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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儿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郭侍郎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鲤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
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儿来头。
原来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儿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儿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生光。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了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蕃,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
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儿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倒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秀才这点儿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铆足了劲儿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儿!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疏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疏,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疏国政,皇帝不理,上疏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赓忍无可忍,上疏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终于走光了。
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机密信件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王锡爵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答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拉倒。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理成章,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在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儿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郭侍郎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鲤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
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儿来头。
原来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儿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儿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生光。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了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蕃,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
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儿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倒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秀才这点儿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铆足了劲儿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儿!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疏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疏,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疏国政,皇帝不理,上疏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赓忍无可忍,上疏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终于走光了。
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机密信件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王锡爵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答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拉倒。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理成章,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在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