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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有1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
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慕尼黑签订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实际上是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要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1938年底和1939年1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1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
但是，英国慑于日本的威势，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动，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1939年2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3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5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9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1939年至1940年，卫立煌指挥的第三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开始将重心放到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日军在华北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分割、蚕食根据地，不时地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疯狂“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有1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
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慕尼黑签订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实际上是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要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1938年底和1939年1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1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
但是，英国慑于日本的威势，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动，日、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内容相同的声明。主要内容如下：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军队正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斗行为之现实事态，且认识在此状态继续存在情况下，在华日军为确保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并有必要排除防碍日军或有利于其敌人之一切行为及原因。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1939年2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3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5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9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1939年至1940年，卫立煌指挥的第三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开始将重心放到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日军在华北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分割、蚕食根据地，不时地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疯狂“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