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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之冲突、竞争、合作等形式之变化，可以用一个图表来予以说明。以马六甲马来王国为起点，16世纪王国统治时期，族群分开居住，种族关系是和谐的。在马六甲，印度人、华人、阿拉伯人、爪哇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域。他们共同生存，出于经济原因也经常发生相互接触。他们是商业伙伴。但是，在某些场合，也有少数群体，试图同化其他族群如华人社群（这些人现在被称做峇峇）的个体，以使之融入主流文化（马来文化）之中。
17世纪，西方势力在这个国家推行殖民化，族群开始分道扬镳。先是葡萄牙人，后是荷兰人，但对国家的社会关系似乎并未构成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看起来也不怎么密切。当英国人把这个国家变成殖民地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们先于1786年占领槟城，继于1819年占领新加坡，最后又于1824年占领马六甲。1874年，他们开始干预诸马来邦事务。当英国人开始实施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他们鼓励外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劳工进入这个国家。从那时起直到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各式各样族群的出现，马来西亚开始变得更加五颜六色。这些族群在文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居住地域等方面彼此都是隔绝的。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了一个以种族社会疏远为特征的多元社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两种关系类型。其一是族群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反对日本人方面的合作。各族群通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走到了一起。其二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尤其是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这是由于据说日本人倾向马来人而反对华人的行为造成的。日本军队刚刚投降，马来亚**便立即攫取了统治机会。那时，民族关系的确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马来亚**，其多数成员都是华人，以恐怖手段向马来人复仇。英国人重返马来亚后，尤其针对共党恐怖主义者，努力使人民团结起来。为此，成立了族群关系委员会。
紧急状态期间，民族关系有所改善，各族群开始在一起工作。
合作的基础是与共党恐怖主义者作斗争。直至独立，各族群在政党范畴（联盟）内一直保持着合作。在另一层面，各族群为实现独立而进行的合作，在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与PusatTenaga Rakyat( PUTERA)的合作中也得到了反映。
独立前后，二者有过密切的合作。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消灭马来西亚”( Ganyang ysia)口号下抛出了对抗政策。
外部威胁更加强化了国内的团结。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起草和制定了有关种族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如《反煽动法令》和《国民教育政策》。不过，也不能否认，尽管上述时期在国家层面上保持着合作，但是，地方上的冲突还是时有发生。比如1956年槟城迎庆获得城市资格、1960年在Pulau Pangkor、1966年在Bukit Mer-tajam以及1967年再度在槟城由货币贬值而引发者。马来西亚种族关系史上的一个污点是1969年5月13日事件。这是国家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它促使政府努力实现国家一体化，并进而寻求整合。各种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亦随之应运而生。平衡经济地位，密切种族关系的努力，尤其是5月13日事件后，产生了结果。在这个噩梦般的事件之后，政府制定了国家原则(Rukun Negara)来规范道德责任，以便今后不会再有类似不幸事件之发生。尽管如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的千年纪之初，仍面临着团结问题。分歧仍旧存在于各族群之间，如果得不到有效对待，仍会严重影响取得并保障团结的努力。对此，所有党派都必须有所作为。
四、国民整合的障碍较早时候解释过的多元社会这一概念，描述了存在于人口之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居住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能够导致分解。
国民整合对于发展而言或许是重要的，亦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却不易取得。总的看，有三个重要方面对国民整合起着消极作用，它们与社会的价值和态度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是种族偏见、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和种族优越论。
第一，种族偏见。这是一种对他群体所抱有的基于普遍一般概念（固执观念）而缺乏具体实证的态度。偏见是一种未获充分证据就做判断的行为。由此而引发的国家问题是：它通常对其他种族抱有一种“坏的期许”。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尽管有关其他群体的积极的新信息会出现，但是现存偏见却顽固不化。
第二，种族主义。这是一种对自我族群所持有的偏向态度。在马来西亚，这种现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是非常明显的，以此，一个族群往往对自己群体内部的人表现出偏爱。这种群体行为，在相异族源群体的个体之间，很容易导致关系紧张或社会鸿沟。
第三，种族优越论。这是指相信自己的文化优越于他人文化的一种信念。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凡是与己不同的他文化的任何一种要素或表现都被认为是错的、坏的、甚至是危险的。
种族偏见、种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均属于“内在情感”，它们针对其他群体会产生出偏颇或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是歧视，其存在，如在马来西亚，或许是一种事实，或许只是某个（意识到歧视的）群体的错误观念或误解，因为他们感觉到被牺牲了，被排斥了，或被忽视了。
五、阻碍国家整合的原因在马来西亚，作为实现国民整合之障碍的种族偏见、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是由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物质的因素引起并强化的。这些内在关联而又相互强化的要素，则是由下例诸种情况导致的。 第一，对其他族群的无知。这意味着对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及其所面临问题缺乏理解，或理解有限。其结果是对其他种族缺乏欣赏和尊重。“理解即是爱。”之所以忽视其他种族，通常都是由阻碍社会接触的物质隔离如不同地域或乡村—都市分隔所造成的。这对那些很少通过类如正规教育而暴露在其他文化面前的族群而言更是如此。
第二，局限于族群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一个族群成员之间的社会化过程不可能使之更大范围地暴露在其他文化要素面前。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儿童养育方式，尤其是在家庭范围内。家庭通常更强调伦理价值，至于共同的学校价值，不一定要在这里养成。
第三，族群政治。尽管国家的执政党是由各成员党构成的，但是，普遍的种族政治仍旧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例如，反对党继续明确地表达着只是某个族群的情感和要求。这很容易引起并强化种族情绪。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为国阵是最有意义和最实际的，因为他联合了各式各样的政党，尽管他们每一个还仍旧是族基党。
第四，社会一经济差异。长期与殖民主义历史而今天又与结构要素相关联的，国家中许多族群间的社会一经济差异，的确成了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他们感觉到被剥夺了享有国家财富的机会。旨在消除社会一经济鸿沟的项目的实施，也未能令某些群体高兴起来，反而使他们变得嫉妒、多疑、恐惧，并感觉被忽视。
第五，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当然容易引起偏见、种族歧视、种族优越感，而所有这些又都会对国民整合构成威胁。不同文化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类型以及不同的问题，最终会导致冲突发生。这些差异常常会在所有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中显示出来。一些文化的支持者变得极端，故意展示其文化标志。
第六，种族隔离或物质分离。物质隔离的确产生物质接触困难，导致族群间的相互不了解，尤其是居住在不同地区者。例如沙巴和砂拉越的那些部落，让他们之间互动的机会是有限的，而与半岛马来西亚人民的接触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了“我们不喜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的情景。“眼不见，心不烦。”如此这般的物质分离自然容易滋长偏见、孤芳自赏、种族优越。
关系之冲突、竞争、合作等形式之变化，可以用一个图表来予以说明。以马六甲马来王国为起点，16世纪王国统治时期，族群分开居住，种族关系是和谐的。在马六甲，印度人、华人、阿拉伯人、爪哇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域。他们共同生存，出于经济原因也经常发生相互接触。他们是商业伙伴。但是，在某些场合，也有少数群体，试图同化其他族群如华人社群（这些人现在被称做峇峇）的个体，以使之融入主流文化（马来文化）之中。
17世纪，西方势力在这个国家推行殖民化，族群开始分道扬镳。先是葡萄牙人，后是荷兰人，但对国家的社会关系似乎并未构成严重影响。民族关系看起来也不怎么密切。当英国人把这个国家变成殖民地的时候，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他们先于1786年占领槟城，继于1819年占领新加坡，最后又于1824年占领马六甲。1874年，他们开始干预诸马来邦事务。当英国人开始实施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他们鼓励外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劳工进入这个国家。从那时起直到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各式各样族群的出现，马来西亚开始变得更加五颜六色。这些族群在文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居住地域等方面彼此都是隔绝的。英国人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了一个以种族社会疏远为特征的多元社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两种关系类型。其一是族群间的合作，尤其是在反对日本人方面的合作。各族群通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走到了一起。其二也存在某种紧张关系，尤其是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这是由于据说日本人倾向马来人而反对华人的行为造成的。日本军队刚刚投降，马来亚**便立即攫取了统治机会。那时，民族关系的确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马来亚**，其多数成员都是华人，以恐怖手段向马来人复仇。英国人重返马来亚后，尤其针对共党恐怖主义者，努力使人民团结起来。为此，成立了族群关系委员会。
紧急状态期间，民族关系有所改善，各族群开始在一起工作。
合作的基础是与共党恐怖主义者作斗争。直至独立，各族群在政党范畴（联盟）内一直保持着合作。在另一层面，各族群为实现独立而进行的合作，在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与PusatTenaga Rakyat( PUTERA)的合作中也得到了反映。
独立前后，二者有过密切的合作。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消灭马来西亚”( Ganyang ysia)口号下抛出了对抗政策。
外部威胁更加强化了国内的团结。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起草和制定了有关种族一体化的立法和政策，如《反煽动法令》和《国民教育政策》。不过，也不能否认，尽管上述时期在国家层面上保持着合作，但是，地方上的冲突还是时有发生。比如1956年槟城迎庆获得城市资格、1960年在Pulau Pangkor、1966年在Bukit Mer-tajam以及1967年再度在槟城由货币贬值而引发者。马来西亚种族关系史上的一个污点是1969年5月13日事件。这是国家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事件。它促使政府努力实现国家一体化，并进而寻求整合。各种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亦随之应运而生。平衡经济地位，密切种族关系的努力，尤其是5月13日事件后，产生了结果。在这个噩梦般的事件之后，政府制定了国家原则(Rukun Negara)来规范道德责任，以便今后不会再有类似不幸事件之发生。尽管如此，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的千年纪之初，仍面临着团结问题。分歧仍旧存在于各族群之间，如果得不到有效对待，仍会严重影响取得并保障团结的努力。对此，所有党派都必须有所作为。
四、国民整合的障碍较早时候解释过的多元社会这一概念，描述了存在于人口之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居住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能够导致分解。
国民整合对于发展而言或许是重要的，亦是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但是，却不易取得。总的看，有三个重要方面对国民整合起着消极作用，它们与社会的价值和态度问题密切相关，这就是种族偏见、种族主义（族群主义）和种族优越论。
第一，种族偏见。这是一种对他群体所抱有的基于普遍一般概念（固执观念）而缺乏具体实证的态度。偏见是一种未获充分证据就做判断的行为。由此而引发的国家问题是：它通常对其他种族抱有一种“坏的期许”。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尽管有关其他群体的积极的新信息会出现，但是现存偏见却顽固不化。
第二，种族主义。这是一种对自我族群所持有的偏向态度。在马来西亚，这种现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是非常明显的，以此，一个族群往往对自己群体内部的人表现出偏爱。这种群体行为，在相异族源群体的个体之间，很容易导致关系紧张或社会鸿沟。
第三，种族优越论。这是指相信自己的文化优越于他人文化的一种信念。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凡是与己不同的他文化的任何一种要素或表现都被认为是错的、坏的、甚至是危险的。
种族偏见、种族主义、种族优越论均属于“内在情感”，它们针对其他群体会产生出偏颇或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是歧视，其存在，如在马来西亚，或许是一种事实，或许只是某个（意识到歧视的）群体的错误观念或误解，因为他们感觉到被牺牲了，被排斥了，或被忽视了。
五、阻碍国家整合的原因在马来西亚，作为实现国民整合之障碍的种族偏见、种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是由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物质的因素引起并强化的。这些内在关联而又相互强化的要素，则是由下例诸种情况导致的。 第一，对其他族群的无知。这意味着对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及其所面临问题缺乏理解，或理解有限。其结果是对其他种族缺乏欣赏和尊重。“理解即是爱。”之所以忽视其他种族，通常都是由阻碍社会接触的物质隔离如不同地域或乡村—都市分隔所造成的。这对那些很少通过类如正规教育而暴露在其他文化面前的族群而言更是如此。
第二，局限于族群内部的社会化过程。一个族群成员之间的社会化过程不可能使之更大范围地暴露在其他文化要素面前。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儿童养育方式，尤其是在家庭范围内。家庭通常更强调伦理价值，至于共同的学校价值，不一定要在这里养成。
第三，族群政治。尽管国家的执政党是由各成员党构成的，但是，普遍的种族政治仍旧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例如，反对党继续明确地表达着只是某个族群的情感和要求。这很容易引起并强化种族情绪。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为国阵是最有意义和最实际的，因为他联合了各式各样的政党，尽管他们每一个还仍旧是族基党。
第四，社会一经济差异。长期与殖民主义历史而今天又与结构要素相关联的，国家中许多族群间的社会一经济差异，的确成了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他们感觉到被剥夺了享有国家财富的机会。旨在消除社会一经济鸿沟的项目的实施，也未能令某些群体高兴起来，反而使他们变得嫉妒、多疑、恐惧，并感觉被忽视。
第五，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当然容易引起偏见、种族歧视、种族优越感，而所有这些又都会对国民整合构成威胁。不同文化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类型以及不同的问题，最终会导致冲突发生。这些差异常常会在所有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中显示出来。一些文化的支持者变得极端，故意展示其文化标志。
第六，种族隔离或物质分离。物质隔离的确产生物质接触困难，导致族群间的相互不了解，尤其是居住在不同地区者。例如沙巴和砂拉越的那些部落，让他们之间互动的机会是有限的，而与半岛马来西亚人民的接触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碰到了“我们不喜欢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的情景。“眼不见，心不烦。”如此这般的物质分离自然容易滋长偏见、孤芳自赏、种族优越。