真有富裕的，也不如用去海关之类效费比更高的地方。权衡之下，本来就吃不到的鸭子不算飞，如果抛开潜在的损失，只看收益，那还是这个“卖官”方案最高。
而且东海商社的重点还是在于商业，只要能顺畅地收购原材料、雇佣劳动力、出售商品，那么税收自然是可以权衡的。
商社所需要付出的资源，不过是派遣几个法官罢了，正好可以把几个有闲的股东发配过去，省得他们整天找事。也不用每个县都发一个，这些地方才多少人？就没几个案子。司法系统新设了一个登莱巡检法院区，整个登莱六县（莱阳已经被划进了东海军）只派了三个法官，一人在登州蓬莱县留守，两人在各县巡视，足够用了。
只是这么大的自治权会不会引发旧地区的扩权运动……这才几几年？他们才管不了这么多呢！
大而无当的话，没什么太严苛的限制，于是又表示了同意。
郭阳说到这里，总算完成了今天的任务，偷偷松了口气，又与绅士们商量了一会儿细节问题，便宾主尽欢地送他们离开了。
绅士们充满了对明天的向往，离场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三三两两聚成小组，去了城中的酒肆青楼，继续讨论起严肃问题了。
而郭阳在他们离场后，突然大出一身汗，赶紧回屋写报告去了。
东海商社完全占领胶东地区之后，如何对新占领区进行统治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接二连三地虎吃鲸吞，一个地方没站稳脚跟就又多了一块地盘，根本没法对这么广大的区域建立有效统治。新培养出的管理人员，在商社内部都不够用呢，怎么能派遣到外面去？就算派遣出去了，怎么监督他们？胶州内的三个县，除了即墨县由商社自己管理，胶西和高密可都还让商会自治着呢。
这一下子又多了两州七个县，其中莱阳县由于当地士绅开城有功，于是按照先例，由他们建立商会自治了，而掖县和蓬莱县两个州城，由于是战略要地，所以是要由商社亲自管理的。剩下四个县黄县、招远、栖霞、福山，就有些麻烦了，这些地方都位于北边丘陵地带，耕地不多，人口不少，已经被本地世家牢牢把持，传统势力很是强悍，没有顷田制改革的空间。如果强行介入，非得费不少力不可，但若是按照宁海州的例子交给傀儡统治，那么收益又太少不甘心。
于是全体大会撕逼了几个月，终于做出了决定：把这四个县的自治权卖给士绅们。
这其实跟财政部唾弃的包税制差不多，但好一点的是，事情都摆在明面上，士绅们相互制衡，吃相总要比包税制强一些，税收估计也比包税制多一些。
这个制度看起来与之前的商会自治差不多，但是商会自治，自治的只是县城中及县城周边的事务，由他们自行筹款行事，剩下的广大农村的税收，是由商社负责和享用的。新四县的制度则更进了一步，连农村税收也外包了出去。
这样的制度对东海商社自然有利有弊。利处在于几乎不用投入资源，就能收到相当多的税收，弊处就在于收的税没亲自下场收得多……
但是亲自下场耗用的人力太多了。以经营最深的东海市城阳区为例，商务部可以在当地达到户均八石的高收税额，但这是建立在复杂的体制基础上的——税务人员分了三个独立的系统，一个负责勘察各村土地，第二个负责根据前者的数据征收税赋，第三个监察前两者。如此差不多得七八十人才能完成收税工作，而这年头读书识字的人薪水可不好找，雇佣过来一年得五十贯，这几十个公务员就是四千贯——要知道城阳区一年的税收才两万石啊！
即使是如此昂贵的公务员，整个管委会系统也就才几百个，不够用不说，就是真有富裕的，也不如用去海关之类效费比更高的地方。权衡之下，本来就吃不到的鸭子不算飞，如果抛开潜在的损失，只看收益，那还是这个“卖官”方案最高。
而且东海商社的重点还是在于商业，只要能顺畅地收购原材料、雇佣劳动力、出售商品，那么税收自然是可以权衡的。
商社所需要付出的资源，不过是派遣几个法官罢了，正好可以把几个有闲的股东发配过去，省得他们整天找事。也不用每个县都发一个，这些地方才多少人？就没几个案子。司法系统新设了一个登莱巡检法院区，整个登莱六县（莱阳已经被划进了东海军）只派了三个法官，一人在登州蓬莱县留守，两人在各县巡视，足够用了。
只是这么大的自治权会不会引发旧地区的扩权运动……这才几几年？他们才管不了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