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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神话叙事并非从基督教开始，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相遇的过程中，却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叙事元素，甚至逐渐取而代之。其中的思想-文化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神话是远古初民的故事。而“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建构意义”的基本形式。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后来便成为“传统”和“经典”，不断被确认的讲述方法后来便成为思想的“范式”。进而言之，“故事”也就成为一定群体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说到底，这是从经验建构意义，也是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不同的族群、传统、信仰一旦被编织在一套“文化故事”当中，这些故事便显示出“创始神话”的功能。
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的“创始神话”，本来的价值就并不在于真实：“神话并不是要描述真实，……神话所寻求的是改变真实），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意义。”这样，更重要的往往并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叙事”而编织起自己的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
因此就基督教与欧洲原有神话系统的关系而言，基督教并非“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被认为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欧洲原有的三种神话传统，正是其所“寄生”之处。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入这一研究，则可能由于阅读背景及话语方式的不同，使相应的问题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即：通过对神话意象的延伸性分析，探究西方文化范式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神话语境的进一步还原，触及西方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在一种“异质”的语境中辨析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既是展开上述思路的最佳切入点，也会对我们认识自身的传统有所启发。而关于母题、媒介和类型的考察，当是三种具体的进路。
（一）“母题”分析
基督教语境对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的影响和重构，自中世纪起就有相当典型的例证。比如从凯尔特神话之亚瑟王故事中引申出的“圣杯”传奇，本来与基督教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在欧洲中世纪逐渐被演绎为圣杯中盛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像耶稣一样品行端正的骑士才能找到圣杯等等。乃至在《圣经》的记载中埋葬耶稣的财主约瑟（太27：57-60），也进入了“圣杯”的文本；而因为与圭尼维尔发生私情，亚瑟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兰斯洛特却在“圣杯”传奇中被高文、帕齐法尔等取代。此外，《特利斯丹和绮瑟》以及其他骑士叙事诗、抒情诗甚至民谣，也都被赋予了明显的基督教意味。骑士的理想、爱情、道德成为最普遍的主题，因而作为基督徒的骑士，最根本的原型已经不是古老的“异教”英雄，却是欧洲化了的基督教圣徒。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梳理上述线索，最终并不是要为之找到“圣杯”所传达的文学意义，而是以“他者”的眼光穿透已经定型的符号系统，在“圣杯”母题的多重来源以及后世学界的多重解释之基础上，揭示这一符号系统自身的构成和由来。借此，则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叙述所可能分享的基本结构，或许也会得到相应的凸显和启发。
于是可以发现：基督教对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吸纳和重述，一方面当然印证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神话的自身传统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基督教的叙述体系，甚至改变它的构成方式。换言之，后世的西方文学在接纳基督教观念的同时，也以世俗经验规范着基督教的叙述方式，使基督教本身也打上某种世俗文化的烙印。从而这一过程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这一点，当成为论说“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原点。
同时，通过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往往经历了一个由“神秘”到“神圣”的发展过程，却未必会有本来的确切意义和确切指称。不断的改写和重述，实际上为这些神话元素提供了不同的意义结构，而这些意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则往往显示为“文学母题”的不断延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至少可以通向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具体的“隐喻”、合成的“象征”到整体的“神话”，解析基督教改造和重释欧洲神话系统的符号线索。第二，从“神话”的系统、“象征”的结构到“隐喻”的生成，追索基督教观念日益融入欧洲人总体文学想象和文化方式的诠释过程。
在西方学者关于文学原型和文化源流的研究中，这恰好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互动：其一较多强调神话思维对一定族群和传统的启发性甚至规定性；其二则侧重神话叙述在后世的不断“重现”、“移位”或者“变形”，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重新描述“共时性”的意义模式。
（二）“媒介”分析
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所谓的民族俗语（本土语言），都是与基督教早期教会所使用的语言相对而言。当时的欧洲西部教会主要用拉丁语，东部教会主要用希腊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者正是按照各自的语言被分别称为拉丁教父或希腊教父。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在中世纪开始之际，欧洲原本相对稳定的语言格局很快便被冲垮了。据统计：当时以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都不足欧洲人口的15%。因此在长期的战乱、迁徙和族群重组的过程中，欧洲各民族俗语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而基督教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权力，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民族俗语真正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写作和布道。
中世纪... -->>
欧洲的神话叙事并非从基督教开始，而基督教在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相遇的过程中，却逐渐使之成为自己的叙事元素，甚至逐渐取而代之。其中的思想-文化意味已经远远超出了神话本身。
神话是远古初民的故事。而“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建构意义”的基本形式。不断被讲述的故事后来便成为“传统”和“经典”，不断被确认的讲述方法后来便成为思想的“范式”。进而言之，“故事”也就成为一定群体及其价值的合法性依据。说到底，这是从经验建构意义，也是将形式和秩序赋予经验。不同的族群、传统、信仰一旦被编织在一套“文化故事”当中，这些故事便显示出“创始神话”的功能。
通过“故事”建构“意义”的“创始神话”，本来的价值就并不在于真实：“神话并不是要描述真实，……神话所寻求的是改变真实），从而为个人和社会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意义。”这样，更重要的往往并不是“讲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基本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叙事”而编织起自己的语言结构和符号系统。
因此就基督教与欧洲原有神话系统的关系而言，基督教并非“自足的、与其所参与的文化相互隔绝的文化生产”，而被认为是一种“寄生性的文化生产”。欧洲原有的三种神话传统，正是其所“寄生”之处。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进入这一研究，则可能由于阅读背景及话语方式的不同，使相应的问题意识显得更加突出。即：通过对神话意象的延伸性分析，探究西方文化范式的演化过程；通过对神话语境的进一步还原，触及西方符号系统的深层结构。在一种“异质”的语境中辨析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既是展开上述思路的最佳切入点，也会对我们认识自身的传统有所启发。而关于母题、媒介和类型的考察，当是三种具体的进路。
（一）“母题”分析
基督教语境对于古希腊、凯尔特和斯堪的纳维亚三大古代神话系统的影响和重构，自中世纪起就有相当典型的例证。比如从凯尔特神话之亚瑟王故事中引申出的“圣杯”传奇，本来与基督教并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在欧洲中世纪逐渐被演绎为圣杯中盛着耶稣的宝血、只有像耶稣一样品行端正的骑士才能找到圣杯等等。乃至在《圣经》的记载中埋葬耶稣的财主约瑟（太27：57-60），也进入了“圣杯”的文本；而因为与圭尼维尔发生私情，亚瑟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兰斯洛特却在“圣杯”传奇中被高文、帕齐法尔等取代。此外，《特利斯丹和绮瑟》以及其他骑士叙事诗、抒情诗甚至民谣，也都被赋予了明显的基督教意味。骑士的理想、爱情、道德成为最普遍的主题，因而作为基督徒的骑士，最根本的原型已经不是古老的“异教”英雄，却是欧洲化了的基督教圣徒。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梳理上述线索，最终并不是要为之找到“圣杯”所传达的文学意义，而是以“他者”的眼光穿透已经定型的符号系统，在“圣杯”母题的多重来源以及后世学界的多重解释之基础上，揭示这一符号系统自身的构成和由来。借此，则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叙述所可能分享的基本结构，或许也会得到相应的凸显和启发。
于是可以发现：基督教对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吸纳和重述，一方面当然印证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根本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欧洲神话的自身传统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基督教的叙述体系，甚至改变它的构成方式。换言之，后世的西方文学在接纳基督教观念的同时，也以世俗经验规范着基督教的叙述方式，使基督教本身也打上某种世俗文化的烙印。从而这一过程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这一点，当成为论说“西方文化”或“基督教文化”的原点。
同时，通过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欧洲原有的神话元素往往经历了一个由“神秘”到“神圣”的发展过程，却未必会有本来的确切意义和确切指称。不断的改写和重述，实际上为这些神话元素提供了不同的意义结构，而这些意义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整合，则往往显示为“文学母题”的不断延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基督教对欧洲三大神话系统的影响和诠释”至少可以通向两个方面的考察：第一，从具体的“隐喻”、合成的“象征”到整体的“神话”，解析基督教改造和重释欧洲神话系统的符号线索。第二，从“神话”的系统、“象征”的结构到“隐喻”的生成，追索基督教观念日益融入欧洲人总体文学想象和文化方式的诠释过程。
在西方学者关于文学原型和文化源流的研究中，这恰好是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互动：其一较多强调神话思维对一定族群和传统的启发性甚至规定性；其二则侧重神话叙述在后世的不断“重现”、“移位”或者“变形”，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重新描述“共时性”的意义模式。
（二）“媒介”分析
中世纪欧洲文学史上所谓的民族俗语（本土语言），都是与基督教早期教会所使用的语言相对而言。当时的欧洲西部教会主要用拉丁语，东部教会主要用希腊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者正是按照各自的语言被分别称为拉丁教父或希腊教父。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在中世纪开始之际，欧洲原本相对稳定的语言格局很快便被冲垮了。据统计：当时以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都不足欧洲人口的15%。因此在长期的战乱、迁徙和族群重组的过程中，欧洲各民族俗语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而基督教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权力，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民族俗语真正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写作和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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